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战国散文繁荣的原因

战国时代是我国古代学术发达文化繁荣的黄金时代，诸子蜂起，精神高扬，在政治、军事、历史、文学各个领域产生了许多富于原创性的大思想家和不朽的作品，所谓“诸子百家”并非夸大之词。“在战国二百五十年间，出现了二百多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著作有一百四十多种。”（杨公骥《中国文学》）不少哲学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文学家。他们的著作既是哲学的、历史的，也是文学的。春秋末期已有《论语》《春秋》一类散文著作。战国诸子的散文有《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著作，历史散文有《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代表作品。它们广泛涉及宇宙、社会、人生，思想新颖，文采横溢，绚丽多姿，呈现出自由清新的风格。散文园地里真是百花齐放，万树争荣，在中国文学史上确乎是罕见的。可以说诸子散文和屈原诗歌像两座巍峨的山峰，雄视千古，泽流后世，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和幸福，不仅是我国思想、艺术的宝库，也是我国思想、艺术的土壤。

为什么在我国文化的黎明时期会有那样灿烂的文化，产生了那么多优秀的散文作品，不少文学史家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文学自身的规律诸多方面，进行了辛勤的探索，做出了一些论述，无疑对我们是有启迪作用的。例如，社会科学院文研所《中国文学史》写道：

战国时代文学繁荣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社会经济大发展。由于社会经济大发展，引起了当时社会各个方面一系列的重大的变化，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战国时代的文学是在百家争鸣的局面下发展起来的。这个时代的一些作者，为了适应某一阶级或阶层的要求，宣传他们的一些观点和主张，才发愤著书……

这段论述使我联想起陈独秀的《科学与人生观序》中分析“五四”时期白话文迅速代替古文原因的一段话，也把它抄在下面：

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适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二千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

前者谈的是战国文学的繁荣，后者讲的是20世纪初白话文的勃兴，“最根本的原因”，“最后之因”都是归结于经济的发达，颇与恩格斯分析18世纪法国、德国哲学、文学繁荣原因的结论相似。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说：“不论是在法国或是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文学的普遍繁荣一样，都是经济高涨的结果。”^[1]不过恩格斯一面承认“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的最终的支配作用”，同时也指出“这些经济影响多半又只是在它的政治等等的外衣下起作用”，还说经济对哲学的支配作用“多半也是间接发生的，而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则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同上）。在另一封信中也说：

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2]

这里恩格斯论述了经济对哲学、文学等的最终支配作用，也指出经济往往不是直接起作用，而是通过政治以及政治、法律等之间的相互作用发生影响的。政治也是一种积极因素，它的作用具体体现在国家实施的政治制度和政策上。这里恩格斯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历史的方法论，对我们研究战国文学的勃兴具有指导意义。

春秋末期到战国初年，由于铁器的发明和冶铁技术的发展，牛耕的推广，社会经济的发展，促使阶级大分化，政治大改组，新兴地主阶级和分散的个体农民两大阶级产生，奴隶制逐渐崩溃，封建制度正在形成。表现在政治上则是“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汉书·艺文志》），也就是所谓的“王纲解纽”。这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代，政治斗争十分激烈。燕、赵、韩、魏、齐、楚、秦七雄先后经过不同的改革，分别建立了封建制的国家。但他们的基础还不稳固，而各国为了争夺土地和劳动力，以期登上统治全中国的宝座进行了长期的兼并战争。各国诸侯你争我夺，可谁也不能一时控制整个局面。各种人才适应政治斗争的需要大量产生，学术思想和文学就在这全国分裂、统治不森严的空隙里破土而出了。正是因为政治不统一，统治阶级控制不森严，加之相互竞争，促使他们在人才政策、文化政策和政治制度各方面都有许多共同之处，执行了一些开明政策，也可说是民主性的政策（当然各国情况不尽相同）。这些政策对造就人才，发展思想，繁荣科学、文化都起到积极的直接推动作用，有力地刺激了散文的兴盛。如果没有这些宽松的政策，那些高才秀士就不可能施展他们的才智，自然也就没有思想的创新和文学创作的普遍繁荣局面了。

