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文明古国文化何往

王：中国已经进入了大国崛起的现代化进程。一般来说，“现代化”有两个阶段。第一次“现代化”，它的指标是人均GDP1000美元，要求基本实现小康水平，中国已经基本完成。第二次现代化是人均GDP3000美元以上，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是其表征。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到2010年，按国际汇率计算，中国的人均GDP已达到4283美元。随着中国的崛起，西方对中国的看法也日益尖锐，从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遭受西方偏见的攻击就可见一斑。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明史研究中有个很大的缺憾，那就是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包括五帝和夏、商、西周在内的两千多年未建立年代学标尺。从西汉的刘歆开始，历代学者就想尽各种办法推定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年代，但两千多年过去了始终未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在学界对《史记》中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疑古”的背景下，人们只能依靠《三字经》模糊的记载远看中国史前史：“夏有禹，商有汤，周文武，称三王。夏传子，家天下，四百载，迁夏社。汤伐夏，国号商，六百载，至纣亡。周武王，始诛纣，八百载，最长久。”1996年5月16日，国家“九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在李学勤、仇士华、李伯谦、席泽宗四位首席科学家领头下，组织了多个单位的多位专家联合攻关。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年表》正式公布。《夏商周年表》的问世，将我国的历史准确纪年由公元前841年向前延伸了1200多年，即公元前2070年。但第二天，美国《纽约时报》 （2000年11月10日）就刊载了一篇署名为Erik Eckholm的题为《中国，古代历史引发现代怀疑》的文章，引述美国历史学家夏含夷（Edward L.Shaughnessy）的批评说，这是一种沙文主义的愿望，企图把中国历史记载前推到公元前3000年，把中国推到和埃及一样的水准上，表明这是一种政治和民族主义上的冲动。此前2000年7月20日，美国《远东经济评论》刊载署名Bruce Gilley的文章题为《中国：民族主义》。该文认为：中国把夏朝列为中国神圣历史的证据，其意义等同于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吹嘘自己的历史，中国发动此项工程的目的值得怀疑。虽然一些西方汉学家立场中肯，但也有其他不少人附和西方媒介，不仅完全否定夏商周工程，怀疑夏代的存在，攻击中国考古学的质量，甚至把对夏代历史的正当学术性质疑升级为对中国传统历史记载的无端怀疑，进而借古讽今，称中国学者对夏朝的“盲信”代表一种“文化灌输的危险意识形态”。

中国的经济崛起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但西方对这种事实的看法可谓判若天渊：一方面是中国民族自信力的提升，一方面又可能被西方认为是民族主义情绪上升。一方面是经济科技的强大，另一方面世界对中国文化依然不了解，害怕中国经济崛起后走向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于是，“中国威胁论”、“中国分裂论”、“中国崩溃论”频频出现。在今天的国际语境中，除了军事上的打压、经济上的竞争，文化上的战争已经出现新的动向，作为大国崛起的前提的中国文化创新，无疑被相当紧迫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打破天朝上国的心态，开始有意识地向西方求新知，由此展开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师夷制夷”、“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之争。“五四”新文化运动则以一种矫枉过正的姿态，打破传统，向西方学习，施行“拿来主义”，并谓之创新。百余年来，中国不仅学会了“拿来主义”，而且是全盘地“拿”。但是，中国人之所以对“新”渴望，基于一个错误的认识，即只要是新的，拿过来就见效；只要是旧的，它就毫无用处。我去法国的时候，跟法国的一位副市长见面，他摆出两张空中摄影图片，一张是一百年前科学家坐着热气球拍的巴黎上空，一张是今天的卫星拍的巴黎全景。两张图搁在我面前我惊呆了，百分之九十完全一样。我说这是怎么做到的，我看到的你们的房子街道都是新的。他说法国巴黎市有规定，要拆一个旧房子，建一所新房子，旧房子的外貌的五面就是新房子的外貌五面，必须复原，至于建筑体内部则可以改变。你都想象不到，法国是个理论输出国，从萨特到拉康、德里达、福柯，它是20世纪向海外输出思想最多的国家，也是艺术家成堆的地方。但是，他们对自己的传统却格外尊重，连一个城市的外貌都不让你轻易动。市长又摆出两张地图，北京市百年前传教士乘热气球拍的，和今天卫星拍的图景，看上去完全是两个城市。北京似乎完全不在乎自己的家园和历史。我很感慨，一个不要自己的“父亲”而热情拥抱“继父”的民族，他们就是“继子”，他们一定会走失自己。孔子说“富而后教”，越是有钱，文化对人的心灵重塑就越是迫切和重要！

