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道的原点

唐宋时代的中国有如一个水满外溢的容器，使周边国家很容易在方方面面得到滋养。

饮茶的文化作为当时的精华已经在全土普及起来，也自然的传入了近邻国家。

武夷山宋代御茶园

唐代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也是古代中国经济、文化、艺术最鼎盛的时期。首都长安，聚集着世界各国的商人游客，僧侣官宦。其灿烂的华光从遗流下来的唐诗宋词、书法绘画、服装及建筑样式等方面便可窥见一斑。

1988年在古长安法门寺地下宫殿中发现了唐代的遗留品，其中有一套世界上最早的金制宫廷茶器。说明当时的茶文化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并由宫廷主导。

法门寺出土的鎏金壶门座茶碾子

鎏金鸿雁球路纹银笼子

正因为具有了这样深厚的社会基础，使得到了八世纪后半的晚唐，出现了由茶人陆羽写出的世界最古的茶书《茶经》 。书中对茶的起源及栽培法、制作法、饮用法、效能等都做了详细的介绍。

在唐代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中，最早出现了　“茶道”的说法。在[卷六•饮茶]中，对当时的茶有如下描述：“ 茶，早采者为茶，晚采者为茗。《本草》云：‘止渴，令人不眠。’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太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 又不夕食，皆恃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従此转相仿效，逐成风俗。起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类甚多。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远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

这足以证实当时的饮茶呈现的繁盛景象。

宋代，皇帝徽宗赵佶亲自撰书《大观茶论》 ，后来茶的栽培甚至得到了法律的保护，促进了饮茶更广泛的普及。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日本从7世纪初开始不断向中国派遣遣唐使,带回了包括茶文化、佛教经典在内的几乎所有方面的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元素。

在没有罗盘针的时代，航海技术落后，船只小，航路远，气候条件差，这些不利的因素使得每次派遣的船只连到达目的地的把握都没有，途中经常船毁人亡。就是这样，直到唐末的200年间，日本每隔20年左右就派出一次遣唐使，其中包括各行各业的留学生，倾国力来汲取唐的优秀文化。在人类历史上，遣唐使可以说是没有先例的国家间文化举措。

在遣唐使带回的唐代文化精华中，就包括当时繁衍朝野的饮茶文化。

日本古代种植茶的最早记录

八世纪中期日本的《东大寺要录》中，有对当时的大僧正（国家最高地位的僧侣）行基的记载：“为提高僧侣的德行，在诸国建立四十九所堂舍，同时种植茶木，以济度众生”。从年代记录上看，这应该是对茶的最早记录。在81年的生涯中，奠基过不计其数的寺院，修筑过很多桥梁，修正过日本地图，只这些作为就足以证实行基和尚在日本是一位多么了不起的人物，甚至被天皇命尊为菩萨。

但现代也有研究者对《东大寺要录》中的记载有异议，因为发现了有将“茶木”记述为“药木”的文本。历史上手抄本繁多，也难免有将药与茶相混淆的可能。

此外，这四十九所寺院堂舍大都延存至今，但并没有延续至今的茶树记录，这一点从日本的传统习惯上也说不过去。因为如果一旦种植起茶木，不会至今一所寺院也没有遗留。

行基没于749年，当时日本只有可能接触到遣唐使从唐朝带回的团茶， 不用说茶树，就是茶种也是56年后由最澄从唐带回的。

但日本自古也有野生山茶却是有所记载的。只是人们是否将之培植及应用，应用到什么程度却很少有记录。《东大寺要录》中所记载的如果是野生山茶，也许还可以理解。但茶树由野生转化为人工栽培，以及采摘后的加工等都不是很容易的技术，何况还要达到当时人们已经接触过的唐茶的标准，更是一个不易解决的课题。不然，最澄也不会千里迢迢冒着生命危险带回几颗茶种。

日本公认的最早从中国传来茶的记录

最有说服力的记载是805年最澄和尚作为遣唐使从中国带回茶种，种在比叡山麓。至今当地还留有日吉茶园。

日本文献中最早对饮茶的记载

平安时代初期的宝龟年间（770），僧侣永忠入唐，在长安的西明寺留学。永忠在唐生活了三十五年，期间正值茶圣陆羽完成《茶经》，唐朝举国兴茶的时代。因此，永忠对茶也十分精通。在805年回日本后，先后担当很多要职。

