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辞类纂》

《古文辞类纂》是中国古代散文最有影响的跨代分类读本，是一部用来诠释桐城派古文理论，并给学习古文的人提供范例的选本。

《古文辞类纂》的编者姚鼐（1731—1815），字姬传，一字梦谷，人称惜抱先生，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进士，选庶吉士，历任礼部主事，山东、湖南乡试考官，会试同考官，并曾参预《四库全书》编纂，乾隆四十年（1775年）后，在江南紫阳、钟山书院主讲四十年。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姚鼐在主讲扬州梅花书院期间，为穷尽古今文体发展变化之法则，垂示后学，编成《古文辞类纂》一书。由于姚鼐是继方苞、刘大櫆之后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同时也因他在书院任职多年，门生众多，所以《古文辞类纂》影响极大，自其编成后的将近200年，此书一直是青年人学习古文的圣经。

《古文辞类纂》的编纂包括三个部分：分类、选录和评点。姚鼐在《古文辞类纂·序》中说：“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则其精，终则御其精者遗其粗者。”在姚鼐看来，古文有外在的、浅显的、易见的形式，也有内在的、深层的、难察的神理，学习写古文必须由外及内，由粗及精，最后才能臻于化境，得鱼忘筌，悟其神而遗其形。《古文辞类纂》便是通过分类、选录、评语三个有机组成部分，系统地表现了编者的这一思想。

首先说分类。《古文辞类纂》共75卷，收录先秦到清代774篇散文及少量韵文，姚鼐在《古文辞类纂·序》中将其分为13类：

于是以所闻习者，编次论说为《古文辞类纂》。其类十三，曰：论辩类、序跋类、奏议类、书说类、赠序类、诏令类、传状类、碑志类、杂记类、箴铭类，颂赞类、辞赋类、哀祭类。

在分类的同时，姚鼐辨源文体，交待每类文体的源流变。如“赠序类”：

老子曰：“君子赠人以言。”颜子、子路之相违，则以言相赠处……所以致敬爱、陈忠告之谊也。唐初赠人始以序名，作者亦众。至于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绝前后作者。苏明允之考名序，故苏氏讳序，或曰引，或曰说，今悉依其体，编之于此。

在明确分类，交待文类的源流正变后，姚鼐依纲定目，依次在每类文类下按照作者的时代先后排列作品。这样，某一文类的来龙去脉、代表作家、代表作品便一一显示在读者面前，而姚鼐所谓的“始而遇其粗”之“粗”，即古文的外在分类形式也纤毫毕现。

其次说选录。姚鼐在选取古文时，严格依据桐城派的“文统”说，将重点放在先秦两汉唐宋八大家、明代归有光、清代方苞、刘大櫆身上，而对魏晋南北朝的作家（辞赋类除外，姚鼐：“古文不取六朝，恶其靡也。”——《古文辞类纂·序》）及南宋、元代、明代初中期作家一概不予选录。如八大家选录将近百篇，明代归有光32篇，清方苞多达11篇，刘大櫆多达15篇。同时，姚鼐于“论辩类”不录先秦诸子之文，因其“道有是非，文有工拙”；于“序跋类”不录史传之文，以其“不可胜录也”（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欧阳修《唐书》、刘向《战国策》除外）；于“奏议类”不录《春秋》内外传（《左传》、《国语》）之文，录自战国以下。

最后说评语。在中国文学批评领域，评点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学批评方式，自唐代至清代皆有作，从体例上来看，可主要分为三种：（1）在选择作品的同时，对作家予以列传，在传中夹评；（2）与选编作品结合，对所选作品进行评点；（3）在评选作品中融入校勘和考证，形成评、校、考结合之体，《古文辞类纂》的评点方式即属此类。

姚鼐对古文的评语颇尊“师法”，姚鼐自言“少闻古文法于伯父薑坞先生（姚范）”，且桐城派宗师方侍郎（方苞）、刘海峰（刘大櫆）为其所宗，更因尊归有光兼及明代“唐宋派”之唐应德（唐顺之）和茅顺甫（茅坤），又因诸人对古文或有精到之言，或曾亲自选本按语，故姚鼐于古文评点中除自家评点外，每每称述诸人之语：

