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原点联测

接到总局“87工程”暂时下马的通知，国测一大队就向我们登山分队下达了对大地原点进行三角和水准联测的任务。

《辞海》对大地测量的释义是：“确定地面点位，地球形状大小和地球重力场及其随时间变化的精密测量。包括三角测量、导线测量、水准测量、天文测量、重力测量、卫星测量和大地计算等，为地形测图和大型工程测量提供基本的水平和高程控制，为空间科学和国防建设提供点位坐标、距离、方位角和地球重力场数据，为研究地球形状大小、地壳运动和地震预报等提供资料。”由此看来，它是一项费时费力的系统工程。

单就三角测量、水准测量而言，在1950—1970年的20年间，据统计，完成一、二等三角测量和导线网39 510点，三、四等20余万点。其中参加全国天文大地网整体平差的有48 433点。在1950—1982年的32年间，据统计，完成一等水准测量约93 360公里，二等水准测量约13.7万公里。

国测一大队在造好大地原点建筑群后，紧接着就投入全国天文大地网整体平差工作中，进行野外收尾。收尾工作就像长江三峡大坝的截流封口。登山分队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积极投入三角的补网联测和大地原点升降运动监测水准网的联测的。登山分队的总人数为45人，由于之前迟迟等待“87工程”，各中队相继从“闲置”的登山分队借走了10多人。借走的无一归队，而登山分队的任务并未减一分一毫，就三角而言，西至乾陵，东至渭南东的孙家塞，北至宜君的火烧山，南至秦岭的牛背梁和云台山。水准任务约200公里。其实际需要的总人数不能少于45人。登山分队的干部也奇缺。在测量托木尔峰高程时，我任技术副队长，组织上给我派了两名高级工程师当助手（技术助理员），此时已调回大队部；而派来的支部书记任景文，由于想调回家乡山西运城地质队，与家乡在乾县的赵文博对换，有时半个月甚至20天我也很难见到任景文一面，实际上是我一个人在主持工作。

任务繁重，困难重重，总得想方设法完成。我组建了以徐崇利（健在）为观测员，以李家祥（健在）为记簿员，包括赵东海（健在）在内的7人水准观测组。2个三角观测组则以齐昌家（健在）、高西江、贾军（健在）、刘虎生、王建国（健在）等技术骨干为主。由于司光站人数不够，我采取了各组不定员制，工作中根据各组观测方向的多少，由我统一调遣，从而解决了司光员人手不足的难题。

1978年7月15日，正式投入生产。

我首先将理论扎实、经验丰富、技术精湛、作风严谨的齐昌家调到大地原点去观测七个观测方向，以原点为核心向四条一等三角锁外传播。我的这位军测院的校友、共和国第一代一等三角观测员果然不辱使命，测定的成果质量极佳，传播误差最小，保证了传递质量。紧接着，我把同样也能打硬战的高西江观测组放在杨凌一带作业。如此这般，整个工作在最短的时间里全线铺开了。

由于青工没有观测一等三角测量的实践经验，一时间反映上来的问题较多，大队领导焦凤山给我派了一辆北京吉普，我在上述区域，几乎马不停蹄地去处理有关问题。

乾陵出现两个三角标志，究竟以哪一个为准呢？大队技术科长王义立（健在）和工程师李云（健在）来到现场，我们3人经过商议，最终决定以总参的标石为准。

高西江观测高钢标拿不下成果，我立即去传帮带。

杨凌点建立在隋文帝杨坚的冢墓上，31米的钢标，由于受地形地貌的限制，没有地方摆放投影站，投影困难，我第一时间想办法积极地去解决问题。

天天有问题出现，都需要及时地去处理。在司光方面，尽管我采取了科学的司光站调动法，但人手还是排不开，我只好独自一人，去临潼的骊山最高点——九（龙）头司光达10天之久，才把凉马台7个观测方向的观测任务完成。在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在登山分队最困难的时候，一中队的技术权威吕瀚均（健在）伸出援助之手，火线支援分队测下了青龙寺一等三角点，并帮登山分队解决了几个难解决的问题，今天，借此机会，我再次向吕瀚均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水准测量方面，我去徐崇利组检查过两次，我翻阅了他们的手簿，李家祥记簿字迹清晰美观，各项限差都符合《细则》要求。我觉得徐崇利观测技术确实已很成熟，无须多操心。徐崇利组于11月中旬提前胜利收测。

登山分队人员有的住在马棚里，白天气味熏人，夜晚四处透风；有的在水资源匮乏地区，喝的是牲口饮用的窖水……但都能以大局为重，心系祖国，精于事业，于本年底出色地完成了犹似大坝截流合龙的突击任务，值得骄傲。

一轮红日冉冉升起，灿烂的光辉普照大地。在大地测量建设事业中，国家投资相对最少、用人最少、工时最少的覆盖全国的独一无二的巨大工程完成了，建立了《1980年西安坐标系》，即2008年7月正式启用的以地心为原点的《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CGCS2000）》。著名的奥地利大地测量学家麦赛尔认为：中国天文大地网整体平差，虽然用的是经典观测量、经典方法，但在近30年的时间建立起这么大规模的大地网并进行整体平差，成就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