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适当

1943年4月份，正值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

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八路军副总指挥的彭德怀，在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作了一次关于民主教育问题的谈话，认为为了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内各阶级、各党派应尽量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新华日报》发表了这篇谈话。

毛泽东阅后，觉得这一提法不妥。本着商榷的目的，6月6日，他在给彭德怀的信中说：

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二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只有在阶级消灭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目前国内各阶级间有一种为着打倒共同敌人的互助，但是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废止剥削，而且在政治上没有废止压迫（例如反共等）。我们应该提出限制剥削与限制压迫的要求，并强调团结抗日，但不应提出一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7页） （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45页）

在孔子关于“仁”的思想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点，就是以己推人，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孔子的这一道德范畴无疑有进步意义。然而，从政治意义上来说，则是忽视斗争的一种哲学。

虽然说抗战时期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共实行了第二次合作，并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同时，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人也清醒地认识到，国内阶级矛盾依然存在，并没有就此消亡，甚至在一定条件下还会激发。即便是为着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标，我党工作的方针也应当是在斗争中求团结，而不是放弃斗争，采取退让。

毛泽东认为，抗战时期在政治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提法，等于是忽视了当时条件下的阶级矛盾，这在尚处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的现实显然是不适合的。他指出：“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这里所说的“敌人”，主要是指日本帝国主义，这句话表明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特征，说明中国革命具有民族解放的性质；“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则表明当时中国社会的半封建性质，说明中国革命具有民主革命的性质。也就是说，在民主革命尚未完成的阶段，不应当否认和忽视阶级矛盾仍然存在这一现实。因此他说：“这二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也就是说，不能放弃斗争的手段。而“只有在阶级消灭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

毛泽东又接着分析了当前国内阶级矛盾的现状，他指出：“目前国内各阶级间有一种为着打倒共同敌人的互助，但是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废止剥削，而且在政治上没有废止压迫（例如反共等）。”所以，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标下，“我们应该提出限制剥削与限制压迫的要求，并强调团结抗日，但不应提出一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这样才能牢牢地掌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才能领导人民取得民族解放的胜利。

在民族矛盾（主要矛盾）和阶级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都尖锐存在的抗战时期，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是“一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的口号”。在政治上提倡这样的口号还是不适当的，因为国内各阶级间的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还“没有废止”。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让国内地主资产阶级“勿施”剥削和压迫是不可能的，也不利于国内各阶级“打倒共同敌人的互助”。

但是，毛泽东也不是一概地否定孔子这个道德原则，他说：“只有在阶级消灭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消灭了阶级、剥削和压迫，具备了在道德建设上实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原则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