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巧宦热中

黄濬批评张之洞“巧宦热中”，和梁启超批评的“迎合宦术甚工”，一个意思。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云：“其（张之洞）幕府今尚有存者，言当年南皮仕宦之热中，历历可征。”文字一转，下面说了张之洞另一面。“然南皮究为书生，究存老辈风度，晚入军机后，西后既殁，即力主起用沧趣（按即陈宝琛），集（按指张之洞诗集）中如《过张绳庵宅》（按为张佩纶）、《拜宝竹坡墓》（按为宝廷）诸诗，皆甚敦气类。所惜者，急于仕宦，不肯引绳批根，直论政治崩坏之本原。欲结官掖之恩知，不惜诟人以利己。”张之洞本是有所见的人，但是，为了做官，不免迎合，甚而不惜损人利己，以得奖掖。用现在的语言说，是个风派。尽管如此，张之洞毕竟有所建树。

张之洞的建树，在两个方面，一是教育，一是重工业。本是词臣，居翰林院十八年，深知文化教育的重要，两任试差（典乡试），两任学差（地方学政），均有成绩。及后历任封疆大吏，始终注意兴学。他在各地举办的书院中，颇有培养出硕学大儒之士者，如四川的尊经书院，湖北的两湖书院，广东的广雅书院，至如武备、农工商、铁路、方言、军医诸专业学堂，他也有所建树。建立汉阳钢铁厂，张之洞名声最大，以至毛泽东说“重工业不能忘了张之洞”，但他实是全凭主观意志，盲目兴建，在选址、开矿、购器、经营诸方面，多是任意而为，大手花钱，其结果是搞不下去，留了一个烂摊子给盛宣怀（详已述于另文《清末三屠》，此处不赘）。凭实而论，张之洞留给后人的，教育上的成绩多于洋务（重工业是他兴办洋务事业中的最重要部分）。他所兴办的洋务事业，只能见效于一时，有的甚至一时也未曾见效（他太外行了），他在教育上的兴为，则留益于久远。加上张之洞一生清廉，不谋私利，《清史稿》本传称他“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云”，其人即有可称。

黄濬评张之洞“事功不如文章”，和柴萼《梵天庐丛录》所议相符，过于就“立言”为论。就文章而言，张之洞确是高手，既为大臣，则所重应在事功。且张之洞的事功，应合其兴办教育事业和洋务事业来计算，亦不薄矣，不宜强为对比，致兴“恨王荆公不作翰林学士”与“惜褚彦回之作中书而后死”之叹。

张之洞观风而动，以下举诸事明之。

戊戌政变前，张之洞和康有为有来往，并从经济上支持强学会上海分会。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光绪二十一年十月条记：“康祖诒来。”下注云：“祖诒在京师创立强学会，朝士集者百数十人。是月十一日来见，旋赴上海设分会，请公列名。公复电云：‘群才荟集，不烦我，请除名。捐费必寄。’乃助会款五百两，拨公款一千两。”张之洞虽亦言维新，未必与康有为之论合辙，捐款而不列名，正是张之洞欲观风向各占一脚之举。

张康关系，如仅只是这一晤和捐款，也就很一般。《花随人圣盦摭忆》揭载张之洞幕僚梁鼎芬写给张之洞的两封信，大有意味，且深可探索。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日半夜，张之洞长孙堕溺两江督署花园池塘殒命，张之洞悲痛至极，时时涕泣，康有为到南京见张在十月十一日，正是张之洞丧孙之后。⁽¹⁾这位清客梁鼎芬在信中提出了为张之洞释忧的奇妙之法：和康有为终日相对长谈。其一信云：“比闻公伤悼不已，敬念无既。（旁注云：‘断断不可如此，忧能伤人，况涕泣乎！’）今思一排遣之法，长素健谈，可以终日相对，计每日午后案牍少（稍）清，早饭共食，使之发挥中西之学、近日士夫之论，使人心开。”又一信云：“长素于世谷应酬全不理会，不必区区于招饮，鼎芬亦可先道尊意与近事，渠必乐从。如可行，今日先办。或欲闻禅理，兼约礼卿（按为蒯光典），使之各树一义，粲花妙论，人人解颐，连日皆如此，康蒯二子，深相契合，两宾相对，可以释忧。”黄濬据此谓：“此两笺是当时南皮延重康长素之铁证，而节庵居间尤力。”梁鼎芬曾列名强学会上海分会发起人，和康梁颇有关系，他是张之洞的亲信，为张康居间，很合适。度梁鼎芬如果平时不从张之洞处得知张对康的看法，不致为此奇妙的献策，献此策必投张之所好。因此，可以断定，康有为此行访张，必有一段时间盘旋，非一面之晤而止。