向：巴黎地图事件当时媒体报道过，也引起我很大触动。在此前后，他们还发现了一张更老的地图。当时，法国思想界文化界有一个共同的说法，他们是按一百年前的地图做的规划，他们认为相较于更老的地图还是损失了很多东西，如果能把更早的规划之前的面貌保留下来，那么巴黎会更加美丽。他们对传统的崇尚，对文明的传承，对达到高峰的文化样式的顶礼膜拜，这与我们中国是完全不同的民族思维。我们真是狗熊掰棒子，掰一个扔一个。我们动不动就说我们五千年文明从来未断，但我们的物质文明从来没有传承。除了挖坟以外，在我们的地面上看不到历史的东西，反而是那些断了文明的地方比如说希腊文明，反倒能看到赫然醒目的历史遗迹。

我曾经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两个图片报道，介绍一个新农村建了一批新房子，也放了老房子的一张图，想要呈现旧貌换新颜。结果在我们看来，那些老房子非常美，都是很精致很有传统味道的建筑，不是破破烂烂的那种。他们却把它们拆了，建成了大家随处都可以看见的整齐划一千村一面的新农村。在他们看来，老的旧的过去的，就都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改革开放以后很多小区都变成了西方的名字，前一阵有一个地方的文化景观新规划来北京讨论，结果还在用蒙哥马利高地这种西方的人名街道来命名中国的本土文化景观建设。这说明这样一种思维已经很严重了，以为西方的就是好的，盲目地崇洋媚外。

刚才王教授也提到，“文革”之后紧接着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我们在政治上“拨乱反正”了，但是文化问题上我们没有一个正式的说法。所以，实际上改革开放延续了之前的思维。西方的东西一进来，我们拆起传统的东西来一点也不心疼。原来已经遭到破坏，现在把硕果仅存的一点东西又来一次颠覆性的彻底扫荡。很多地方富起来了，也把我们的传统全部丢掉了。我去江苏昆山市周庄的时候，周庄人给我们讲了一个笑话，说周边村里的人说“当初我们可比周庄漂亮多了，周庄是最穷的，没有钱，他们才没变，因为有钱，我们都修新的了，要不然跟我们当年比周庄算老几，我们更水乡”。周庄作为落后的标志现在反倒富了起来，周边的人就很不以为然。这反映出了我们的文化观在文化发展中出了很大的问题。实际上，我们把有形的东西都淘汰完了，已经很难捡回来，捡回来也只能是修假古董。修假的文化一条街，或者把老的残破的拆掉，按模样在原址上建一个新的，都是用这种方法。但是，我们无形的文化，刚刚说的经史子集、传统伦理道德、优秀的传统的民族精神，这一块还有捡回来的很大的空间。我们再不捡，问题就会更严重。

王：全球化中的“文化争端”是“文化冲突”的先兆。现在许多国家除了经济方面的争端，还在打文化仗。而中国文化的现状反映了我们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争端和文化冲突准备不足，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中华文明的历史和谱系遭到质疑。

