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整合实现的社会条件

文化整合的实质是克服传统文化体系、形态、消极成分的负面影响，最大限度地释放其正面资源，需要外部社会条件来支撑。“文化并不孤悬于整个社会系统之外，而是会渗透到组成社会的各要素之中。文化虽然不能最终决定社会的发展，但却通过并依托于一定的体制和结构来作用于政治、经济，从而极大地影响着社会发展的进程。”^[26]因此，整合传统文化资源，不仅要考虑文化自身的整合过程，还要结合这种整合得以实现的外部社会经济、政治条件。从更广阔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上，把这一问题延伸到经济、政治领域，目的是从经济、政治的文化重构入手，探讨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的经济、政治等社会条件。

（一）文化整合实现的社会条件之一：以市场机制整合日常生活

发掘传统文化中有益于推进中国现代化的文化资源，必须从经济领域深层入手，重新塑造支撑传统文化的日常生活结构。因为，发掘传统文化的有益文化因素，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首先面临的问题是传统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结构，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运行机制对这些因素发挥积极作用的制约。传统社会在宋明以后由盛转衰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当时社会上层君主集权政治经济专制体制，朝野上下积旧体、累旧习而成的官僚权力结构，以及下层社会宗法家族日常生活结构及其群体性排外机制，日甚一日地压抑和钳制社会活力特别是文化活性因素，惰性力不断扩张，传统爱国主义受到压抑，呈现出浓烈的悲剧性而趋于泯灭。前面提到，辛亥革命以后，王权专制消失，儒学大传统解体。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明令不准祀孔。此后，广东、江苏、湖南、四川等地学校纷纷废除了尊孔读经，停止祀孔，把“大成至圣先师孔子”逐出了学校^[27]。但恰在同一年，窃夺辛亥革命果实的袁世凯北洋政府又通令尊孔读经。与此呼应，各地纷纷成立“孔教会”“经学会”“读经会”等尊孔复古组织，并请愿北洋政府当“以孔教为国教”“编入宪法”^[28]。原因在于，虽然儒学主导地位丧失，但支撑它的社会条件还存在。上至高官，下至黎民，只要是中国人，都离不开民族特有的日常生活结构及与此有关的行为文化。这种行为文化更加“本土”，是长期历史发展积淀而成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维模式、价值系统、知识结构和行为规范等。因此，推进国家现代化，必须“换掉”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旧东西，但这要比换服装艰难得多。

历史表明，社会日常生活结构及其机制、人文传统、人文环境，都可以善加培育、可以重新塑造和改进。因此，抑制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发挥其优秀成分的积极作用，不能仅仅局限于对其积极与消极因素的分辨与区别上，更根本的还在于依据我国的具体国情，进一步培育、塑造、优化社会日常生活结构，通过改进结构形成良性运行的机制与功能。这是发掘传统文化有益文化因素，为推进国家现代化提供精神文化资源的重要前提。从社会生活深层变动着眼，培育、塑造、优化社会日常生活结构，最根本的是要坚持以市场机制整合、优化社会生活结构。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对社会生活结构的整合作用是客观必然的，但又是必须加以规范的。推动以市场机制整合社会生活结构，就是要发挥市场经济的正面效应，以市场经济改造传统农耕经济，以市场经济包含的竞争、平等、效率和创新等价值取向影响和引导现实生活，打破其旧有格局和运行轨迹，从根本上清除落后思维方式和行为文化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而其与市场经济相契合的思想要素再现生机与活力的局面。

历史上，以市场机制整合社会生活，是欧洲崛起的根本原因。鸦片战争以来，与传统王朝天下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同步，中国传统经济发生了根本转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国也开始从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商文明”全面转型。这一转型史无前例，难度巨大。这就要求充分发挥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使其在国家工商业、高科技领域高效调节资源互动与流向。从社会生活层面看，这是一个以市场原则为主导的社会实践与生活方式、历史习惯互动、更新的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必须警惕传统日常生活对市场机制的反蚀。宋明两代商品经济规模很大，民国时期市场经济也很发达，但都在宗法家族势力介入权力运作而形成的社会管理方式下，造成了资源配置极不平衡，最终影响了国家的发展进程。

