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饱食终日的亡国现象

孔子是位勤奋求知、勤勉做事的儒师，他批评无所事事懒惰者的言论记载在《论语·阳货篇》第二十二章：

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 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孔子说：整天吃饱了饭，不用一点心思，难得有出息啊！不是还有掷骰子、下棋的游戏吗？干点这个，也比闲着好啊。

孔子经常教育他的学生向颜回学习，不要追慕富贵与享受，用心读书。孔子反对一天到晚吃得饱饱的没事干，不用心思考虑问题，认为这样的人没有造就。

孟子说得更为尖刻：“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做人有做人的道理，如果只是吃得饱，穿得暖，安居逸乐，却不接受教育，不知礼义，那就和禽兽差不多了。

虽然语言的表达方式不同，一个是仁者叮咛，一个是智者雄辩，但两人所表达的思想却是一脉相承的，都是要求有所学、有所思、有所为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反对好吃懒做，消极无聊地打发日子。

毛泽东运用“饱食终日”这句话是在全面抗战前夕。1937年5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做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他说：

中国正迫近着判定自己存亡的关头，中国的救亡抗战，必须用跑步的速度去准备。我们并不反对准备，但反对长期准备论，反对文恬武嬉饱食终日的亡国现象，这些都是实际上帮助敌人的，必须迅速地清除干净。（《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256页）

继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之后，1933年驻华日军以武力迫使南京国民政府签订《塘沽协议》后，由单纯的武力征服改变为在继续准备发动武力进攻的同时，紧锣密鼓地开展“华北五省自治”运动。

侵华日军首先谋划建立“蒙古国”，在察哈尔制造了两次张北事件等多起事件。1935年6月27日，又逼迫南京政府签订《秦土协定》，“割让”察东六县予伪“满洲国”。国民党第二十九军撤出察哈尔境内长城以北地区，国民党党部也撤出察省。1935年7月6日，日军又制造河北事件，迫使南京国民政府竟与之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承诺国民党党部和中央军完全撤出河北、平津，撤换平、津两市长，取缔一切抗日组织活动，并且凡是日本认为有“反日”嫌疑的中方势力都“不得重新进入”。这样日本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扶植河北平津“地方人士”作为傀儡，实施其“自治”阴谋，这无异于将河北、平津拱手让与日本。

1935年10月20日，日军又加紧对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为重点对象的上层策变活动，同时继续对南京政府施加压力。经过讨价还价，12月18日终于在北平成立了具有一定“自治”之实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同时大批日军进入关内，威胁北平、天津。一时间，华北空气极其紧张。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虽然开始转变态度，被迫抗战。但在抗战上对日本则畏敌如虎，大唱“抗日三天亡国”论，没有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勇气，把抗战之胜利寄望于国际援助上。

面临如此紧迫的态势，南京政府当局竟继续对日妥协退让，丧权辱国，步步撤退。一些官僚和惰民对国事漠不关心，表现出得过且过，饱食终日，腐化堕落，吃喝嫖赌的颓废情绪。这导致日军得寸进尺，越发贪得无厌，华北和中华民族产生了空前严重的危机。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夜，蒋介石虽然被逼答应了国共一致抗日，但作为抗战的主要一方——南京国民政府在抗战准备上却不尽如人意。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这篇讲话中说：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教育上的国防准备，都是救亡抗战的必需条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缓的！我们并不反对准备，但反对长期准备论，反对文恬武嬉饱食终日的亡国现象，这些都是实际上帮助敌人的，必须迅速地清除干净。毛泽东在讲话中引用“饱食终日”一语，批判那些高唱“长期准备论”的人，名义上是长期准备抗战，实质上是消极抗日，这是与我们积极抗日的路线背道而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