如卷六“序跋类一”班孟坚《记秦始皇本纪后》评点曰：

薑坞先生云：《宋书》志“五德递王”，有二家之说，邹衍以相胜立体，刘向以相生为义。

如卷四九“碑志类下编八”王介甫《给事中孔公墓志铭》评点曰：

茅顺甫云：荆公第一首志铭。须看他顿挫迂徐，往往叙事中伏议论，风神萧飒处。又云：于序事中一一点缀，而风韵焕发，若顺江流而看两岸之山，古人所谓应接不暇。

总体看，姚鼐对古文的艺术品评有两个突出特点，即辨源流、重神理。

重源流者，如卷六“序跋类一”班孟坚《汉诸侯王表序》评语曰：

鼐按：大史公年表序托意高妙，笔势雄远，有包举天下之概，孟坚此文多因太史公语，议论尤密，而文体则已入卑近，范蔚宗以下史家率仿之。

重神理风格者，如卷三六“书说类六”柳子厚《与李翰林建书》评语曰：

子厚永州与诸故人书，茅顺甫比之司马子长、韩退之，诚为不逮远甚。而方侍郎遽云：相其风格，不过如《与山巨源绝交书》，则评亦失公矣。子厚气格紧健，自有得于古人，若叔夜文，虽有韵致，而轻弱不出魏、晋文格，如子厚山水记，间用《水经注》兴象，然岂郦道元所逮耶？

从姚鼐序和古文评点的两相对照中可以感到，他选列文章、分类编次，是示人以“粗”，而评语则是示人以“精”，即指导人们体会揣摩古文辞的“神理”，进而达到“御其精而遗其粗”的境界。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姚鼐在古文的评点中除去对作品的艺术品评外，还夹有大量的考据文字。清代康乾之际，朴学大盛，乾嘉学派与桐城派相轻，梁启超言桐城派：“以孔孟韩欧程朱以来之道统自任，而与当时所谓汉学者互相轻。”（《清代学术概论》）为免于讥刺，受时代风潮的影响，姚鼐的古文评点中亦带有训诂、校考的体制。

如卷十二“奏议类上编二”贾生《陈政事疏》校考曰：

此“二”字疑本是“一”字，后论匈奴一事，而迭出“可为流涕”句耳，非有二也，俗人或遂于起处增一为二。

再如卷二五“书说类一”《苏季子说赵肃侯》校考曰：

秦攻赵，齐不应远涉渤海，盖清河之误耳，《史记》是。

需要注意的是，姚鼐毕竟是文学家而不是考据学家，因而他的考据中就不可避免地有一些错误，如前举贾谊《陈政事疏》中以“二”为“一”，就是没有细读全文的臆说妄断。再如卷十一《苏子说齐闵王》辨苏子当为苏厉，乃是对《战国策》及苏秦故事演化不够了解的表现。

总体而言，《古文辞类纂》集中了不少优秀作品的较好的选本。它体现“采辑博、选择精、分类善”之诸多优点，自行世以来，即被誉为“文章正宗”、“阅此便知为文之门径”，广受各文学大家所重视，并推荐为“人人必读之书”。在分析评论上，无论是指出散文发展的线索，揭示一作家与他作家之间的渊源关系，还是对作品的艺术分析等，皆不乏精辟的见解，有助于启发人们的学习。

目前能够见到的《古文辞类纂》的最好版本是经清代李承渊校勘的《四部备要》本，台湾中华书局1971年曾出版此本，共3册，书中题有“四部备要集部中华书局据滁州李氏求要堂校本校刊”字样，全书繁体、竖排，大字清晰，略分句读，便于有古文根基者阅读；若就普通读者而言，可参阅岳麓书社1988年2月第1版《古文辞类纂》，全书横版排版，以《四部备要》刻本为底本，偶有疑误处，据通行各篇原书校订，卷首新拟全书总目，凡书中古体、异体、繁体字均改为今体、正体、简体字，收录各篇均予以分段，卷末附有《全书篇目索引》，极便省览。如古文基础稍差，还可参阅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海啸出版事业有限公司）于2006年出版的《新译古文辞类纂》，此书除详赡的注释和语译外，篇篇皆有完整的题解和精采的评析，且每一文类前并有文体介绍，足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