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朱自清先生《经典常谈》

吴小如

去年读叶圣陶先生《西川集》，知道佩弦先生有这样一本书问世，当时急于要看，苦于得不到手。直到最近，才算如愿以偿，然而已早是望眼欲穿了。手头的这一本是文光书店1946年9月在上海再版的，看来渴望读到此书的人还不少呢。

佩弦先生的思想一直是紧跟时代步伐的，至其思路之清晰，识见之高远，尤令人叹服；而更以治学态度之谦为最难得。先生一向在发扬、介绍、修正、推进我国传统文化上做功夫，虽说一点一滴、一瓶一钵，却朴实无夸，极其切实。再加上一副冲淡夷旷的笔墨，往往能把顶笨重的事实或最繁复的理论，处分得异常轻盈生动，使人读了先生的文章，不惟忘倦，且可不费力地心领神会。这本《经典常谈》就是我这话一个确切的明证。

现在大多数的学人，受西洋洗礼过深，对固有的传统文化，十九采取鄙视态度。间有专以治国故为事业的，亦往往标新立异，故出奇兵，炫鬻取胜。这种偏颇的做法，正如沙滩造屋，一阵大风便会吹倒，是不会有什么存在价值的。再有些人，虽说一知半解，却抱了收藏名人字画的态度，对学问和艺术，总是欠郑重或忠实，这对于文化的了解与建树，也还是无关痛痒、不足轻重的。佩弦先生对西方文明接受得很多，对传统文化又有顶深邃的了解，在学术建设方面绝无上述那几种毛病。这从本书的《自序》里，就可以看出他正确的见解来：

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这是很明达的议论。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我国旧日的教育，可以说整个儿是读经的教育。经典训练成为教育的唯一项目，自然偏枯失调；况且从幼童时代就开始，学生食而不化，也徒然摧残了他们的精力和兴趣。新式教育施行以后，读经渐渐废止；民国以来虽然还有一两回中小学读经运动，可是都失败了，大家认为是开倒车。另一方面，教育部制定的初中国文课程标准里却有“使学生从本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的话，高中的标准里更有“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的话。初高中的国文教材，从经典选录的也不少。可见读经的废止并不就是经典训练的废止，经典训练不但没有废止，而且扩大了范围，不以经为限，又按着学生程度选材，可以免掉他们囫囵吞枣的弊病。这实在是一种进步。

有了这种开明的见解，自然有其开明的办法：

理想的经典读本既然一时不容易出现，有些人便想着先从治标下手。顾颉刚先生用浅明的白话文译《尚书》，又用同样的文体写《汉代学术史略》，用意便在这里。这样办虽然不能教一般人直接亲近经典，却能启发他们的兴趣，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这部小书也只是向这方面努力的工作。如果读者能把它当作一只船，航到经典的海里去，编撰者将自己庆幸。……可是如果读者念了这部书，便以为已经受到了经典训练，不再想去见识经典，那就是以筌为鱼，未免孤负编撰者的本心了。

“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固然如火如荼，可是成果却微乎其微者，对旧传统的蔑弃固为大病，而于新知识的接受，总是犯了浅尝辄止的毛病，结果只得到一点皮毛，也是摧残文化的一个致命伤。一般人看了“文学史”、“国学概论”一类的书，便以为已经了解“文学”和“国故”是什么，甚至还有专以在“小册子”上用功夫引为自豪的。这样的青年人读了先生的这番话，亦可以自省矣。

本书的内容，亦正如先生《自序》中所说：“……以经典为主，以书为主，不以经学史学诸子学等作纲领。但《诗》、《文》两篇，却还只能叙述源流。”此书还有一个特色，即依照传统的意见，将《说文解字》放在最前头。谈“五经”、“四书”之外，以《诸子》一篇谈先秦诸子，以《辞赋》一篇谈《楚辞》、汉赋。史部则谈了《战国策》、《史记》、《汉书》三书。先生尽管自谦：“并无编撰者自己的创见，编撰者的工作只是编撰罢了。”然而以述为作的人，果无深切著明的了解是不能写出这种深入浅出的文字的。

最后，愿意说一点自己的偏见。即这本书中我认为写得最好的，乃是谈“诗”与“文”的两部分，抵得上一部清晰精到的文学史，甚至比那些粗制滥造的整部文学史还好。这未免有点买椟还珠，可确是由衷的话。也许先生毕竟是治文学的人，对这方面有更深的修养所致欤？

1947年岁次丁亥闰月之杪燕城写讫。

附记：

上面这篇小文写于半个多世纪以前。发表伊始，即受到俞平伯师的谬许，认为写得平易踏实，能抉出佩弦师的用心。原稿久佚，几年前终于从旧报刊上找到。重读之际，感到所谈亦甚平常，并无胜解。但佩弦师这本名著，近年又重印问世，且收入《朱自清全集》，则读者的数量比当年初版时不知要多了多少倍了。最近北京出版社把此书辑入“大家小书”第三辑，即将出版，嘱我写序。窃以为要说的话，旧文言之已尽，故请出版社用它代序，自问并非偷懒塞责。不过新的感想还是有的，这里就再词费几句。

首先，出版社这套“大家小书”的选题决策是英明的。每本书字数不多，含金量却极富，读者可根据自己的需要自由选读，受益自然事半功倍。其次，我始终认为，写普及性质的导读之作，必由大名家命笔，读者才能于深入浅出的字里行间获得有真知灼见的治学途径和读书方法。重印佩弦师的这本《经典常谈》，实际上就是给此类导读性书籍树立了样板，成为一代典范。第三，从经济学观点看，劣质产品上市太多，就会把优质精品挤出市场。目前的出版物，属于文化垃圾的东西已充斥于社会各个角落；要想移风易俗，使文化格局彻底改观，不能只靠行政命令，还须用高质量、好内容的著作予以抵制和反击，从正面占领市场。因此，把佩弦师的《经典常谈》以及与之相类似的高品味书籍重新推出，其意义便不仅限于书的内容本身了。第四，我初读《经典常谈》时，还在大学读书。1949年后，我自己也在大学里当了教书匠。为了教好学生，我时时刻刻把佩弦师治学和著书的态度和方法奉为圭臬。因此这本《经典常谈》，不仅是自己获取知识的源泉和锁钥，也是我教书和写书的鲜活榜样。几十年来我写的几本书，几乎都力求深入浅出、化整为零；从主观愿望讲，总想像《经典常谈》那样，用普及的手段以求达到使读者有所提高的目的。当然，自己学问毕竟有限，比起我的师辈们所著的书来简直望尘莫及。尽管如此，我对自己受到亲炙的师长（包括佩弦先生在内，特别是他所写的《经典常谈》）始终是怀着“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恭敬景仰之心的。现在竟能在老师的著作前面发表一点个人感想，这要由衷感谢出版社给了我一个得附骥尾的机会，并感到非常荣幸。

2003年11月15日北京写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