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灭了过去劳心与劳力分裂的现象

（引用之二十三）

中国社会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封建制度的出现，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们的社会分工更加细密化。生活于此时的孟子对这种社会分工，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也就是把社会劳动分为劳心者与劳力者两大部类。后人将前一类称为脑力劳动者，后一类称为体力劳动者。这个思想影响中国思想史既深且居。

1939年2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讲话。他说：

今天开生产动员大会，意义是很大的。要继续抗战，就需要动员全中国的人力、物力。要发动人力，就要实行民权主义；要动员物力，就要实行民生主义。今天的生产动员大会，也就是实行民生主义的大会。陕甘宁边区有二百万居民，还有四万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要解决这二百零四万人的穿衣吃饭问题，就要进行生产运动。生产运动还包含一个新的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的意义。这二百零四万人中，有学生、军人、老百姓等等，今年都要种田、种菜、喂猪，这是农；要办工厂，织袜做鞋等，这是工；要办合作社，这是商；全体都要学习，老百姓要开展识字运动，这是学；最后是军，八路军自然是军，学生要受军训，老百姓要组织自卫军。这样，工农商学兵都有了，聚集在每一个人身上，叫作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也叫作知识与劳动团结起来，消灭了过去劳心与劳力分裂的现象。（《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

“劳心与劳力分裂”一语，源自《孟子·滕文公上》第四章。孟子记载：

有位自称“为神农之言”的学者许行，带着几十个门徒，都穿着粗麻织成的衣服，以编草鞋、织席子为生。听说滕文公实行仁政，风尘仆仆地从楚国来到滕国，宣传他的农家学说，主张君与民同耕，自食其力。

楚人陈良有两个门徒，一个叫陈相，一个叫陈辛，是亲兄弟。背着农具也特地从宋国来到滕国，对滕文公说：“听说您正在实行圣人的政治，您也是圣人了，我希望做圣人的侨民。”

陈相在滕认识了许行，十分高兴。在许行的影响下，逐渐接受农家的学说，而对以前学的儒家学说产生了怀疑。

有一天，陈相去见孟子，并转述了许行的观点，因而发生了一场辩论。

陈相对孟子说：“滕文公确实是个贤明的君主；但是，他还是不懂得这样一个道理：贤明的君主是和老百姓共同耕作来吃饭。自己做饭吃，还要治理国家。如今，滕国粮仓里的粮食，府库里的财物，都是从人民那里搜刮来的。许行说，贤明的君主是不能这样做的。我觉得许行说的有些道理。”

孟子听了稍加思考地问道：“许子一定自己种庄稼才吃饭吗？”陈相说：“对。”

“许子一定自己织布才穿衣吗？”“不！许子只穿粗麻织成的衣服。”

“许子戴帽子吗？”“戴。”“戴什么帽子。”“戴白绸帽子。”“是他自己织的吗？”“不，是用粮食换来的。”“许子为什么不自己织呢？”“那会耽误耕种。”

“许子也用锅做饭，用铁器耕田吗？”“对。”“那锅和铁器是他自己制造的吗？”“不，也是用粮食换来的。”

“农夫用粮食换取锅和农具，不能说是损害了瓦匠铁匠，相反，瓦匠铁匠用锅和农具来换取粮食，能说是损害了农夫吗？那么，许子为什么不亲自烧窑冶铁，做成各种器械，以备自己随时取用呢？为什么许子要这样那样一件件地和各种工匠做买卖？为什么许子这样不怕麻烦呢？”

陈相回答说：“各种工匠的工作，各有一行，不是同时能干得了的。”

孟子反问道：“那么，天下的事难道国君就能一边治理国家，一边去耕种吗？可见人类社会必须有分工。必须有大人（君主、官吏）之事，也得有小人（工农商人）之事。只要是一个人，就需要各行各业的产品。如果样样东西都要自己造出来的才用，这是让天下人疲于奔命。所以说，有的人劳动脑力，有的人劳动体力；脑力劳动者统治人，体力劳动者被人统治；被统治者养活别人，统治者靠人养活，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这最后一段孟子反问的话，《孟子·滕文公上》第四章原文是这样的：

（孟子）曰：“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孟子极善辩难，话语滔滔不绝，笔下行云流水。

许行持农家学说，主张君民并耕，憧憬自食其力，以物易物，天下均平，反对不劳而获，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历史发展看，是倒退行为。

孟子批评许行的君民并耕，阐明社会分工的必要性，区分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这是历史的进步性。但是孟子只说社会分工的道理，没有说出分工无高低贵贱之身份区别，这是他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

当然，孟子不可能明白剥削制度的不合理，所以他对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的分析，却引申出一个错误的观点，即“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此天下之通义也”。孟子这一观点却被后来的封建统治者所利用，成为两千多年来封建统治者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理论根据；也被儒家的士大夫作为轻视劳动，坐享其成，不事生产的依据。

孟子从人的社会性出发，肯定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必要性，而且认为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的分工与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一样，都是一种“通工易事”，即相互交换的关系，这对工人和农民都是有利的。应当说“劳心”和“劳力”的分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毛泽东在讲话时中也讲道：过去劳心与劳力是分裂的。

毛泽东1939年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讲话中指出，当前处于抗战时期，要继续抗战，就需要动员全中国的人力、物力。具体地说陕甘宁边区二百零四万人，首先在解决这些人的吃饭问题。同时要进行的生产运动，还包含一个新的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的意义。也就是说每个人不但要学工，学农，还要学商、学军，等等，聚集在每一个人身上，叫作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也叫作知识与劳动团结起来，也就是消灭了过去“劳心”与“劳力”分裂的现象。做到一人多能，一物多用，这就是尽最大的人力、物力了。这是革命的需要，是夺取抗战胜利的需要。毛泽东吸收了孟子论劳心劳力社会分工的合理性，剔除其剥削阶级的不劳而获，以“劳心”欺压“劳力”的落后性，发扬其优长于民族抗战之中，动员所能动员的一切力量抗战救国，这是对孟子学说的最好批判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