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山里出了个好律师

郭　明

拄着一根磨光了的木棍手杖，穿着一双沾满了泥土的水筒靴，披着一件浸满了汗水的花格子衬衫，他步伐稳健地穿行在山间小路上。陡峭险峻、荆棘丛林，坑洼咯脚的烂泥路，望不到头的深山腹地，稀稀疏疏的山里人家，这一切都在诉说大山里的空寂和贫穷。他在这深山里寂寞地行走了十数载，走了多少路自己也数不清了。

老远人们就瞧见了他：“看，那一定是付律师。”等到挨近了，大家亲热地与他打招呼：“到我家坐会儿吧付律师。”他微笑地回应：“不了，还要走访几处地方，张东家后天就要开庭，我再找找有什么能够帮助他的证据。”

望着他不停地走远，人们交口称赞道：“他真是个很了不起的律师啊！自从有了付律师，咱遇到什么不公的事总算有个盼头了。”

磅礴起伏的乌蒙山下，百万人口的大县——镇雄，就屹立在赤水河源头。这里孕育了一大批优秀的人，他们用乌蒙山做笔，赤水河为墨，写下一个个坚忍不拔的故事。付宪雄就出生在这大山里，喝着大山水长大的他，誓言要一辈子做个为乡亲们办实事的贴心好律师。

忽然，一个趔翘，他险些摔倒，扒在墙埂上的手掌也蹭破了皮，正汩汩往外流血。摘一些火草叶，在嘴里嚼碎了，抹在伤口处，算是治疗了，这是山里人最有效的治伤法门。

唉，太累了，他已经爬了两座山头，索性坐在田坎上休息一会儿，思绪飘飞到那段艰苦的岁月……

上世纪70年代，是一个知识改变命运的时代。许多人家都是“一个锅台两个灶，两个洋芋一顿饱”。付宪雄家几代人都是朴朴实实的农民，靠拾掇庄稼过日子。

付宪雄呱呱坠地的时候，父亲还在庄稼地里埋头干活，听到他的哭声，苍老的脸上绽开了笑容。他吃着苞谷饭，喝着山泉水，泥地里一滚，光着腚子在对面坡上喊一嗓子，不知不觉就长大了。长到八九岁的时候，他乐颠颠儿地背着母亲用旧毛巾改的“书包”去上学。书包里除了装书，还装着母亲为他准备的午餐——土豆，中午就在离家一个多小时路程的学校烤土豆填肚子。

寒风呼呼地刮进斑驳陆离的教室，小脸蛋儿冻得通红，鼻涕稀溜溜的挂在嘴唇上。付宪雄紧盯着凹凸不平的黑板，看着黑板上的粉笔字，伴随着窗子上挂着的半截胶纸的“哗哗”声，跟着老师念“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二年级结束以后，他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这间残破的生产队公房，离开了那个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批改作业的慈爱的老师。他要去更远的堵密小学继续小学生涯。

他一边割草做家务，一边学习。过早流露的坚韧，使他比其他同学更吃得苦，学习成绩也一直拔尖。当他以168的高分来到亨地中学的时候，他以为，等待他的将是一条宽广而光明的道路。但天有不测风云，高三那年，毕业前夕，一场旱灾击碎了全家的生活，也击碎了他的大学梦。

望着地里的庄稼蔫塌的情景，母亲颓然地坐在地头，整日整日地掉泪。外出打工的父亲却还不知道这个情况，仍旧只寄回来少得可怜的钱和一封封表示无奈的信。信中除了嘱咐他好好学习以外，常提到的一件事，就是老板总是欠着他们的工钱不发。付宪雄起初没有意识到这是个法律问题，他只哀伤大学的门已经向他敞开了一丝的时候，又硬生生缩了回去。

“付律师，你早啊。”是摆洛村的李其江，边打招呼边递上一支烟。

“谢谢了，我最近嗓子不好，戒烟了。”他拄着手杖，直起身来。

“又来走访调查啊？”

“是啊，还有些材料需要补充。”他说。

辗转反侧几个不眠之夜后，不屈服于命运的他毅然踏上了前往昆明的打工路。打工路上何其艰辛和坎坷？饱尝了人间的酸甜苦辣，奔波了好几个地方，他终于在浙江找到了一份微薄薪水的工作。

和别人不一样的是，他这人很“怪”——别人只要有空闲就去酒吧和餐厅，他是只要有空闲就拿出书来读，经常是沉浸在书海中而不自知。

打工的日子里，他经常思考一个问题，关系到很多农民工的问题：逢年过节就在大家辛苦一年，就要回家团圆的时候，许多老板却拖欠着工资不发或者干脆“人间蒸发”。

“这不合理呀！”他想。

这时候的他才猛然发现，父亲信里每次谈到的那件事情，就是这些黑心老板的鬼蜮伎俩！乡亲们留下妻子、背井离乡来到千里之外的地方，满以为能够挣点钱回去贴补家用，却遭受这种无耻的欺骗。

老天真是不公平，这些黑心老板连乡亲们的血汗钱都要剥削，更别说一些劳务纠纷往往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解决。“我要帮助他们！”付宪雄心底发出一声呐喊。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付宪雄作了一个人生中十分重大的决定：通过自学考试当律师，为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乡亲们维权！