哪些是当时各国统治者所执行的一些共同政策？它对散文文学的发达有什么影响？这是本文将要讨论的中心内容，同时也涉及散文内部规律的发展情况。

战国散文的繁荣与创作人才的大量涌现分不开。两三百年间，创作队伍浩浩荡荡，犹如万里长江波涛滚滚向前，一浪高过一浪。孟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则站在涛峰浪尖上，是弄潮的高手。纵观中国古代社会，几乎没有一个朝代能像战国那样为人才的创造提供了那么好的政治条件和社会环境，即民主性的政策和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虽然当时各国统治者并不都是十分明确或有明文规定，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思想解放，不尚一尊；自由言说，言者无罪，以及学术交流相生相成这些情况确实是存在的。下面就此分别加以论述。

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战国的统治者，一般来说是尊重知识才能，尊重知识分子的。可以说这是一种时代风尚。知识分子为什么值得尊重呢？道理很简单。因为社会的发展和斗争，诸侯们要“经营天下，混一诸侯”，需要有知识才能的人。《墨子》说：“夫尚贤者，政之本也。”把尚贤提到政治国策的理论高度，就可见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了。孟尝君从实践中悟出“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史记·孟尝君列传》）。扬雄说：“得士者富，失士者贫。”（《解嘲》）他们都深知个中三昧。

尊重知识分子，用当时的话说叫“重士”，也叫作“礼贤下士”。原来春秋以还，生产力的进步，促进生产关系的变革，周王室政治组织解体和新的政治组织重新组合，使得学官下移，私学兴起，文化知识为贵族垄断的局面被打破了，孔子办私学，一些下层的庶民和穷苦的人有机会进学校获得知识了。这一历史事件，对当时和后世影响巨大而深远。

这些有知识的人，最初称为“贤者”“儒”或“士”。“贤”，按侯外庐先生的解释，开初“没有德性的意味，而只是指巫术和射礼方面的能手，或作技能优异的代称”（《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说文》载：“贤，多才也。”（段注：“各本作才。”又曰：“人之能曰才。”）《墨子》“列德而尚贤”，德贤对举，故下面紧接说“有能则举之”。王弼《老子道德经注》“贤”犹能也。都是指才能，所以魏源《老子本义》“贤知并称”。《玉篇》载：“贤，有善行也。”这是后起义。同样“儒”也是指有学识技能的人。章炳麟引《说文》“儒者，术士也”，又说：“儒者亦知天文，识旱潦……庄周曰：‘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时；履句屦者，知地形；缓佩块者，事至而断’（《田子方》），古之儒者知天文占候，谓其多技。”（《国故论衡》）孔子是第一个办私学的儒者，故为儒家学派的鼻祖。

战国的士，已不再是春秋时期只知教条地背诵《诗》《书》的邹鲁晋绅先生，也不再只是适应僭越者和暴发户装点门面摆阔气的“儒者”，他们“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或“不治而议”（《史记·孟荀列传》）。因此有的由布衣一跃而为卿相。所以荀子说“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成名况乎诸侯，莫不愿以为臣”（《非十二子》）。是以有颜鉫在齐宣王面前敢说：“士贵耳，王者不贵！”（《战国策·齐策》）士的性质、作用和地位变了，自然引起统治者的注目而优加礼遇。当然，知识分子形形色色，流品复杂。孟轲、荀况等都是大学者、第一流的士。苏秦、张仪等纵横家，属策士之流。而侯嬴、朱亥、荆轲等豪杰之士乃至鸡鸣狗盗之徒，虽属“贱者”流，然亦为卿相所重。要之，他们虽品德相殊，才能各异，都对社会起了不同作用。

战国知识分子受到尊重的例子是很多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有的国君卿相卑身事贤，如驺衍“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如燕，昭王拥等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史记·孟荀列传》）。最著名的是魏文侯，《吕氏春秋》和《高士传》都说他事段干木“立倦不敢息”，《新序》载秦国因魏文侯礼段干木而不加兵于魏。受到礼遇的除上述段干木外，还有子夏、田子方、魏成子、翟角、吴起、西门豹、李克、乐羊、屈候鲋、赵苍等人。这些人不是大官，而是“王者师”，有的是专门来发表意见的。这是礼贤的第一种表现形式。

