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雍也篇》第二十七章：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孔子说：“君子广泛地学习文献，再用礼来加以约束，也就可以不至于离经叛道了。”
“博学于文”，孔子认为这是君子所应具备的一种素质，即应具有诗、书、礼、乐等典籍文献广博知识。他教育弟子要达到“博学”。颜渊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最懂得接受孔子的教育思想，身体力行。他喟然叹曰：“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论语·子罕篇》）明清之际顾炎武认为“君子博学于文，自身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日知录》卷七）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对孔子“博学于文”的主张是信服的。1915年9月6日，毛泽东就博学之说致信学友萧子升，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仆读《中庸》，曰博学之，朱子补《大学》，曰：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固其己知之理而益穷之，以至乎其极。表里精粗无不列，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其上孔子之言，谓博学于文，孟子曰博学而详说，窃以为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1页）
1915年毛泽东还在湖南一师读书。在致萧子升的信中他引证“四书”之言论，阐述自己对博学的认识和见解。《中庸》讲：“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所倡言的这一修身治学之道，对于正在求学的毛泽东来说，自然有很大的启迪意识，因此深受毛泽东的推崇。
毛泽东在这封信所言朱子补《大学》诸语，是指朱熹《大学章句》补传五章里“释格物致知之义”一段。“格物致知”属“修身”的范畴，是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的认识论命题，也是儒家的为学之道。毛泽东在信中引用朱熹的话，表明他赞同朱熹的为学观点，强调要获得真知，就必须广泛深入地学习探究，辨别事物表里精粗，穷尽事物之理。
在学习方法上，毛泽东也颇受孔孟思想的影响。孔子主张“博学于文”，孟子发挥说“博学而详说”。对于孔孟关于博学的论述，毛泽东认为这些博学的方法，是天经地义的，是读书人应该遵循的为学之道。毛泽东反对拘于一家一派之言，主张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毛泽东在致萧子升的信中广泛征引《论语》《孟子》等“四书五经”这些儒家经典的有关论述，意在说明其博学的主张是见证于古之圣贤的，从而强调“博学”的必要性。
毛泽东认为“博”与“约”是相辅相成的，由博返约，没有广博宏容的知识积累，便很难对学问有精深的造诣。由于毛泽东对这一问题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因此，博览群书、广泛涉猎已成为青年时期毛泽东读书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
“博学”思想给青年毛泽东的印象很深。正是在“博学”思想的影响下，循“博学于文”的学习之道，毛泽东本人勤奋苦读，不仅体现了青年毛泽东求知的特点，而且贯穿了毛泽东终生的读书生涯。后来，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年代，以至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博览群书一直是毛泽东的兴趣所在。他一辈子好读书，嗜书如命，以书为伴，成为他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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