在戊戌政变之前，张之洞这个深得慈禧宠信的大员，早已窥测出风向，深知康氏政治改革、倡导民主民权之说（假托为孔子学说）必不可行，于光绪二十四年三月著为《劝学篇》，以“教忠”，“正权”，“辨上下，定民志，斥民权之乱政”，和康有为维新邪说划清界线，所以，《清史稿》张之洞本传说：“二十四年，政变作，之洞先著《劝学篇》以见意，得免议。”

张之洞不只著《劝学篇》在政治上明志，以示其斥康说，甚而在谈诗论诗上，也前后不一。最明显的莫过于对王安石的态度。黄濬评张诗之最佳者是其绝句，而其绝句纯学王荆公，甚至在晚年的《吊袁爽秋》诗中曾唱：“江西魔派不堪吟，北宋清奇是雅音。双井半山今一手，伤哉斜日广陵琴。”对于王安石的推崇达于极点。忽然又再三说明他不赞成王安石，《学术》一诗自注云：“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庵，经论讲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后风气也，遂有今日，伤哉！”歪曲事实地说这种风气和他毫无关系。他的《金陵杂诗》中，亦有《非王安石》一首。由政治扩大到了学术和诗，文章讲龚自珍，经论崇王安石，和康有为经学讲公羊连在了一起，变成政治问题了。当然他更敏感地以康有为的维新和王安石新政去比附。我们社会批胡适、批胡风的做法，早见于戊戌之时，其源有自，真令人悲哀，而张之洞真算得窥风高手。于此，也就不能不赞赏黄濬下面的推究所得为敏锐之见，黄濬对张之洞于王安石立说之数异，发表意见云：“细求其故，殆由于南皮先曾保康梁，为之延誉甚力，及戊戌变起，乃亟亟印《劝学篇》以自明。任公时著《大政治家王安石》，南皮则亟诋之，吟咏之不足，又躬自注释，以明其宗尚正大。此中矫揉，皆为逢迎西后，正为自全之一念驱使之。”呜呼，“自全”毁了多少知识分子、学者，也毁了士大夫如张之洞。

己亥立储，是晚清一大事，是慈禧酝酿未成的一个政变。废光绪立大阿哥溥隽为皇嗣，当时知识分子反响强烈，上海签名反对者多达数千人，此举对慈禧这个专制统治者并无影响，促成慈禧中止此事的动因，乃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一句话：“中外之口难防”，借外国人吓退了慈禧。张之洞时为湖广总督，态度如何？有两说，一说见于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谓张之洞对慈禧征问立储的意见答说：“权在太后，非疆臣所得干预。”恰恰是这个张之洞，在此前光绪行新政时和陈宝箴共同疏奏奉行兴革事宜最力。一说见于胡思敬《国闻备乘》，谓张之洞本已和刘坤一商定反对废储，“之洞始诺而中悔，折已发矣，中途追折弁回，削其名勿与。”所以刘坤一说：“香涛见小事勇，见大事怯，姑留其身，以俟后图。吾老朽何惮？”于是留下了刘坤一单独具名的名言两句：“君臣之义至重，中外之口难防。”无论何说为是，张之洞逃不了看风说话的论定。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庚子西狩事。李鸿章邀集各督抚力阻慈禧挟持光绪逃往太原，继逃西安。李鸿章的考虑是，西逃则联军无议和对象，必致战争延长，议和困难，赔偿亦必增加。李鸿章的考虑是对的，张之洞非见不及此，只是了解慈禧亟欲西逃，迎慈禧意而不列名会奏。张之洞一生对慈禧亦步亦趋，所以不倒，且官位日隆。

下面要说的一件事，因政治关系涉及了张之洞做人品质。张之洞源出清流，和清流名人张佩纶、宝廷、陈宝琛等意气相投，深相友善。后张佩纶外放，马江兵败，谪戍远行，释归后做了清流最反对的李鸿章的女婿，晚年闲居南京，郁郁不得志。张之洞移督两江，和张佩纶同在一城。《花随人圣盦摭忆》揭载，张之洞又打算盘了，以张佩纶“夙为西后所嫉，与之往还，惧失欢西朝，不与往还，又失故人之谊”，亏他做得出，叫人劝张佩纶移居苏州，难怪张佩纶大怒，“‘谓我一失职闲居之人，何至南京亦不许我住耶？’其后闻南皮又使人先容，微服往访（佩纶），至于相对痛哭”。不能说张之洞全无旧情，交友为政治所左右，难矣。张佩纶死，陈宝琛千里往悼，并留诗。此时张之洞又迁督湖广，陈宝琛吊丧路过，张之洞约他同游庐山，陈宝琛谢不往，干脆答以“吾为吊丧来，非游山也”。张之洞意兴阑珊地写了《江行望庐山，约陈伯潜游不至》诗，后来又有《过张绳庵宅》（绳庵即张佩纶）四诗，故人情谊，毕竟不能全忘，为求禄位，内心矛盾亦深，张之洞这样的风派人物，做人也太吃力了。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原载一九九六年三月十四日《文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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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上有文章言，溺死者应为张之洞长子仁廷。未考。——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