2007年的夏天，天气炎热得火烤一般。付宪雄携妻儿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在外漂泊了多年，还是乌蒙山让人踏实温暖。

他在分家所得的石房子里搭建起了“书桌”——一张长方形木板四条腿坑坑洼洼的桌子，桌上摆满了法律自考书籍。

妻子开始还抱怨：“看看看，就知道看书，家里什么都没有！盐巴没了也没人照管，锅碗瓢盆就那么几个烂朽货，好的碗柜都没有一个，连台电视机都是14寸黑白的，这还像个家吗。”后来见他废寝忘食的那种精神，也就不再唠叨，默默做好家务来支持他。

每天早晨，当做活路的人前往地里的时候，总会看见树林里有一个人影儿在那晃荡。谁呀？付宪雄！或站，或坐，或沉思，或记诵，粘一身泥，惹一身露，他全不在意。中午的时候，却又见他背着两百来斤土豆，行走在山路上，口中还念念有词。晚上，又见他在灯下，在窗台旁的桌子上哗哗哗写个不停。

夜，已深了。起夜的人们总是见到付宪雄家的窗子上，一个结实的影子在灯光下定格着。

村里一些人对他投来异样的目光：“读书！读什么书？都这把年纪了还读书！早些时候干什么去了？”几个有点文化的年轻人说：“司法考试是天下第一考！”老人们就对着他摇了摇头，叹口气：“这年轻人，何苦呢？”但他就不信邪，“什么天下第一考？难不成就不是人考的？”为了坚定梦想，他顶住压力，重重地在日记本上写下：“千日渡学海，百回问书山；五更闻鸡起，一考铸大器。”

2009年9月12日，当他以365分的好成绩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时候，人们信了。不过，信不信对他来说不重要。当他来到云南南广律师事务所的时候，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理想之路：为乡亲们维权。

维权，谈何容易？它关系到案中人的切身利益，所以，在工作中，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阻力和压力。

他在为乡亲办理一个劳务纠纷案子时，就经历了生与死的较量。

浙江宁波的一个老板，在缺乏制度保障和劳动保障的条件下，要求小方做事，导致小方受伤。也许因为工厂是合法的，所以老板神气十足，觉得小方不应找他赔偿，因而百般抵赖。付宪雄经过调查，了解到这一事实后，决定帮助小方维权，却遭到了工厂老板的收买：“付律师，你要多少代理费我给你就是，请你不要管这件事行吗？”付宪雄坚决地拒绝了他。利诱不成，开始威逼。工厂老板直接威胁他：“如果你再管这事，我让你回不了镇雄！”面对赤裸裸的威胁，付宪雄丝毫没有退缩，他坚持办理这个案件，查找证据，终于让这个“黑心”的老板自食恶果，使小方的合法权益得到了维护。

想到这里，付宪雄独自会心地笑了。

他感觉，为老百姓维权，是他的人生中最爽的事情。一如当初他的理想，他要争取当一个正直的、咱老百姓的律师。

这些年，他在镇雄、深圳、宁波等许多地方，为乡亲们代理工伤索赔、欠薪追讨百余起，为乡亲们挽回损失达数百万元。

不过，最让他揪心的还是那一次。

一远房亲戚作为石场的法定代表，机器运转脱轨，致使一名工人受伤。他轻描淡写地扔过去两百块钱：“去，包扎一下，这是你自己造成的。”事实上，是石场制度不健全、管理不完善造成的。听说该工人要起诉时，他放出话来：“去告吧！我亲戚就是律师，你们没办法的。”完了还给付宪雄打电话，告诉他到时候要帮自己“说话”。

付宪雄赶到石场，认真了解事情的真相，发现问题在石场。他直截了当地说：“按照法律你应该赔偿人家大约两三万。”

“啥？你还是不是人？你不帮我却帮外人。”当场一顿劈头盖脸的斥骂，还把一杯水狠狠地抛洒在付宪雄身上。

“不，不是……”

“什么不是啊，我以后认不得你。”他怒吼道。

一边是亲戚，一边是法律。他确实感觉到心里很委屈，很别扭，很堵心。

尽管如此，付宪雄还是决定依法帮助该工人，最终促使当事人获赔2.8万元。该工人感激涕零地紧紧地拉住他的手，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我以为你会……没想到你会帮我！”

在场的人被他这种公正无私的精神深深地折服，都觉得他就是乡亲们的贴心人。有他在，心里就踏实。

可是，有谁知道，从此他与这个远房亲戚形同陌生人。

有人问他：“你这样做后悔吗？”

“不后悔，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法律面前，任何人都一样，作为律师，我首先要对得起良心。”

想到这儿，他抬起头，望望云雾缭绕的山顶，然后，以更坚定的步伐，大踏步往前走去。乌蒙山在他身旁跳跃，赤水河在他脚下奔腾。“我啊，这一辈子就守在这大山里喽！哪也不去。”本来他有很多机会到省城去发展的，但为了乡亲们，他下定决心要一辈子坚守在大山里，做咱老百姓的贴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