因此，市场经济发达并不意味着现代化就会水到渠成，民族复兴就会自然而然地实现。现代化成功的深层机制和关键，并不在于市场经济的规模，而在于市场机制能否真正突破传统社会生活结构或隐或显地凌驾于权力运作之上的局面。这就要求以市场机制整合传统社会生活结构，而不是反过来，任由后者反蚀前者。必须考虑以推进市场经济的办法培养“非农产业”的“内生力”，加大变革农耕经济的力度，打破“三农一体”的乡土社会结构^[29]，动摇日常生活文化惰性存在的社会根基，改变传统日常生活的文化逻辑，使其中有活力的成分得以激活、转型，实现中华文化现代化，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为实现现代化进程整合有效的文化资源。

（二）文化整合实现的社会条件之二：权利与义务形成有机联结

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观、安全与发展观等的形成，新的国家形态的诞生，并不表明与传统文化的彻底断裂。而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调控“家国关系”。中国现代文明的成功建构，回避不了大众对“家园”的眷顾。“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30]“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31]“家”作为传统中国人的精神和心理归宿，囊括了他们“思想、道德和情感的全部视野”，既是“一个伦理观念，也是一个政治概念”^[32]。因此，发掘传统文化有益于推进国家现代化的文化资源，必须通过一系列现代政治实践，重塑和优化传统家国关系，建构权利与义务相平衡的新型家国共同体，从根本上改变传统中国“家”与“国”的分割状态，使老百姓的家与作为中华民族生命共同体的国家、祖国内在地结合成一体。这既是从传统家国同构的历史实际出发，又是对它的超越与扬弃——以一系列民主政治建设达成人民对于国家的权利与义务之平衡，从理论逻辑与社会现实两方面同时打通家与国之间的内在联结，从而使中华民族精神、爱国主义精神、人生价值观等真正建立在现代社会民主政治的坚实基地上。

如前所述，打通家与国之间的内在联结，首先要克服前述传统中国政治框架遗留下来老百姓的“家”与“国家”，“保家”与“卫国”之间的“逻辑—利益鸿沟”，克服传统国家观、传统爱国主义的逻辑悖谬。在传统中国，只是那些有能力主导社会上层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运作的人物——帝王将相们，才能分享专制社会的社会特权与既得利益。因而，在老百姓的潜意识里认为，忠君爱国只能是当政者天经地义的义务，而自己则与之无关。“人民不管谁来做皇帝，只要纳了粮，便算是尽了人民的责任。政府只要人民纳粮，便不去理会他别的事，其余都是听任人民自生自灭。”^[33]由于这个世界对民主是陌生而冷漠的，所以一些人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老百姓也无动于衷，胜利了也不激动，失败了也不悲恸。这是小农意识对传统国家政治生活的本能回应。因此，在传统社会，人民的权利与义务是割裂的，他们为国家尽义务是不情愿的。今天，我们的国家意识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必须注意解决这个问题。要通过发扬民主，克服以往社会中人民权利与义务的割裂状态，维护和实现本应属于人民的权利，使之达成与人民义务的内在平衡与统一。只有这样，才能唤起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激发他们把自己的人生价值与国家、民族大义关联在一起，从而不断增强投身于建设国家、复兴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建立和完善民主制度，则是权利和义务达到最佳平衡并实现内在统一的必然选择。

历史发展到今天，传统家国关系架构以及家与国本身的内涵和属性，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如何以国家的形式重构“家”的现实设置，把人民对家的眷顾、对民族家园的关注、对祖国的热爱连通起来，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要从社会基层做起，扬弃传统中国“移孝作忠”的办法，摒弃靠“纲常名教”儒化控制的旧途，而通过完善基层民主，维护和实现基层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来重构民间日常生活的“意义谱系”，影响和再造小传统文化，从而把大众家之眷顾提炼、升华到民族和国家层面，以此再育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真正弘扬中国悠久而博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另一方面要从国家政治生活层面，从公民权利与义务平衡视角推动国民确立公民意识。保障权利是国家的功用，一旦人民的权利失去保障，国家便丧失了它的功用，人民对国家的义务即告终结，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就无从谈起。必须确立公仆意识、公共权威意识、法治意识、人民当家做主意识、公共伦理意识^[34]。与此同时，还要在全体公民中倡导公民合法权益的观念、理性政治参与观念、公民道德观念、现代国家观念、爱国主义观念等。对每一个公民而言，这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心理需要，是个体价值依靠国家共同体才能获得的不可更改的历史命运^[35]。由此，才能确立起公民对国家的忠诚、责任和义务等观念，才有与国家同荣共辱，同呼吸共命运的自觉性，才会关注国家的发展，并以实际行动推进国家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