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根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统一部署，“围剿”毛泽东《沁园春·雪》的任务，落实在《中央日报》的身上，由重庆的《中央日报》统一组织实施，作品在副刊上发表，要求大家以唱和为名，打出反对“帝王思想”的旗号，对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进行肆意歪曲和谩骂。而且，当时已经落实了责任，由《中央日报》的主笔王新命全权组织实施。王新命已经组织了许君武等一批善于辞令的高手参与。可是，不巧得很，任务刚刚落实，《中央日报》主笔兼副刊编辑王新命又有了新的任命，被调往南京《中央日报》主笔室工作。为此王新命还写了一则《告别》词，其云：“现适奉调赴京”，“我也不再兼编副刊，并且不日将离开陪都”[3] 。
这个王新命是一个比较听话的写手，他接到“围剿”《沁园春·雪》的命令之后，迅速根据上峰的要求写好了一篇“御用词篇”，于是1945年12月4日，王新命在临走之前以“东鲁词人”的笔名在《中央日报》上和了一首毛泽东的《沁园春》，然后他就到南京去复命了。文化“围剿”的“伟大使命”由此交给了《和平日报》。[4]
王新命以东鲁词人为笔名发表的《沁园春》是这样写的：
抗战军兴，受命立功，拥纛东飘。当徘徊歧道，中夜惘惘，悚心怵目，举世狂潮。寇患方深，阋墙难再，回首中原烽火高。却戈倒，看杀人掠地，自炫天骄。
山河美丽多娇，笑草莽英雄亦折腰。想翼王投笔，本矜才藻；押司题壁，夙擅风骚。惜误旁门，终虚正果，勒马悬崖着意雕。时未晚，要屠刀放下，成佛今朝。[5]
看来王新命这个主编肚子里也有一点墨水，只是他用的太不是地方。他为了给蒋介石的脸上贴金，竟然到了信口雌黄的地步，污蔑毛泽东是自比天骄，说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草莽英雄，把革命领袖和太平军中的翼王石达开、梁山上的头领宋江同日而语，还说共产党的领袖是误入了旁门左道。本来是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在王新命的词中却把这个罪责加在了共产党的头上，还煞有介事地叫嚣让人民军队放下手中的革命武器“成佛今朝”。
很显然，这首荒腔走板的歪词和国民党在谈判中要求共产党放弃解放区、交出军队的谰言是如出一辙的。
同一天，一个署名“耘实”的作者也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一首《沁园春》，在易君左发表《沁园春》的那张《和平日报》上，还发表了扬依琴的《毛词〈沁园春〉笺注》和董令狐的《封建余孽的抬头》，他们一起把矛头对准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了毛泽东、共产党，以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接下来就更加热闹了，一时间趁着水浑，什么鱼鳖虾蟹都逆水而来，大有狂犬吠日的架势。前前后后，国民党的御用文人一共写了三十多首词，十多篇文章：
1.《中央日报》于1945年12月4日在《中央副刊》上在头条位置发表了署名“东鲁词人”、“耘实”的两首《沁园春》和词。
2.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办的《和平日报》（原名《扫荡报》）于1945年12月4日发表易君左的《沁园春》和词。
3.重庆的《益世报》于1945年12月4日发表了张宿秋的《沁园春·吊北战场》的和词。
4.《和平副刊》于1945年12月5日发表了吴诚的《沁园春·步和润之兄》。
5.《合川日报》于1945年12月6日分别发表老丁酸《沁园春》和毛泽东、柳亚子；石昙《沁园春·忠告共产党》。
6.《和平副刊》于1945年12月10日发表颜霁、尉素秋女士和域林、慰侬的《沁园春》四首。
7.《和平副刊》于1945年12月13日再次发表颜霁的《沁园春·叠韵致和柳亚子》；同时还发表了孙俍工的《沁园春·和毛泽东》，以及樊旦初和吕耀先的《沁园春》，共四首。
8.《益世报》于1945年12月16日又发表张宿秋的《沁园春·再次毛韵难民行》。
9.《大公晚报》于1945年12月19日发表蜀青的《沁园春》。
10.《益世副刊》于1945年12月28日发表雷鸣的《沁园春》。
11.《和平副刊》于1946年1月3日发表胡竞先的《沁园春·次毛柳之韵》，同时发表元鼎的《读柳词有感》（七绝一首）。
12.《和平副刊》于1946年1月25日再次发表易君左的《再谱〈沁园春〉》。
以上有据可查的共计二十首词，一首七绝，可能还有没被收录的若干，总计大约能有三十余首。
在此期间发表的文章有：
1.《和平日报》于1945年12月4日发表了扬依琴的《毛词〈沁园春〉笺注》、董令狐的《封建余孽的抬头》。
2.《大公报》于1945年12月8日至12日用5天时间不厌其烦地发表了王芸生的《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
3.《益世副刊》于1945年12月14日发表小完的《谈谈〈沁园春〉》。
4.《新闻天地》第十期于1946年2月发表了危涟漪的一篇总结性文章，题为《毛泽东“红装素裹”，一首“沁园春”，画出心底事》。
以上共计五篇，加上其他没有被统计的内容，大致能有十多篇。可见，国民党是很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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