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哲保身也是一种坚守

原 典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意 译

孔子说：“宁武子在国家政治清明时就显露才华，当国家政治混乱甚至失国时就装傻。他的智慧是谁都可以做到的，但他的装傻却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处 世 智 慧

民间有句俗话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可谓是人民摸索出的生活智慧。明哲保身，不是因为贪生怕死，而是知道要把生命用到更有意义的事情上。司马迁就曾面临过这样的两难抉择。

司马迁的朋友任安，字少卿，早年在大将军卫青门下。后来霍去病渐渐受到汉武帝的宠信，并凌驾于卫青之上，卫青的故人、门下大多都投靠霍去病了，并因而获得官爵，只有任安不肯，仍效命于卫青。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丞相公孙贺之子公孙敬声被人告发为巫蛊咒汉武帝，与阳石公主通奸，公孙贺父子下狱死，诸邑公主与阳石公主、卫青之子长平侯卫伉皆坐诛。汉武帝宠臣江充奉命查巫蛊案，用酷刑和栽赃迫使人认罪，江充与太子刘据有隙，遂趁机陷害太子，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起兵反抗不果，相继自杀。

在巫蛊之祸中，任安担任护北军使者，握有兵权，太子起兵时曾派人持节到他那里要求发兵助战，他受了节，但仍闭城门，不肯接应太子。

事件平息后，汉武帝赏赐了那些系捕太子的人，而把那些跟随太子和为太子助战的人都治以重罪。关于任安，汉武帝对他的做法认为还可以，没有责怪他。可是后来有人进言，说太子在“进则不得见上，退则困于乱臣”的情形下，不得已而“子盗父兵”，其实并无造反之心，使汉武帝感悟到太子是冤枉的。于是，先前所做的处置，又重新检讨，变成了与太子战、反太子的人全部有罪。而当汉武帝心理转变的时候，便对任安对待太子的态度产生了根本的怀疑，他怪任安不帮太子，却坐持两端，准备看谁胜了就依附谁，于是就判他腰斩。

任安自认为自己是冤枉的，不久就要行刑了，他写信给经常可以见到皇帝的司马迁，请他设法援救。司马迁接到这封信，心里相当为难。他了解汉武帝，自己就曾尝过汉武帝暴怒之下的痛苦，他实在不愿意再遭到第二个“李陵之祸”。司马迁也非常明白汉武帝一心为太子报仇，任安的死判，绝无平反的可能。

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史记》，以司马迁的性格肯定会帮朋友进言的，但在遭受腐刑，且已将余生托付给《史记》的时候，该如何行动，司马迁就不得不三思了。最终，司马迁选择了偷生，选择了《史记》，任安被判腰斩。

临刑前，任安收到了司马迁的一封信，信里讲了自己的飞来横祸，受刑、忍辱的经过和体验，以及苟活的原因。司马迁解释到，人或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如果当时就去死，则他的死，“若九牛亡一毛”，而且还会被认为“智穷罪极”、死有应得。此外，当时就死，他无法对父亲的遗命有所交代。而且，父亲的遗命，深以“天下之史文”废而感到忧惧，这是文化的使命，不只是私人的遗命。

既不能死，那要干什么呢？就不能只是偷生，他要完成《史记》，以完成《史记》来完成父亲的遗命，并且要因《史记》而扬名天下，因扬名天下而洗刷受腐刑的耻辱，也符合父亲遗命中引述《孝经》的话：“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想来，任安是理解司马迁的，但司马迁肯定又把任安的死背负在了自己身上，更加沉重地继续自己的事业。死有时真的很简单，有坚守有背负地活着才更难。

当然，明哲保身并不一定要如司马迁一般有深重巨大的使命，依孔子本义，当事件本身丧失道义时，及时抽身，不参与不义之事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