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国家颁布求贤令，甚或以战争求士。商鞅就是看到秦孝公的求贤令才“西去秦”的。有的重士以至于争。《史记·春申君列传》说当时“方争下士，招致宾客，以相倾夺，辅国持权”，士的身价当然高了。最突出的是秦国不惜发动战争，夺取他国才士。司马迁说秦王政看到韩非的著作十分赞叹：“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看来他很懂得知识的价值和人才的可贵。人才难得！不惜花极大的代价和非常手段举兵“急攻韩”（《老子韩非列传》）。此外或重金礼聘，或委质求贤。但尤其令人向往的是给知识分子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和切磋的机会。从孟尝君对他父亲的批评来看，他很了解士的穷困境遇。“今后宫蹈绮毅，而士不得桓褐，仆妾余梁肉而士不厌糟糠。”于是养“食客三千”以改善士的物质生活条件，成了他的当务之急。齐国尊士的盛况更能说明问题。“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孟荀列传》）齐国重士与秦国网罗天下奇才异能之士都是传统国策。《盐铁论》说：“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在稷下的学者，先后有淳于髡、孟轲、彭蒙、宋趼、尹文、慎到、接子、李真、田骈、环渊、王斗、兄说、驺衍、驺爽、田巴、鲁仲连等，其中硕儒荀卿“最为老师”，“三为祭酒”，受到特别尊宠。

这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被尊礼的士中，多有出身卑微的下层人民。侯外庐先生据《吕氏春秋》指出：“役夫之道的墨侠，家奴出身的淳于髡，鄙家出身的子张，大盗出身的颜涿，大骐出身的段干木，暴者出身的子石，钜狡出身的索卢参，这些人都受到王公大人的厚礼待遇。”可知《离骚》中傅说、吕望、宁戚被视为举贤授能的典范乃是自古有之的。重知识，唯才是用，不论你是公卿贵胄，还是徒隶贩夫，冲破了贵贱尊卑的等级界限，正如侯先生所说“颇含西洋古典古代社会的民主政治的意义”，这个评价是公允的。

由于精神生产有了物质生活保障，政治地位提高了，知识分子自然有余力潜心致志研究学问，或驰骋于政治舞台，大显身手。所以司马迁说：“当是之时，秦用商鞅，国富强兵，楚国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这是政治领域的作用。而“儒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皆以仁义之术教导天下”（《吕氏春秋》），传播文化，著书立说，必然造成学术和诸子散文的兴旺。因此，我认为尊重知识和人才的政策与风尚，是促成散文兴旺发达的重要因素。

战国末期，韩非沿袭老庄反对礼贤，说什么“举贤而求智者……皆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显学》），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适足以暴露其专制主义本质。其实，要没有春秋以降普遍重士的风气，他这个人才又何尝能被发现呢！

二、不尚一尊，思想解放

战国时期的君主在采用尊重知识分子政策的同时，还奉行了一条不尊一家、思想解放有利于发展学术文化的政策。他们不以一个统一的思想或独尊一家约束人们的头脑，造成了各派争鸣、百家平等的局面。从秦以后的历史来看，一家独尊，固然是当时政治统一的需要，有利于稳定，却不利于学术思想的发展和创造，甚至造成僵化停滞。秦王政未统一六国前，在一定范围内推行了某些开明政策，对文化的发展有一定积极作用。可当他登上皇帝宝座后，焚书坑儒，以吏为师，以达到钳制思想、防目议政的目的，其结果是“秦世不文”“二世而亡”。汉初，由于秦火，典籍荡尽，惠帝至武帝先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废挟书令，抢救图书，建立国家图书馆，设立乐府机构，延揽人才，培养士子，百年光景，文化一度复兴。大史学家司马迁、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大思想家董仲舒、大天文学家唐都、大探险家张骞、大音乐家李延年等群星灿烂，辉映于武帝时代。及至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这一套文化专制政策，又给思想文化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并束缚了中国两千多年，为害至深。司马迁对这个政策是腹诽的，所以他不为他的老师董仲舒专门立传，表明对他建言汉武帝专制文化政策的不满。在《史记》的《太史公自序》中全文照录其父亲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意在对各家思想兼容并包，扬长补短。班固的主张与司马迁一致。他在《艺文志》中对诸子做总结时说：“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述，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这都是洞悉独尊一家的弊端，有所为而发的卓论。

