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要有稳定性

【法法·第八章】凡大国之君尊，小国之君卑。大国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为之用者众也。小国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为之用者寡也。然则为之用者众则尊，为之用者寡则卑，则人主安能不欲民之众为己用也！使民众为己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则民之用者众矣；法不立，令不行，则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废者寡，则民不诽议，民不诽议则听从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与其所废者钧，则国毋常经，国毋常经则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废者多，则民不听，民不听则暴人起而奸邪作矣。计上之所以爱民者，为用之爱之也。为爱民之故，不难毁法亏令，则是失所谓爱民矣。夫以爱民用民，则民之不用明矣。夫至用民者，杀之，危之，劳之，饥之，渴之，用民者将致之此极也，而民毋可与虑害己者。明王在上，道法行于国，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恶。故善用民者，轩冕不下拟，而斧钺不上因。如是则贤者劝而暴人止。贤者劝而暴人止，则功名立其后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听上令。上令尽行，禁尽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转其力；推而战之，民不敢爱其死。不敢转其力，然后有功；不敢爱其死，然后无敌。进无敌，退有功，是以三军之众皆得保其首领，父母妻子完安于内。故民未尝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与大虑 始。

大国国君的地位比较尊贵，小国国君的地位比较卑微。为什么呢？因为大国国君所用的人多，而被小国国君使唤的百姓少。既然手下人多的地位就尊贵，人少的地位就卑微，那么君主岂能不希望多一些人为己所用呢？如何使更多的老百姓为己所用呢？“法立令行，则民之用者众矣。”最重要的是法律能真正实行，老百姓就会多。否则就少。“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废者寡，则民不诽议。”法律制定以后，如果能推行下去的多，推行不了的少，老百姓就不会发牢骚，就会听从政府。如果能推行的法律与推行不了的各占一半，那就没有一个稳定的法制了。第三种情况，法律制定后，能推行的少，作废的多，民众就会不听从政府。“暴人起而奸邪作”，暴民就起来，社会就动乱了。推翻一个政府不叫乱，最怕的是暴民专制，法制荡然无存，就是我们平时讲的无政府状态。用西方人的话，就是进入“丛林规则”的状态。谁有实力，谁有枪杆子，谁说了算。那要比暴君专制还可怕。暴君是一个人，不见得能把暴政贯彻到下面。在暴民专制下，则朝不保夕，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情。

“计上之所以爱民者，为用之爱之也。”考察君主为什么说爱民，是因为要用老百姓才会去爱他们。如果为了爱民这个理由，不怕“毁法亏令”，就是前面讲的赦免，有法不依，皇帝很仁慈，不忍心用死刑，不忍心法律太严，经常赦免罪犯，结果反而失去了爱民的意义，助长了这些人藐视法律的气焰。犯法者多了，又要严打。一个人本来胆小，因为法网太宽，胆子反而变大了，结果不会犯死罪的人犯了死罪，丢了一条性命。赦免的动机和效果往往是相反的。“夫以爱民用民，则民之不用明矣。夫至用民者，杀之，危之，劳之，饥之，渴之，用民者将致之此极也，而民毋可与虑害己者。”这是讲了两种极端现象。一种是以爱民的宽厚方法去使用老百姓，那么老百姓不会为君主所用。另一种是用残酷的方法使用老百姓，杀头、威胁、苦役、饿渴，无所不用其极，完全不知道怎么爱民。这种情况下，老百姓不可能与伤害自己的人共进退。中国古代政治讲究宽猛相济。这也是管子的政治思 想。

“明王在上，道法行于国，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恶。”国家有了英明的君王，实行治国的正道和法制，老百姓就会心甘情愿地舍弃自己喜欢的，去履行自己并不喜欢的职责。管子认为人性是好逸恶劳，不想干活，只想偷懒。但有了奖罚，就会舍懒而就勤。“故善用民者，轩冕不下拟，而斧钺不上因。”所以善于驾驭臣民的君主，赏不会降低赏的标准，罚也不会抬高罚的标准。轩冕代表赏，斧钺代表罚。“拟”的意思是“度”，标准；“因”，是“靠”的意思。刑期不会就高不就低，往高的标准靠。整段话的意思是，赏也不会过松，罚也不会过严，赏罚都依法执行。“如是则贤者劝而暴人止。”这样做的话，好人就更勤勉，坏人也不会干坏事了，能够成就一番功名。“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听上令。”一声令下，老百姓就会赴汤蹈火，冲锋陷阵。朝廷让老百姓做什么，他们都会去做；禁止老百姓做什么，他们一定不去做。“引而使之，民不敢转其力；推而战之，民不敢爱其死。”把他们叫来使唤，老百姓不敢躲避、不出力。把老百姓送上战场，他们不敢怕死。“转”，是“避”的意思。过去在人民公社，出工不出力，反正做也是一天七个工分，不做也是七个工分，人到了地里，扶着锄头聊天，或者在树荫底下睡觉。这就是“转其力”。“不敢转其力，然后有功；不敢爱其死，然后无敌。”不偷懒，才能有贡献；不怕死，才能所向无敌。“是以三军之众皆得保其首领，父母妻子完安于内。”全军将士都可以不死，家人在后方也都可以平安无 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