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史上，黄河在汉代曾经造成很大的灾害。魏晋以至唐末，河患较少，下游河道变迁亦较小。北宋之初，河决澶渊，又决于濮阳，河政便成为一代大政。仁宗景元年，澶州横陇埽决，自是水东北行，进入河北大名府境。庆历八年，又在澶州商胡埽决口，河道向北流去，经过河北平原，由渤海湾西岸合界河（即今海河）入海。这就是所谓北流。嘉五年，黄河又在大名府魏县（今河北魏县东北）第六埽（今南乐县西）决出一条分流，东北流经汉时旧河道，入笃马河（即今马颊河）入海。这就是所谓东流。
熙宁元年六月，黄河在恩州（今河北清河）、冀州（今河北冀县）、瀛州（今河北河间）或淫溢，或决口。神宗顾问近臣。都水监丞有的主张筑新堤三百六十七里，有的主张“稍闭北流”，开二股河导东流。十一月，司马光被命和入内内侍省副都知张茂则去河北视察。二年正月，回汴京，向神宗汇报情况，说都水监宋昌言的计划很好；在二股河的西面筑土堤约束水流东去，等东流渐深，即塞北流，使御河、葫芦河各还故道，解除恩、冀、深、瀛四州以西的水患。深州在今河北深县南，束鹿东，滹沱河在其东，葫芦河经其南。他认为治河要因地形水势，不可强用人力，使低就高，横立堤防。
司马光出使，亲自察看了东流的情况，在《河北道中作》诗中，曾说：“河势东回今几年，浓荫满目尽桑田。川原变化无终极，一气不为常寂然。”
当时有人主张塞二股河北流。司马光大不以为然，说东流浅狭，堤防未全，必然决溢。这无异于移恩、冀等州水患于德州和沧州；不如俟东流渐深，堤防稍固，北流渐浅，一切器材准备好了，再塞为好。神宗问东流、北流之害孰重孰轻。司马光说：“两地皆王民，没有什么轻重。”那时二股河东流才及六分，司马光主张减少北流一半费用以备东流，等到东流及八分，才闭断北流。神宗倾向于六分即闭，王安石说：“和司马光议事，总是麻烦的。现在叫他治河，将来不用他的计划，就更要使他不安于位了。”于是治河事由张茂则一人负责。[1]
后来宋昌言那项建议付诸实施，恩、冀诸州果然免除了水患。朝廷议酬奖，他请求对昌言要优厚，以为“一例受赏”，便“无所沮劝”了。昌言是北宋著名藏书家宋敏求的族弟，是一位治河的专家，在都水监的日子很久，做过监丞，也做过同判和判监。都水监是北宋中央管理水政的机构，判监事是主管官，丞有两员，轮流外出，直接管理河防事务。
富弼去位之后，陈升之任相。神宗问司马光，外面对升之有些什么意见。光说：“陛下亲自进用的宰相，我敢说什么！”神宗说：“不要紧的，你说吧。”光说：“命令已经正式公布了，我说也无用。”神宗说：“你还是说说吧。”光说：“闽人狡猾阴险，楚人轻率刻薄。现在两位宰相是闽人，两位参政是楚人，他们援引同乡，将来满朝俱险薄之人，天下风俗怎么能得淳厚？”神宗说：“现在中外大臣没有可用的。升之有才智，民政边事，都很内行，别人比不上。”光说：“升之才智，陛下说得很对，但恐不能‘临大节而不可夺’。汉高祖以为王陵戆直可作相，陈平只能当助手。陈平有才智，但难独任。真宗皇帝用丁谓、王钦若，也以马知节作枢密副使。知节忠直，可以‘从旁制之’。这是明主用人之道。”神宗以为司马光讲得很对，说他已告诫升之了。司马光对富弼之去，表示很惋惜，说这个人老成持重，声望很高。神宗说：“我尽力留他，他坚决要走，留不住。”司马光说：“他之所以坚决要走，就是因为言不用，与同列合不来。”神宗说：“他做宰相之后，一无所为，只是求去。倘有所为，我不同意，求去就应该。”神宗又问王安石这个人如何。司马光说：“人们说安石奸邪，说得太过分。安石只是‘不晓事’，又固执。”神宗说：“韩琦敢做事，肯负责，比富弼好，只是太倔强了。”司马光说：“韩琦忠于国家，短处也有，只是‘遂非’。”神宗一连问了好多人，问到吕惠卿。司马光以为这个人善于逢迎，巧言佞色，不是个好人；就是他，使安石受到人们的指责；近来他升得很快，大大不得人心。神宗说：“惠卿识事理，也是个美才。”司马光说：“惠卿在文学上颇有点聪明才能，但用心不正，陛下还要加以考察。江充、李训这些坏人，哪个没有才？没有才，他就不能取得人主的好感了。”
最后，神宗说台谏是天子的耳目，很重要。司马光以为这个官职，要皇帝慎重挑选；现在凡是指摘执政是非的都被斥逐，台谏之官，用的都是执政之党。神宗说谏官难得，要司马光推荐几个人。[2]
龙图阁直学士陈荐、直史馆苏轼、职方员外郎王元规、集贤校理赵彦若，第二天就被司马光密荐于神宗。对于这四人，光一一扼要地加以介绍。说陈荐“忠厚质直”，说苏轼“劲直敢言”，说王元规“志操坚正”，说赵彦若“遇事刚劲，人莫能夺”。[3]
陈荐后来权主管御史台，揭发御史李定不孝，被罢官。李定少受学于安石，依附安石得美官，捏造罪名，使苏轼被逮捕，关在牢狱里一百三十天。[4]