《汉书·艺文志》概括战国诸子有九流十家。而一家之内又有众多流派。“儒分为八，墨别为三。”道家至少有四派。流派的发达，标志着学术思想的成熟和繁荣。就典籍言，《易》有四种，汉代传《诗》有四家，解释《春秋》的有三家，都是师传授受各家看法不同所致。《韩非子·显学》说人主“兼听杂学缪行同异之辞”，《尸子》载鲁缪公兼礼“贵公”“贵义”的儒墨。总之，学术自由，各家并存，君主一视同仁，平等待之。魏文侯尊礼的文学之士有儒家子夏、法家吴起。稷下学宫里有阴阳家驺衍、驺爽，儒家孟轲、荀况，道家最多，有宋钳、尹文、田骈、接子、慎到、环渊，还有名家兄说，自由派淳于髡等，真是各家各派，大家小家，济济一堂，好不热闹，而齐王“皆赐为上大夫”“高门大屋，尊宠之”，并不排斥哪家，独礼某派，实则兼容并包，百家平等，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这种不尚一尊、各派并存的现象，固然与统治者出于现实考量，反对六经的传统观念有关，也与他们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思想分不开。政治的分裂，造成思想意识的分裂。“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方殊”，有利于新思想的探索。以周礼为代表的周王朝的统治思想，战国时它的统治正在瓦解，不再能维系人心，人们正在寻求新的世界观。首先，诸侯们的思想是开放的。孟子说“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反对过去的典籍牢笼人们的心。诸侯们从不同的政治思想中选择适合自己要求的治国良策。商鞅初说秦孝公以“帝王之道”，秦孝公不满意，却选中了“强国之术”。君主不墨守成规习于一偏之见，也必然促使知识分子探索新的世界观和政治方略，带来了精神的大解放。

战国时代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诸子冲破传统思想的束缚，从以往的典籍也就是“古之道术”中汲取养料，创生出各自独立的思想体系，互相竞争，《庄子·天下》说得很清楚。西汉王凤不准人读诸子书和《史记》，认为“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汉书·东平王传》），从反面透露了诸子思想的解放和锐意革新的精神。当时人们的心理状态并不视“六经”为宗教神明，不可侵犯，不像后世统治者及其御用学者把“六经”偶像化，“治经断不敢驳经”（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造成思想僵化、学术停滞。《列子·仲尼》载孔子言，“吾始知《诗》、《书》、《礼》、《乐》无救于治乱，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列子》晚出，且系道家言，恐未足信，然亦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经典信仰的动摇，不是奴隶主义的。

尧舜是孔、墨都奉为楷模的圣人，韩非说他们“取舍不同”，孔子强调仁，墨子取其义，庄子则以秕糠陶铸尧舜，和圣人开玩笑，敢于打破儒墨的偶像。法家“法后王”，是对先王的彻底否定。商鞅明确宣布自己的新价值观：“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只要能强国利民，一切传统精神枷锁都可以砸烂，显示出无畏的革新气概。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也包含对圣人言的大胆怀疑精神。屈原也是怀疑精神的先驱者。他在《天问》中一口气对自然和历史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似乎古往今来一切传统观念都要到他的理性台前受审，精神不解放是万万做不到的。上述种种，说明怀疑传统是旧中国的时代精神。没有这种怀疑精神，就没有诸子的创新精神，也就没有战国辉煌的文明。诸子散文立意新颖，艺术风格各具特色，就因为锐意创新，是一家之言；否则，断断乎是写不出好文章来的。

必须指出，庄子和屈原的思想解放，一方面是时势使然，时代的需要；另一方面与他们深刻体察民情，从民间汲取精神养料紧密相关。“礼失而求诸野。”墨子要“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以参为验”。孟子、庄子对社会的批判、对人民苦难的揭示，自然与他们的人道精神有关，也与人民思想感情对他们的影响不无关系。我们只要看大量的民间创作编织进他们的文章，特别是庄子笔下的能工巧匠对他思想的形成就可以一目了然。