中国古代文明今天是否失效？今天，“四大发明”有两大发明遭到质疑。一个是印刷术，韩国庆州在1966年维修佛塔时砸了一个大洞，发现了一个藏经洞中的经卷，长达好几米。这个经卷是唐代公元706年的雕版印刷品。1966年初在韩国出土以后，公然说韩国是世界上最早的雕版印刷国家。而中国还在“文化大革命”，无暇顾及这种不实之词。一个是纸的发明。印度一个学者Prati蛳bha Prabhkar Gosaui在1981年提出，纸是印度发明的，而且是在公元前4世纪。那么想想，咱们东汉造纸比它晚了多少年？其实，请教一下季羡林先生很快就得到回答了。福柯说的“词和物”之间是有对应关系的，印度的梵语“kakali”翻译成中文是“纸”，这个词是公元7世纪才出现的。如果说，纸是公元前4世纪出现的话，这个词就晚了1000年，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印度的纸事实上是从中国传入的。日本有一位著名的考古学“神手”藤村新一，长达28年考古作伪，就是把日本的历史从3万年推进到70万年。一个考古学家长期作伪，这是拿自己的学术生命开玩笑，是孤注一掷地在为他的日本国证明其悠久的历史。为什么他要证明历史呢？伪造日本的历史 ——100万年，比咱们周口店还要早30万年，你想想这里面有什么阴谋？

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在搞现代化抓科技、抓经济的时候不太重视的文化，而周边国家却如此重视？为什么这些亚洲国家要进行文化领先权的争夺呢？对此，中国应该怎么办？是继续跟在别人后面作为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还是渐渐地学会同西方他者与东方他者对话呢？是继续“全盘西化”使中国文化成为在全盘西化中即将消逝的文化，还是在对话中逐渐进入国际文化共识并强调自己的文化特性，从而生出一种真正的文化精神并使中国文化成为人类精神的一部分而不沦为博物馆文化？这些问题需要每一个中国人深深思考！

中华文化对于世界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近些年来，西方发出“东亚的挑战”的忧虑恰恰证明了东方崛起对维护世界生态平衡的意义。对西方二元对立思维论的反省，使人们注意到东方思维的多层多元性，并对东方思想中一些活生生的东西加以重新体认，以求能纠正西方中心话语霸权之狂。今天，应对从文化冷战到文化热战的重要方式，就是进行文化战略的研究。如果我们的传统文化被完全按照西化的模式重新整合，可能意味着另一种遗忘。

向：文化战争的兴起不易为普通人所觉察。其实，在人们还不知不觉的时候，文化战争的硝烟已经狼烟四起，国内国外都一样。我长期从事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和考察，对此深有体会。在世界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旗号下，一些境外机构与国内学者联合，对地域的或民族的民间信仰展开全面调查。如某国某机构与国内学者在南方某县展开的民间信仰调查。一方面将调查所得悉数送往国外，另一方面在地方对封建迷信类负面性的民间信仰大开绿灯，使其死灰复燃。一些境外组织利用文化援助与合作，窃取我文化机密。如某国某团体资助贵州某县侗族重修鼓楼，条件是在修建过程中将所有技术过程全程多机位录像。鼓楼修好了，这门侗家纯粹的卯榫建造技术绝活却被录像后拿走了。最明显的是盲目争抢文化所有权。表现为国际争端与国内争吵两种。比如，韩国端午祭2005年进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我国湖南汨罗县10万之众游行反对，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且在理论上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性质、韩国遗产的内容与形式等方面近乎无知、盲目激动。在国际学术界造成不良影响，也使中韩关系出现了不应有的不和谐音。

当人类的迁徙越来越频繁，并且已经经由地理大发现而遍及全球后，不管是殖民时代的血雨腥风，还是后殖民时代的信息化、市场化、网络化，“他者”作为外来者不可阻挡不可拒绝。他者已经是一种复杂的存在。传统的与生俱来的他者是我者自我区别和确认的；现代、近代或后现代的他者是闯入的、未识见的、外来的，是完全陌生的他者。从19世纪到20世纪，整整两百年间，全球化的进程伴随其中，他者横行世界，闯入和突进到一个又一个的世外桃源，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才终于形成一个相对稳定、和平的世界格局及和平共处的国家关系。但是，正是这个时候，任何地域、任何民族都纳入到大一统的世界格局中了。文化人类学正是殖民主义时代兴起，成为“他者”不断闯入他乡的文化工具。

