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专论译诗的诗话专著

中国第一部专论译诗的诗话专著，是近代文学家胡怀琛著的《海天诗话》。1914年上海广益书局收入“古今文艺丛书”第三集予以排印。2002年12月上海书店出版社收在张寅彭（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主编的“民国诗话丛编”（全六册）第五册中，再度予以排印。

胡怀琛（1886—1938），原名有怀，字季仁。到上海求学时改名怀琛，改字寄尘，别号秋山。安徽泾县人。幼从其兄胡朴安（国学大师）学习，稍长入上海育才中学。1909年任《神州日报》编辑。1910年加入南社，与柳亚子结为金兰之交。辛亥革命后，助柳亚子编《警报》及《太平洋报》。1916年任京奉铁路编译局科员。1917年后历任广益、进步、商务等书局编辑，并执教沪上大学，兼卖文为生。1932年，被聘为上海市通志馆编纂。抗战爆发，通志馆暂时解散。面对家难国仇，他一病不起，愤急而终，时年五十三岁。胡氏堪称人文学科全才，著述达百余种。诗歌方面著有《大江集》《新诗概说》《中国诗学通评》《小诗研究》《中国民歌研究》《中国八大诗人》《胡怀琛诗歌丛稿》《诗学讨论集》等。

我国早在后汉、南北朝已有人开始译诗，但迄于晚清，有关诗歌译论的文字尚无片言见于文献。胡怀琛1914年出版《海天诗话》，以传统诗话的形式初探诗歌译论，虽多属感性认识，但已触及某些本质方面的理论，可视为我国诗歌翻译理论的滥觞。

《海天诗话》一卷，全书约九千字，篇幅不大，从未见有单行本刊行。著者在文学领域方面既从事创作，又涉猎理论研究。仅以诗歌而言，他大力鼓吹自创的“新派诗”，推出的诗集《大江集》，可谓是我国继胡适《尝试集》后的第二部新诗集。而其诗论在现代诗坛则开创了新诗作品评论（《〈尝试集〉批评与讨论》）、民歌研究（《中国民歌研究》）、小诗研究（《小诗研究》）和译诗研究的四个第一。然其“鸳鸯蝴蝶派”作家的身份和既不为旧诗人包容又不受新诗人欢迎的面貌，加之替胡适改诗等不明智之举，终致其处于不被新旧诗坛接纳的尴尬境地。胡氏本人很少被现代文学史著所提及，《海天诗话》亦鲜为人所知。

《海天诗话》“专辑欧西、东瀛诗之译作，隶以国人诗之记海外事者”，既反映出清末民初中西文学交流之况，更令人可以直接感受到五四文学革命到来之前，神州大地新文化、新思潮之涌动，而诸多新思想、新观点的提出，也使这部著作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占据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

《海天诗话》如中国诸多传统诗话一样，在文史资料搜集、保留方面功不可没。著者对散见于东西方杂志中的短篇断句、名言逸事多方搜集整理，保留了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中西文学交流的诸多史实：诸如俞樾选辑《东瀛诗选》；日本诗人管茶山和唐伯虎《花月吟》所作二十首汉诗；马君武、苏曼殊之译诗活动；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对拜伦《哀希腊》诗之不同翻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与朝鲜之士安重根之诗作，等等。此外，《海天诗话》还记载了诸多中国近现代诗人描写异域情态之作。比如，王韬（紫诠）、蒋观云、孙毂任游历日本诗作，潘兰史游历德国诗作，以及当时学人走出国门之后纷纷写下的《柏林竹枝词》、《伦敦竹枝词》、《东京竹枝词》和《南洋竹枝词》等。

当然，《海天诗话》之最大贡献莫过于著者对译诗见解的阐述。针对彼时国人翻译外国诗歌的状况，胡氏按照翻译水平高低将其分为三类：“大抵多读西诗以扩我之思想，或取一句一节之意，而删节其他，又别以己意补之，使合于吾诗声调格律者，上也；译其全诗，而能颠倒变化其字句者，次也；按文而译，斯不足道矣。”胡氏强调译者不仅要懂得外文，还要了解西方文化。译文既要合其情，传其神，而又要“合于吾诗范围”，而不应“直译”。这些阐述虽然散乱，难言系统，但毕竟属于中国早期译诗理论的开山之作，其文学史价值不容忽视。

此外，《海天诗话》还尝试了对中西方诗家的比较研究。例如将拜伦与白居易相比，认为西方诗人“陈述社会疾苦，字句不嫌浅易，而以能感人为归。求之吾国诗人中白香山之讽谕，庶几近之”。虽然只是一种简单对比，但身处五四文学革命之前，以诗话形式进行中外诗人、诗作比较，胡氏则实为第一人。不过，也应看到，由于时代和自身学力所限，胡氏对于西方诗学观念的理解并不明晰，往往语焉不详，更不能深入，只能以点评的方式点到即止。

总之，这部论著篇幅不大而视域广阔，包括了英国、德国、法国、挪威、芬兰、美国、意大利、印度多国诗人诗作，由于日本汉诗与中国的特殊联系，书中也讨论了日本诗歌。涉及作品多达百余部（首），人数众多，以中国诗学的传统点评方式来研究，涵盖诗歌的翻译、格律、题材、表现手法及中外诗家的比较等多种理论问题，实为前所未见。这对于中国传统诗话是一个革新，也不同于清末民初的其他学习西方文学评论的文体，这正是其贡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