诸子思想解放的积极成果之一，表现在文学创作上是语言的革新，形式和技巧的创造性。诸子散文是在《尚书》《易》《春秋》这类薄弱的散文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就语言方面来说，《尚书》固然是当时的口语，随着时代的推移，语法主要是语词的变化很大。周诰殷盘“佶屈聱牙”的语言，是不能担当表现复杂思想的内容和文学散文的职能的。于是诸子利用当时的口语和之、乎、者、也之类的语助词，使他们的文章明白晓畅而传神。罗根泽先生说诸子在语言方面的革新，“并不亚于‘五四’新文学运动以白话代替文言”^[3]。从形式上看，《尚书》《易》和《春秋》，无论对《左传》一类的历史散文，还是诸子的哲理性的论说文都远远不够适应。诸子大胆地进行了革新创造，使论说文由简短的语录体发展为逻辑缜密、结构谨严的鸿篇巨制，加强了表现能力。同时还汲取民间流传的神话、诗歌、谣谚、寓言、故事等增加了文章的生动性和文学性。特别是《庄子》不少哲理性的文章富有浓郁的诗意，有的就是抒情散文，无疑对散文的功能和形式都是有益的贡献。就表现技巧来看，生动的比喻、丰富的想象、奇异的夸张、逻辑的推理、不同的风格自然是渊源有自而有所拓展，而木石虫鸟会作人语的拟人化，梦的形式等都充分体现了诸子的创造力，给后人提供了表现手段的借鉴。

李大钊说：“我以为一切解放的基础都在精神解放。”^[4]郭预衡师具体指出：“精神解放，文章就能发达；思想禁锢，文章就受限制。”^[5]的确，战国文学的发达是思想解放的产物。然究其诸子的自我解放来说，只不过是百家争鸣、文学繁荣的主观条件而已。思想解放只是内因，还有更为重要的客观条件，没有这一客观条件，纵你思想怎样解放，恐怕也难于写出好的文章，即使写了也难见天日。鄙见以为这个客观条件就是统治者政治开明，执行了一系列民主性的政策。

三、自由言说，言者无罪

我读书不多，就所接触的材料看，终其战国二百四五十年间，尚未发现哪位王公大人因别人发表了不同政见或批评了自己，就大兴问罪之师（春秋时有之，如晋灵君之欲杀赵盾，崔杼之杀齐太史兄弟）。他们对创作或著书立说是不加干预的。这种“无为”的方针收到了无为而兴的效果。试想写文章没有顾忌，思想自然“活跃”。敢想、敢说、敢写、敢发表、能发表，学术文章哪有不兴盛的呢？

诸子不仅对社会向何处去和新制度的巩固开了种种药方，也对新社会的弊病和人君有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批评。或出于口，或著于书，嬉笑怒骂，我自为之。诚如庄周所说，“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天下》）。好个“各为其所欲”！庄子庄严而自豪地宣布：这是一个自由的时代！庄子是当事人，身临其境，他的话是信得过的。所以司马迁说庄子“其言汪洋自恣以适己”。可见诸子身处创造自由的时代，有广阔的幻想天地，多么令人神往啊！

当然，我不是说诸子只是时代的产儿，恰巧相反，他们从不同方面推动了产生他们的时代。那些卓越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们，敢于坚持自己的价值观，不随风倒，也敢于向人君世主挑战。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称“孔子刺讥皆中诸侯之疾”。“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恶在其为民父母也！”这是孟子直面梁惠王义正词严地控诉，骂他率领野兽吃人，显示了作家高尚的正义感和人道主义精神，表达了人民愤怒的心声。《史记》说虞卿著《虞氏春秋》，“上采《春秋》，下观近世……以刺国家得失”。庄辛面斥楚襄王“专淫逸侈靡，不顾国政”，楚襄王也只是回骂他“老悖”，当事实证明庄辛的国难之忧是正确的时候，襄王赶忙从赵国请回庄辛，在一阵气势凌厉、寓意深沉的训斥下，襄王“颜色变作，身体颤栗”不但言者无罪，还收到了闻者足戒的效果，最后封庄辛官爵（事见《战国策·楚策》）。像这类批逆鳞、太岁头上动土的事，在诸子书中是不乏其例的。我们还可以从《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典籍中举出大量事实。要之，没有一点民主政治的空气，上述事件是不可能产生的，正是因为有了自由民主的氛围、宽松的政治环境，灿烂的诸子思想艺术之花才会油然盛开，高贵的人格才会昂然挺立，垂范千古。