王：“他者”进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没有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立场，就容易被“他者”所化，从而失去个性。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没有自己的身份标记，就会让其他国家辨识起来比较困难。现在出现这个问题，美国看到的中国城市跟美国一样，见到公司老总说的英文一样，看张艺谋的电影跟西洋大片一样，他们就有一个疑问：中国有什么？中国还有什么？中国没什么！我举个例子，我在美国了解到一个情况，有一个问卷调查美国人喜欢哪个东方大国的电影。在亚洲，印度、日本和中国三个电影大国的电影各有特点：印度电影是坚决不西方化，还是载歌载舞的印度风格；日本电影内核是和魂，外在是西式；中国的电影是内外都西方化，而且怎么西方化怎么拍。结果评委和观众的投票，最喜欢的是印度电影，第二喜欢的是日本电影，最不喜欢的是中国电影。全盘西化把自己的家当全部当完了，就去抱西方“继父”的大腿，而“继父”是不认这个“继子”的。人必自辱而后他人辱之，一个不自重的人，一辈子众人唾之。全盘西化论者的灵魂上有100多个补丁，我认为这些文化虚无主义的“破口”已经很成问题了。

重视文化迫在眉睫。我想说一下“德”的问题。2014年的昆明惨案中一件事情令我震惊，一个男人和他的母亲在火车站遭遇暴徒袭击时，母亲年龄大跑不动，而儿子狂奔逃命，母亲被几个歹徒活活砍死，儿子却没有回头看倒下的母亲一眼。我举一个古代的例子，曾参有一次路过一个村子，问那个村叫什么名字，当地人说叫“胜母村”，他就绕几十里路不过那个地方。母亲是伟大的，怎么能狂妄地胜母呢？而今天，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全身尽孝，这些概念和血性都已经没有了，这是缺失文化的一种极端表露。一个民族必须要有精神，这种精神就从文化坚韧中来。因为只有通过文而化之，春风化雨，这个人才会知道舍生取义 ——还有比身体更重要的！杀身成仁 ——有一种仁义比金钱更重要！这个民族才会有辉煌的明天。

向：中国人确实应该重新好好地认识自己的传统文化。但是，中国人对自己传统文化的体认度远远不够。就拿“申遗”来说吧，中国人近十几年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和保护世界文化、自然遗产名录的行动不但家喻户晓，而且各个地方为此争先恐后，“申遗”成风，已被命名的遗产地则大受其益：既获得世界性的知名度，又广进财源，旅游业兴旺发达，可谓名利双收。所以，不管熟悉也好、陌生也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也好，一股申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旋风立即刮遍全国，并出现了一出出闹剧。

1997年10月17日，时当圆明园被英法联军抢劫、焚毁137年罹难日，我曾专程前往圆明园凭吊。然而，我在圆明园触目所见的，一边是国耻昭彰，一边是“歌舞升平”；一边是破壁残垣，一边是损毁有加；一边是仿造新建，一边是古建濒危。反差特别大，让人心情特别沉重。英法联军当年在抢劫圆明园时曾有一出闹剧：侵略者纷纷披挂皇室的锦绣龙袍，手舞足蹈，四处打闹。而如今在这里，也到处可见用假龙袍招徕顾客照相的摊主买卖红火，一群顾客嬉笑喧天。此情此景，着实让人感到不是滋味。而园内还有人造仙境园、垂钓乐园、游乐场、神奇儿童城、和平鸽休闲园、神奇岛动物园、水上自行车等娱乐场所。各场所又自有名目繁多的娱乐项目，每项价目三五元不等。加上一路琳琅满目的旅游工艺品摊位和饮食饭店，有的场地唢呐声声抬花轿，好不热闹。想象中圆明园的那份肃穆已荡然无存。当年圆明园100多座拱桥中仅存的一座单孔石拱桥残迹，湮没其中，让人好生寻觅。

