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饱乎仁义也

（引用之四十七）

1917年暑假，学生毛泽东和学友萧瑜（萧子升）以“游学”方式步行调查，从长沙出发，经过宁乡，到安化，再到益阳、沅江，然后回到长沙，历时一个多月。

由于两人打扮成乞丐的身份，进益阳城要见县太爷时，受到门卫和门房的百般刁难与辱骂。在离开益阳，去沅江的路上，两人还余怒未消，边走边争议。

毛泽东批评东道主张先生（益阳县长）：“那个门房虽然可恶，但是，他的主人张先生更坏。那个门房不过是执行命令罢了，是张先生明确指示他不要让穷人进去。张先生是你说的那种势利小人，这种人的人生目标就是权势和金钱，他们的头脑里不可能有高尚一点的思想。至于门房，我见过的许多比他好得多，因人而异罢了。”

“势利小人是句古话，与之相对的是道义君子。凡是小人，都崇拜权力，但这从来为圣贤所耻笑。三四千年以来，中国的学者都信奉这一真理。孔子说；‘君子忧道不忧贫。’孟子也说：‘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汉朝的董仲舒说‘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人类的行为准则正是建立在这些圣贤遗训上，但金钱与政治势力太大，以致破坏这些准则。”萧瑜说。

毛泽东反驳说。“听起来是这么回事，但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坚持这种准则。一个人快要饿死的时候他不会想到道德修养问题的。至于我自己比较信管仲的话：‘衣食足而后知荣辱。’这正好与孔子的说法相反，他说：‘君子谋道不谋食。”（黄丽镛：《毛泽东读古书实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9页。）

“饱乎仁义”一语，出自《孟子·告子上》第十七章：

孟子曰：“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言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

孟子说的大意是：《诗经》上记载“酒已经喝醉，德已经享尽了”。说的就是已经饱尝了仁义之德，所以也就不羡慕别人的精美食物；好名声已经集于一身了，所以也就不羡慕别人的锦绣衣裳。

“饱乎仁义也”，并不是说那些人真的在吃仁义了，而是说我内心充满了仁义之性，对于那些酒肉应酬毫无兴趣，因为仁义已经使我“饱”了。

孔子说“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这一思想，以其为道德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将它作为道德的总原则。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公孙丑上》）“侧隐之心”，也就是对人的同情心。这种同情心，既是天生的，又是超功利的。孟子认为它就是仁的萌芽，或者说它就是仁。

仁既然是“恻隐之心”的自然流露，是内在于人心的，那么，它怎样成为道德规范而进入人们的道德实践呢？ 为此，孟子又提出了义。他说：“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公孙丑上》）“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尽心下》）义，根源于人们的羞恶之心。于事，感到羞恶有愧则不当为；反之，则当为。将这种羞愧不为之心扩充到所应当为之事上，这就是义。显然，孟子所谓“义”是对行为进行道德评价的一个范畴。

孟子喜欢仁义连用，仁义对举。他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告子上》）又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离娄上》）仁，根源于人们内心的感情，是内在的道德，它如同安适的住宅一样，是人们安身立事之本，是为人处世的出发点。义，虽同样发源于人们心灵深处，却是人们依仁而行的道德标准，它如同正确的大道一样，是人们一切行为的必由之路。孟子的这两个比喻，生动地展现了仁、义这两个道德范畴的对立统一内涵。所以“仁义”不仅是一种崇高的道德标准，而且是一种行为方式。

萧瑜称赞圣贤君子的言论，如孟子所说“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毛泽东在益阳县受到县长、门卫、门房的冷遇，深感贫富两重天，所以他并不同意萧瑜称赞的圣贤君子的话，当然包括孟子的话。他认为这些道德说教在原则上都是冠冕堂皇的，听起来像那么回事，但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坚持这种准则。比如一个人快要饿死，他不可能也不会想到道德修养这一问题。毛泽东反过来则说自己比较相信管仲的话：“衣食足而后知荣辱。”这与孔子的“君子谋道不谋食”的说法正好相反。相对来说，人的温饱生存问题解决以后，才能追求和完善道德修养。“不谋食”而去“谋道”总是缺乏前提。

这是早年毛泽东对孟子及别的圣贤君子思想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