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雍也篇》第四章和第五章，是讲孔子弟子冉求、原宪虽然好义和知耻，但是都有缺欠，孔子批评了他们行事的另一面。青年毛泽东曾经将这两章的内容连用，故将两章放在一起来讨论。
《论语·雍也篇》第四章载冉求行事：
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
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
子华：即公西赤，是富家子弟。冉子：即冉求。
釜：一釜等于当时的六斗四升。庾：一庾等于二斗四升。秉：一秉大约一百六十斗。
第四章大意是：公西赤要出使齐国，冉求替他的母亲向孔子请求带回一些谷米。孔子说：“给他六斗多吧。”冉求请求再增加一点。孔子说：“再给他加两斗吧。”冉求最后给了他八百斗。孔子说：“公西赤到齐国去，乘着肥马驾的车子，穿着轻暖的皮袍。我听说这样的话，君子只周济急需救济的人，而不去帮助富人。”
“救急不济富”是孔子提出的救助原则，沿用至今。在这一章中，引起孔子不满的，是冉求。公西赤是鲁国正卿季孙氏的外交使臣，他的俸禄应该季氏承担。季孙氏富于周公，而冉求却为他聚敛财富使其更加富有。孔子恨恨地说：“（冉求）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篇》第十七章）
冉求有治政之才，一直周旋于鲁国国君与公卿之间，为孔子办了许多事。鲁哀公十一年，冉求率领鲁国军队大败入侵的齐军，孔子称赞冉求的行为“义也”（《左传·哀公十一年》）。冉求乘机说服当政的季康子迎接在外流浪的孔子重新返问鲁国。任季氏家宰时，冉求的才干也同样发挥得很出色，为季氏收税讨债不遗余力。孔子对冉求可说既爱且恨。此次，孔子即批评冉求“不周急”而“继富”，违背了“仁”与“礼”的君子之道。
《论语·雍也篇》第五章记原宪行事：
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
原思：姓原名宪，字子思，鲁国人，孔子前期年轻弟子。宰：管家。
本意大意是：原思为孔子管家，孔子给他俸米九百，他推辞不要。孔子说：“不要推辞。可以分给你的乡亲们啊!”
学生原宪为孔子主管家务，孔子要给他报酬，即使原宪并不需要，孔子仍坚持要给。弟子们为孔子做事，孔子一定要付酬。孔子并未以师长之尊白用工不付酬，亦难能可贵。
1913年冬，毛泽东在湖南长沙省立第四师范预科读书时，课堂笔记《讲堂录》之中，就同时提到冉求之义与原宪之耻的缺欠。毛泽东写道：
人之为人，以贤圣为祈向，而孝义廉耻即生焉。然曾参孝点，不识小受大逃之义；申生孝点，不知陷亲不义之通；陈仲子则亦廉哉，则有讥其太矫；冉子好义，而不知周急不继富为君子之道；原宪知耻，辞粟不以与于邻里乡党之中，是何也？ 学有不足也。（《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586—587页）
《讲堂录》中的记载表明，毛泽东或他的老师认为做人以圣贤为方向，就能做到孝义廉耻。但是，要努力学习才能做到这一点。那些被先儒列为孝、义、廉、耻的代表人物，有时难免也做出一些有违礼义的事，如“冉子好义，而不知周急不继富为君子之道；原宪知耻，辞粟不以与于邻里乡党之中”。也就是“好义”的冉求有“继富”的缺点，“知耻”的原宪有“辞粟”不为乡人着想的毛病。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毛泽东或其老师认为“学有不足也”——其原因在于学习不够、理解不深、体会不到位也。
毛泽东《讲堂录》中此段议论中心议题，虽然是强调效仿圣贤树立孝义廉耻的君子人格，但是他的重要思想是强调有足够的学习。他引证《论语·雍也篇》第四章和第五章冉求和原宪的例子，是为了说明其君子人格修养的不全，为“学有不足也”寻求证明。这样，又有劝学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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