在著名的“海岳开襟”遗址上，挂出的招牌是“世界原始图腾荟萃园”，另外再收门票，但所荟萃的不过是仿造的所谓图腾而已。过去，这里曾拥有长春园中最为豪华富丽的建筑，环岛周边至今留存的汉白玉石，却已被现代人堆砌的“原始部落”掩盖起来，显得不伦不类。在西洋楼遗址区，可以看到，远瀛观、方外观、海宴堂、蓄水楼这几个散落着巨型石柱石础石碉石碑的遗址群，人们可以任意穿行其中，留影者纷纷攀爬其间。一些遗迹的石面已经被爬磨得光亮平滑，损毁了石面浮雕。在著名的大水法遗址处，公园方面虽已实行封闭管理，实行门票制，但进得其中，游人依然可以任意攀爬刻画。大石柱上刻痕累累，令人痛心。

王：可以说，20世纪的三次民族虚无主义极端地摧毁了自己的传统。我认为，应该迷途知返，应该再来一次“文化复兴运动”。现在的“汉字文化圈”出现了危机，韩国的青年书法家已经都不写汉字了，印尼很多华人不会说汉语，新加坡以说英文为高说汉语为低。李光耀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我在新加坡偷偷学汉语》。这个危机国内不重视，它一定会导致国际不重视，因为自辱者，他人必辱之。我们成立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目的就在于通过书写汉字，书写中国经史子集的圣词，书写古代书法杰作，让“重建汉字文化圈”可以落地。书法是让人安静下来的东西，多一个写书法的，就会少一个偷井盖的。天天写“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他怎么可能出门就偷井盖呢？技进乎道，艺进乎德。

向：说到汉字文化圈，我们历史上曾经用我们的文化覆盖了周边。我们从来没有用过霸权占领的方式，周边国家都是主动来依附的，这也证明了我们文化的魅力。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文化修复好，使得文化与政治经济军事同步壮大，将来可以用文化的影响来形成一个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中华文化圈。其他手段，包括政治手段军事手段都是要被抵触的，但是文明和文化可以有这样的魅力，这也是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一方面我们要面向世界，吸纳先进的其他国家的优秀文明，但是我们国家的优秀文明的传承更为重要。这种传承从“五四”以来存在很大的断裂，很多现象都是断裂之后的无所适从。包括被西方消费文化主导了，因为你自己没有主心骨，它来什么你就吸收什么或运用什么，造成很大问题。我们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缺一个约束的东西。我们主要靠伦理道德、家庭家族这种观念来传承。而伦理道德家训家教，实际上也是断了的，这种民族文化空白的状态非常严重。现在要接续起来，最方便的还是我们中国传统。

对传统文化问题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思考，也应该把这种思考传播交流出去。我们的文化如何走出去也说了很多，但是我们现在走出去的话，层次实在是太浅了，孔子学院是模仿了歌德学院，多少还可以传播一点。孔子学院以外的其他系统的交流，其肤浅化、低层次化实在令人痛心。我们缺乏一些高端的顶层设计，缺乏真正能够有影响力有传播力的方式。文化人的层次实际上决定了文化的命运，因而我们党和国家在人才战略上也是必须要思考的。西方国家在全球化里看中国的文化身份，一定看你是文明古国。你不能认为自己是文明古国，又把古的东西统统扔掉，只拿现在的东西说事。如果你显示不出文明古国的姿态和内涵，就只能自取其辱。现在姿态可能有了，但是依旧缺乏内涵。你一定要自强自信而且有强大内涵，自立起来，才能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

