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没有讲清楚“两个飞跃”

《庄子》一书中，有丰富的哲学思想资料，晚年毛泽东对庄子哲学作过深入思考。

1964年8月24日，毛泽东同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就《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第三期刊载的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关于量子力学理论的解释问题》的文章发表谈话。

这次谈话内容被整理者标题为“关于人的认识问题”，编辑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关于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的道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讲清楚。列宁也没有讲清楚。列宁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只讲清楚了唯物论，没有完全讲清楚认识论。最近艾思奇在高级党校讲话说到这一点，这是对的。这个道理中国的古人也没有讲清楚。老子、庄子没有讲清楚，墨子讲了认识论方面的问题，但也没有讲清楚，张载、李卓吾、王船山、谭嗣同都没有讲清楚。（《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9—390页）

所谓认识论，在传统哲学上一般被称为“知行观”。在中国哲学史上，自先秦诸子开始，历代思想家几乎都提出过自己的知行学说。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认识的来源、认识过程和求知方法的问题。如孔子承认有“生而知之”者，但是更强调“学而知之”，兼重学与思、知与行；墨子提出“三表”主张，以之为判断言论是非的标准；孟子区别“耳目之官”与“心之官”的不同职能，指出“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兵家孙子则主张“先知”，提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朴素辩证的求知观，反对“取于鬼神”“验于度”的先验论，正确地回答了求知的途径和方法；等等。

关于知行问题，老、庄的思想有其相通之处，即都主张通过直觉来把握“道”。这种直觉方法，否定感性经验，排斥“行”对于“知”的决定作用，都是主张“不行而知”的。

我们先来整体上看一下庄子的哲学思想，它包含着朴素辩证法因素，主要思想是“天道无为”，认为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他认为“道”是“先天地生”的，从“道未始有封”，庄子主要认为自然的比人为的要好，提倡无用，认为大无用就是有用。所以庄子提倡无用精神（即“道”是无界限差别的），属主观唯心主义体系。主张“无为”，放弃一切妄为。又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幻想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的主观精神境界，安时处顺，逍遥自得，倒向了相对主义和宿命论。庄子的哲学主要接受并发展了老子的思想。他认为“道”是超越时空的无限本体，它生于天地万物之间，而又无所不包、无所不在，表现在一切事物之中。然而它又是自然无为的，在本质上是虚无的。这也规定了庄子的认识论与老子的思想有着共同的本质和特征。

庄子“不行而知”的认识论，却是完全排斥了对具体事物的认识的。他认为对于具体事物，既无认识的必要，亦无认识之可能。

首先，就客体方面说，“物无非彼，物无非是”；“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庄子·齐物论》）如是万物齐一，本无质的差别，则自无分辨区别、正确认识的必要。另一方面，“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庄子·秋水》）既然事物都没有质的相对稳定性（“若骤若驰”），亦无规律可循（“莫得其伦”），则更无认识之可能矣。

再从主体方面讲，“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庄子·养生主》）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这是注定要失败的。那么，去追求有限的知识，这是否会成功呢？庄子的回答同样是否定的。他认为，世俗的所谓知识，其实都不过是人们主观的一偏之见，根本算不得真知。有些人企图通过论辩方式来弄清谁是谁非，实在是徒劳无益的。是与非是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所以，明智的做法应该是“不谴是非”（《庄子·天下》）。

因此，庄子的“不行而知”蕴含有“不知为知”的意义。庄子认为，要获得认识，必须以“无知”为前提。所谓“以无知，知”，即以无知为知，也就是放弃了对具体事物的认识，而达到对“道”的直觉体认。庄子的“不行而知”，实即“以无知知”。

庄子从“以无知知”的认识观出发，认为他倡导的大“道”也是“未始有封”的。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道法自然”的观点，认为“道”是无限的，“自本自根”“无所不在”。强调事物的自生自化，否认有神的主宰。他的思想有些方面包含着朴素辩证法因素，但他认为“道”是“先天地生”的，从“道未始有封”，达到“万物皆一也”唯心主义的见解。他看到一切都处在“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中，却忽视了事物的稳定性和差别性。他幻想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主观精神境界，安时处顺，逍遥自得，倒向了相对主义和宿命论。这些思想有他的认识论基础。

庄子的认识思想，还不能正确解决认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尤其没有讲清、甚至没有讲到认识的“两个飞跃”。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就研读过老庄及一些宋明理学家的著作，以后对他们的学说、对他们在认识论方面的主张都比较关注。

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后，毛泽东的认识论学说更强调从实际出发，反对认识与实践相脱离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在延安时期他为抗日军政大学讲哲学课时，为了揭露、批判教条主义的理论基础，他确定以认识论为讲课的重点。备课时结合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关系问题，认真研读了《船山遗书》。1950年，《实践论》公开发表，他又特为其加上一个副题：“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清楚地表达了全文的主题思想。

毛泽东《实践论》重新发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随即写了一本《实践论解说》，对我国古代的知行学说作了旁征博引。后经毛泽东审阅全文，未作任何修改。同时，冯友兰写了一篇论文，题为《〈实践论〉——马列主义的发展与中国传统哲学问题的解决》，它回顾了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知行观，反复论证《实践论》“正是发扬了自古以来的、认识论上的、唯物论的传统，解决了中国哲学中的知行关系问题。”毛泽东对冯文表示赞赏。

到1964年，毛泽东《关于人的认识问题》的谈话，又对这一问题作了一番历史的回顾。说了包括庄子在内的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对认识的“两个飞跃”没有讲清楚。也就是说，传统哲学中的认识论问题，即知行关系问题，直到《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才讲清楚。毛泽东研究哲学，特别注重认识论。五四运动以后，他很少讲宇宙观、本体论。从革命实践的需要出发，他自始至终紧紧抓住认识和实践，亦即知行关系问题来研究哲学、运用哲学、发展哲学。

毛泽东《实践论》系统地阐明人类认识在实践基础上有规律的发展过程。他在文章结论说：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与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晚年，毛泽东从发展实践哲学认识论的目的和角度，对庄子哲学作了整体批判。这个批判，使人们对庄子哲学，尤其是庄子认识论方面的局限性有了更明晰的了解，也使人们从哲学史的角度对认识“两个飞跃”的科学命题有了更深切更丰富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