司马光的好友范镇对散青苗钱极为不满，他说：“汉朝全盛，设常平仓，谷价便宜时加以收购，以免伤农；谷价高了，则平价出卖，使民无艰食之苦。这是个好办法，我们过去也继承下来了。青苗钱和这完全相反，苗在地里才青，便估计它收成时值多少给钱，“收敛”还没完，便须偿还，不得短少。这是强盗的办法。用强盗的办法来代替常平良法，这就是人心浮动不安的缘故。”李常、孙觉也认为青苗法一行，民间喧然，以为不便。[5]
韩琦由判相州改判北京大名府。英宗朝，司马光在议濮王尊礼时，和他的意见是相左的；他也对神宗说过韩琦有“遂非”的缺点，但对韩琦“临大节，处危疑，苟利国家，知无不为”的精神极为敬重。[6]熙宁三年二月，韩琦上书说：“散青苗钱，目的是在施惠百姓，使兼并之家不得乘青黄不接之时取倍称之息。现在规定，乡村户户都有借钱数目的规定，其富户和城镇有产业的人户，还可以多借，借一千，还一千三，这不是国家放债取息么！显然违背了诏书的原意。国家规定，不许强迫借钱。现在的情况是，不强迫，上户不借；下户愿借，但借时容易，还时艰难，将来必有纠纷。”他要求皇帝立即停止这项办法，仍旧照常平旧法办事。[7]
神宗把韩琦奏疏交给执政，说韩琦是真忠臣，身在外而心系王室，表示没有想到青苗如此害民！说：“坊郭哪来的青苗，使者也把青苗钱强借给那里的居民！”王安石脸都变了，高声道：“倘他们愿意，借给坊郭户有什么不好！”对韩琦奏疏加以责难，请神宗不要为异论所惑。神宗说：“还是要让人讲话。我想文彦博、吕公弼都有意见，只是不说。只有韩琦肯说，真是忠臣。”这时，神宗有罢青苗之意。
第二天，安石请求去位，称病留在家里。神宗叫司马光代为批答，说他极看重安石，非常信任，大家都知道没有人能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现在“士大夫沸腾，黎民骚动”，安石要把一切撂下来，为自己打算，固无所憾，但我将怎么办呢？安石对批答极愤怒，抗章自辩。神宗说批答写得很急迫，看得也不仔细，深表内愧，苦苦地挽留安石，并加奖谕。但安石一直留在家里，不到衙门里去工作。[8]
神宗打算用司马光，征求安石意见。安石说：“光表面上对你直言极谏，但所说的事莫不害政，所要好的也莫非害政之人，一旦在你左右，据高位，必不能协助你革新大政，而只能阻碍你的所作所为。你要用司马光，无异于为对新政持异论的人立一面红旗。”红旗，用的是韩信破赵的故事。韩信先选轻骑二千人，人持一赤帜；然后背水为阵，与赵战，赵尽空其营垒出击，这二千人遂入赵营垒，拔赵旗，立汉赤帜。[9]
王安石因韩琦上疏和神宗对他辞呈的批答，耿耿于怀，卧家求退。
神宗以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光辞不就，辞得很坚决。在辞呈中，说自己不通时务，近来身体又不好，实在不能担任这样的机要工作。又说：“我除粗通经史，一无所长，钱谷刑狱之事，已经感到吃力。军旅之事，更从来不曾学习。拾遗补过，不避怨怒，还有一日之长。曾经辞过开封府推官，是因为工作繁剧，怕不胜任；曾辞知制诰和翰林学士，因为不善文辞；又曾辞龙图阁直学士，因为久在谏职没有什么贡献；再辞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是因为言事未了，还有许多事要做。对于许多清要之职，如知谏院、权御史中丞，任命始下，便即时受命，不曾辞过，这就是因为我以为这些事可以胜任愉快，不至旷败的缘故。有人以为我这回请辞恩命，是‘不慕荣贵’，也有人以为我是‘诈饰邀名’，都是因为不了解我！”[10]
韩琦听说司马光辞枢密副使，马上派人送信给文彦博，说神宗倚光甚厚，庶几可以行道，道或不可行，然后求去不为晚。文彦博把这封信交给了司马光。[11]琦又直接写信给司马光，说听到他恳辞枢密，希望主上感悟，大忠大义，真可充塞天地、横绝古今。又说他辞领西台（即枢密）固有优游之乐，但也有负于“苍生之望”。[12]
二月二十日，司马光上疏。这时，神宗还没有收回以他为枢密副使的成命。疏中，他说：
“我蒙厚恩，以为枢密副使。勾当御药院陈承礼等催促我快点就职。陛下用我，当然是看到我敢说实话，以为狂直，可能有补于国家。我也不过是想竭尽愚忠，有助圣德于万一。假如陛下只是给我禄位却弃而不用，我也只是徒以禄位自荣而不能有益于人民，这就很不好了。
“陛下励精图治，但谋臣只见小利，不顾大害。衙门更多，以冗增冗；立法比旧日更苛，聚敛较往时益甚。百姓骚然，而不肯自以为非。我过去曾说不当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天下事当委之转运使、知州、知县，不要另外遣使加以烦扰。对于发放青苗，也曾说过不好。但臣言无用，因此闭口不言。青苗行之数月，中外纷纷，都以青苗不便。那些说青苗不便的人，还只是看到目前骚扰之害，我所忧虑的则在十年之后。
“贫富之分，由于勤惰。贫者常借贷富者以救急，而富者则因放债来增加财富，虽贫富不均，苦乐不同，但往往以此相保。现在国家发放青苗而敛其息，富民不愿取，使者放得越多越以为有功，不问贫富，按户等强迫分配，富者分配得多，贫者则较少，多的至十五缗，少的也不少于一千钱。贫富相兼，共为保甲。贫者还不了债，便散而逃亡四方；富者不能走，便替逃亡者还债。这样一来，贫者尽散，富的也穷了。这就是散青苗之害。