在美国推广殖民政策的时代或者说在其全球化过程中，他们了解了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和文明。它的人类学深入地研究了异文明，是为它的殖民化统治服务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学术和文化背景支撑，它不可能崛起。比如影响世界的著作《菊与刀》，就是美国人类学家为了战后对日政策的制定写出来的。因此，一个国家要影响世界，一定首先要非常深入地了解世界。我们现在对世界文明、对其他国家的了解还处于浮浅层面，深入的学术了解还远远不够。我们的人类学从来没有像西方那样，对异文明进行长期的深入调查，而只是调查自己的地域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明要在世界上产生更多影响，恐怕前提还是你对世界文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你的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是由此来决定的。

我们应该在全球性的文化视野中求诸己身，全球化使人类观察文化有了一个全人类的高度和全世界的广度，这种新的文化观打破了文化形态的隔阂，使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创造和伟大文化遗产都成为人类共有共享的精神财富。在这样的时代，站在人类精神的高度观照自己的文化经典和传统文化遗产才能真正把握其精要，形成深刻的文化自觉；以他者的广阔视野比较和发现发达社会异域文化的精彩呈现，才能从中获得文化发展的趋向与规律的启迪，在对本民族文化遗产、传统生活文化、民俗与民族精神研究、观察和保护、传承中，形成自己的文化坚守和文化品格。

王：今天，我们的各类话语已经基本上西化了。这在很多方面是一种时尚，也是对过去的反省。客观地说，中国的政治思想、伦理思想、传统学术精神、学术言说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等，虽然有弊端，但并非无价值。它们当中的很多因素已经构成了我们的文化基因，是需要发扬的。但是，我们难道不可以对现代化、对西化提出一些反省吗？谁在改造中国思想？谁在改造中国的言说方式？谁在改造中国的学术方式？谁在否定我们过去几千年的文化精神呢？难道我们不可以思考一下这种反思或者这种改造的正负面效益吗？但仍有一些全盘西化论者，在多元多极时代仍然坚持单边主义立场，将百年以来中国传统被西方现代性中断，看成是永恒的中断。但我的立场是坚持中国身份的有效性，力求振兴和创新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共同参与人类未来的精神生态建设。

20世纪初，一批理论家将中国的学术思维和写作方式逐渐纳入西方学术模式，使这种意义上的“会通中西”成为了现代中国学术的基本形态，同时使中国几千年的学术方式逐渐丧失了合法性。从此，以西学为参照系的比较性学问成为一种平面式问学方式，有东方色彩的感悟性精神和思想似乎难以在中国本土产生和发扬光大。神秘的东方文化已经被“解魅”，世界逐渐消失多元文化差异性，而逐步形成一种西式的“同质性文化”。可以质疑的是：这种西式同质性文化模式是否是一种本源性模式？一种不再强调多元思想的中心主义话语？这种“会通中西”的学术角度是否是一种西学遮蔽中学的运思方式？这种遮蔽今天可不可以质疑？西方学术模式是不是唯一合理的？其问思和言说中有没有独断之处？

我们的学术方式、行为举止、生活态度、生死观、幸福观甚至爱情观等等都已不再是中国式的了，中国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或者说知识体系的方式在全球即将失效。这对于作为四大文明中唯一尚存的文明，而且人口占全球四分之一的中国而言，今后的困难以及随之而来的严重的文化紊乱和文化内在焦虑，将是前所未有的。它不仅仅关涉到中国文化内部的核爆炸，也关涉到全球文明的一种核爆炸。

所以，我提出要重新思考我们的身份。这个身份不是保守地拿来就用，而是要重新设立自己的文化立场并进而思考四个问题：第一，中国文化当中那些已然死去了的文化，应让它永远死去，比如“黑幕政治”、“家天下”、“束胸缠脚”。第二，某些文化片段可以整合起来的，就应该重新整合起来成为新文化。第三，重视那些中国人独创的差异性的、可持续发展的文化，让它在世界文化大潮中构成差异性的一维。第四，中国新世纪的原创性问题。中国是否满足于做“肢体国家”而不是“头脑国家”？有没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创新？我认为创新是可能的，创新就在于中国人独特的生态文化意识和精神生态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