此时的嵯峨天皇是崇尚并推进唐风文化兴隆的中心人物。他将宫廷仪式、服装甚至宫城的各个门的名字都仿效唐风，并被誉为是当时包括空海在内的三位书法笔头之一。他在京都西部景色宜人的桂川岚山一带建造了嵯峨院作为离宫，使之成为当时政治、游乐的中心，现在以大觉寺之称遗留下来。春花、夏溪、秋月、冬雪，嵯峨一带至今也是京都赏游四季的盛地。今天日本文化中不可或缺的花见就是在这个时代作为公式行事遗留下来的。

据《日本后记》记载，在弘仁六年（815）四月赏樱之季，嵯峨天皇到琵琶湖西岸巡幸归途，主掌近江滋贺梵释寺的大僧正永忠曾亲自煎茶伺奉。

当时茶是自唐传来的带有宗教色彩的珍贵药用饮品，永忠将在寺院作为献给佛祖的珍品献给天皇应该是至高的礼节。特别是献茶的同时所履行的仪式并不是在宫廷日常可以见到的。

至于永忠所煎之茶是唐朝的团茶还是最澄带回的茶种所成之茶并没有详细的记录。

如果是茶种，种植十年后可以採茶。最澄于805年同永忠一同回国后，在比叡山麓种茶到永忠献茶的时间间隔为15年，茶已完全可以饮用。滋贺与比叡山都在琵琶湖周边，寺院间平时的往来也一定频繁，以茶交流本身就是高级僧侣的日课。所以，如果说永忠所献之茶为最澄所种也无可非议。只是当时茶的加工技术能否达到唐茶的水平还不得考证。

但正是这个契机，由嵯峨天皇提倡，在近江、丹波、播磨等地也开始种植起茶树，每年献到皇宫。这使得饮茶一时在朝臣贵族、高级僧侣等上层社会间流行起来。

在嵯峨天皇勅撰的汉诗集《凌云集》中曾留下了这样的诗句：

“吟诗不厌捣香茗，乘兴偏宜听雅弹。”

上好的团茶在唐朝也是珍品。日本遣唐使的主要目的是向唐朝学习佛典及各行业的技术。据记载，很多派遣唐朝的人员用唐朝廷赠与的礼品变卖经费再购买佛典及书籍以及当时日本稀缺的唐物。在冒着生命危险从唐带回的物资里，茶可想而知是微乎其微。

当时日本国内还没有形成足够的茶产地，现有的所谓山茶也不可能是上好的品种，相关的制茶技术也远没有成熟。

因上述的原因使得饮茶没有可能在更大的范围得到普及。

平安时代中期（894），日本因各种内外因素废止了遣唐使，也就在物理意义上断绝了唐茶的来源。直到南宋期间再开始派遣宋使为止的近三百年间，日本的饮茶衰退了下去，只保留在宫中季御读经的特殊仪式中，几近中断。

当时被遣唐使带回的团茶始于三国，流行于唐，隆盛于宋。三国时代魏国的张揖在《广雅》中记述：“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迹，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桔子笔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从文中可以看出，茶叶采下后制成饼保存，饮用前捣碎成末再用水冲沸的方法与今天的砖茶相同，应该是茶叶最早的冲饮方法。从添加葱、姜、桔子等材料冲饮的方式中可以看出更古老的羹饮法的痕迹。到唐代开始作为单纯饮品之前，茶还只是民间百姓饮食中的一种食材。

到了北宋时期，这种固体茶被称为片茶或团茶，其中以加工精巧的龙凤团茶最为著名。这是一种在表面铸有龙凤纹样，经过发酵而成的纯茶砖，当时被作为皇帝的御用品。

自古福建是团茶的原产地。当时用地产的上好岩茶为原料制造御茶贡品的建安北苑茶园与附近生产黑色釉天目茶碗的建窑使福建成为茶文化史上非常重要的地域。

日本将今天茶道中抹茶的制茶及点茶法看成是沿用流行于唐代、盛行于宋代的方法。

当时中国的浙江一带生产绿茶，保留了唐代蒸青、磨碎的前期制法，没有后发酵阶段。这种饮茶法被荣西禅师介绍到日本后延续至今，留存于现今日本的绿茶制作方法中。

而中国则早已变成用釜将采摘下来的青茶叶直接焙干，然后冲泡饮用。现存的龙井等绿茶都是沿用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