四、学术交流，相生相成

学术交流的前提是人才的自由流动。春秋战国时期，包括孔子在内的士人并无祖国的概念（屈原是个例外）。这里不用我或不能发挥我的才能，我就换个地方到别国去，人们完全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各国对人才去留也并无限制。李斯是个典型的例子。李斯是楚国人，“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看准了“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遂辞别老师入秦。（事见《史记·李斯列传》）

前面谈到齐国稷下学宫里聚集了各国各家各派的学者，自然有思想的交流、了解、切磋、辩难和吸收。司马迁说淳于髡与荀卿、驺衍、驺爽、久与处，时有得善言。且看荀子。汪中说“荀子之学，实出于子夏、仲弓”（《荀卿子通论》）。虽然他受业于儒门，却无门户之见，墨家的尚贤、道家的自然观、法家的历史观都为他汲取继承，溶铸为集大成的思想家，没有学术交流是做不到的。再如《天下篇》《非十二子》《解蔽》《显学》之类带有学术性的总结文章，如不在自由交流的基础上对学术思想了如指掌，也是不可能的。还有诸子多有学术宽容的精神，这在战国中晚期尤为明显，远非孔孟之排斥异端可比，大概也是学术交流所带来的效果吧。荀子和庄子一样，虽不同意别家学说，但都能因“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做客观的评价，有批评，也有肯定，绝非武大郎开店，只此一家。也正好说明当时学术讨论是平等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已深植人心。

人才自由流动也给传播文化带来了机遇。《盐铁论》称“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把先进文化带到不发达地区，对文化的传播起了积极效果。再说，以老庄和屈原为代表的南楚文化，如果没有北方文化的影响，似乎也难达到那样的高度。因此郭沫若对稷下这类学术交流曾做出积极的评价。“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实在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似乎是一种研究院的性质和一般的庠序学校不同，发展到能够以学术思想为自由研究的对象，这是社会的进步，不用说也就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进步。但尤其促进了各学派的兴起”。^[6]班固则说这些学派“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这是指在争鸣基础上的相互作用，是就学术思想而言。在文学上似乎则不然。罗根泽先生指出：“若就文章的形式和技巧说，则只有‘相生’‘相成’，没有‘相灭’‘相反’，‘相灭’‘相反’的思想斗争，也只是促进文章形式和技巧的‘相生’‘相成’的加速发展。”^[7]为了论争和宣传的需要，使文章和说词更能为对方易懂和接受，更有说服力，更能打动人，势必引起对逻辑论证和语言技巧的研究，特别是辩士之流的纵横家，在揣摩人主的接受能力和意志走向方面更是如此。这在《战国策》中尤为明显。在风格上更是各显风流。《孟子》气势磅礴，《庄子》汪洋恣肆，荀文浑厚，韩文峻峭，真是百花齐放，异彩纷呈。而荀子、韩非子在逻辑论证和结构布局都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前辈，使理论文逐渐臻于成熟的地步，成为先秦理论文章的高峰。而《吕氏春秋》综采百家，虽思想驳杂，文采稍逊，但在一部完整的理论专著结构上实为尔后理论专著开了一个好头。

纵观中国思想史有三大解放时期，这就是战国、魏晋和“五四”。战国思想自由的民主空气造就了众多有原创力的大思想家，成为中华思想之源头，足堪与同时期的古希腊争美。伴随百家争鸣带来的诸子争奇斗艳的散文的繁荣，实在是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幸运与骄傲，更是今天我们应该继承的优秀文化遗产。

（本文曾发表在《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后收入陈红映《庄子思想的现代价值》，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85页。

[2]同上书，第506页。

[3]罗根泽编：《先秦散文选注》，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19页。

[4]《李大钊选集·精神解放》，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09页。

[5]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

[6]郭沫若：《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载《十批判书》，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58页。

[7]罗根泽编：《先秦散文选注》，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