“先帝曾出内藏库钱一百万缗，助天下常平仓为籴本。全国常平仓钱谷前不久共有一千多万贯、石，现在尽散常平钱谷，专行青苗。将来倘要再行常平旧法，到哪里去筹款？富室既尽，常平又坏，一旦有水旱之灾、边塞之患，老百姓的弱者填沟壑，壮者散之四方，不又将有陈胜、吴广、赤眉、黄巾、黄巢之事么！
“我希望陛下能听我的，罢制置三司条例司，追还派遣到各地的使者；已发放的青苗钱，丰收之后，催收本钱，更不取利，没有发放的立刻停止发放。”[13]
对枢密副使，司马光一直不肯就职。在第四次请辞諸子中，他说他只能拾遗补过，对皇帝有万一之助。他再次提到国家的大患在于派遣使者发放青苗和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立，若不加撤除，他便为狂愚之人；英俊满朝，皇帝偏要起用这个狂愚之人，是大大要为“圣政之累”的。他衷心期待皇帝罢去条例司和所遣使者，说这比他居两府之位要强多了。[14]
神宗派内侍李舜举对他说：“枢密是管兵的，有特殊的职分，和别的事无关，你不当以他事为辞。”司马光说：“我假如接受了枢密副使的命令，就不当讲枢密职分以外的事了。现在我还是个侍臣，可以说朝廷缺失，庶几少补圣政于万一。”[15]
这年正月，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和王皀、范镇、宋敏求的儿子登科，康名列明经上第，时年二十一。皇帝在琼林苑宴请他们，叫做琼林宴。司马光、范镇都参加了这次宴会，范镇有诗，司马光有和作：
念昔琼林赐宴归，彩衣绿绶正相宜。
将雏虽复慰心喜，负米翻成触目悲。
殿角花犹红胜火，樽前发自白如丝。
桂林衰朽何须恨，幸有新枝续旧枝。[16]
儿子及第，做父亲的也参加了琼林宴饮，回想自己年轻的日子，一切宛在目前，将雏之喜，负米之悲，一时涌现心头。桂林衰朽是说自己老了，用的是西晋?诜的话。诜举贤良对策第一，后任雍州刺史，晋武帝问他自以为如何，他说：“我不过是桂林的一枝，昆山的片玉。”[17]新枝续旧枝，作者的喜悦是很明显的。在政治浪潮中，这大概也是很少的。
【注释】
[1]《宋史》卷九一《河渠志一》，并参邹逸麟《宋代黄河下游横陇北流诸道考》。
[2]《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七之一，《太平治迹统类》同。
[3]《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一《再举谏官諸子》。
[4]《宋史》卷三二二《陈荐传》，卷三二九《李定传》；“一百三十天”，据《苏轼诗集》卷一九“百日归期恰及春”句案语。
[5]《长编拾补》卷七熙宁三年正月癸丑条。
[6]《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七《北京韩魏公祠堂记》。
[7]《长编拾补》卷七熙宁三年二月壬戌条，参《宋史纪事本末》卷三七《王安石变法》。
[8]《长编拾补》卷七熙宁三年二月癸亥条。
[9]《长编拾补》卷七熙宁三年二月壬申条、《宋史》卷三三六《司马光传》；赤帜事见《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
[10]《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一《辞枢密副使》一、二、三諸子。
[11]《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七之一。
[12]见《东莱诗话》，转引自顾栋高《司马太师温国文正公年谱》。
[13]《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一《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
[14]《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二。
[15]《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二《贴黄二道》。
[16]《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一一《和景仁琼林席上偶成》。
[17]《晋书》卷五二《?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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