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商》之见

十年前我在财政厅工作时，曾对陕商研究产生过浓厚的兴趣。一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滚滚长江东逝水”，总有源头在上方，陕人经商数千载，于今为近在明清。有些人总是一味地大批陕西人封建保守，重农轻商，自然经济观念重。为什么就不能正视历史，努力挖掘我们曾经创造过商品经济辉煌发展的历史积淀，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汲取前行的智慧和力量呢？毕竟，对历史的选择，就是对现实和未来的选择。二是得益于西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拓展和李刚教授的著述，由此知道了明清时期“食盐开中”“茶马交易”和盐布烟诸商的随机崛起，使陕商与晋商一起，最早登上了中国商帮的历史舞台，成为当时中国近代化因素的标志和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些史料使人眼前一亮，增加了对陕商历史的敬意。

陕商在创业中的诚信为本、厚重质直、坚韧不拔的开拓精神让人肃然起敬，“随军贸易”的艰辛，自贡盐业的开发，茶马古道的风云，康定情歌由陕商后生唱起的逸闻与故事，萦怀于胸、发乎于情，使人不禁产生百年一瞬、风起一萍的历史回想与感慨，这些不正是我们今天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渊源和精神食粮吗？可惜这段历史知道的人太少了。为此，我曾尽力鼓动过陕商历史的研究和宣传，与商务厅的同志一道召开了首届陕商研究会，也算是走出了从学术研究向社会扩大影响的关键一步。

就陕商的历史与文化，我多次与樟叶先生聊过，给我的印象是，他对陕商的了解不像我仅停留在概念和理性的层面上，他能更具体和细微地感知陕商、熟识陕商，他的眼睛里不仅有商，更有人，有着活生生的“自家人”，他能举出西安城内的商铺渊源，渭北商号的经营掌故，这让我十分感佩。知道他要写陕商，我挺期待，直到拿上他苦心孤诣，奋笔两载写就的初稿时，我仍暗吃一惊。在我有限的认知中，陕商大多是从事各种物业的行商坐贾，没想到他一下子就抓到了工商各业的关键和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钱商不仅在当今，就是在百年前的陕商队伍中依然是经济的血液、发展的龙头，位居于那个历史阶段的高端与代表，也更能体现当时工商发展的历史风貌，没有相当深厚的积淀和功力，不是任谁都能用文学的形式来表现百年前“汇通天下”的商海沧桑，仅此一点，就足以让我由感佩而到敬重了。

《钱商》描述的是1902—1906年，长安兴盛号钱庄在其第三代掌门人畅方正及其高参汪玄立的协同带领下，其子畅以训、罗玉梅夫妇以及兰州分号掌柜杨茂堂等人苦心经营创业发展的故事，其中穿插自贡、兰州、陕西三线的业务拓展人物活动以及与地下钱庄不法之徒的周旋斗争，可以说是纵横捭阖、时空交错、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呈现出一幅幅百年前陕商锐意进取的历史画面。其时正是“庚子事变，两宫西狩”后清廷颁布变法诏书推行新政之际，上面改弦更张，局面稍开，兴盛号就乘势而进、经业图强，演绎出一连串生动艰辛而又荡气回肠的故事来。尽管作者截取的只是五年不到的时段，却也能深入就里地铺垫勾勒钱商扎实经营多年的厚重足迹，描绘他们因势而谋、困知勉行的创业风采，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首先是兴盛号百年实行无须抵押的小额信贷资金运行模式。“员工不分职务等级‘经营外出百里内不得车马舟楫、一律结伴而行’”，“从乡间小业主入手，靠的是员工们行千里路进万家门，调查市场寻求商机信用。规矩实行百余年不走样，员工上下遵从效法，出门硬是靠两条腿从走路中寻找银号利润。”这是何等严苛的规定，何等吃苦耐劳的精神！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与樟叶先生同在商洛供职，一起推行过农村小额信贷，先是从北京社会科学院举办的试点中了解到尤·诺斯教授开创的“乡村银行”即孟加拉模式：“小额信贷、小组联保、互帮互助、持续发展”。而后由党政组织强力推动，由乡而县再到全地区普遍实行以小额信贷为主体的“扶贫社”模式，产生了巨大的规模效益和社会反响，二十六个省区的同志先后到商洛学习取经。未曾想到小额信贷的原始雏形并非外来品，它就扎根在百年前陕商艰苦经营的土壤里，让人惊讶而又倍感亲切。时代不同了，小额信贷的主旨、内容及形式已有很大的变化，但是这种面向民间小微企业和乡村商户的信用服务方式，特别是陕商先辈们不辞劳苦，登门服务的敬业精神，依然焕发着蓬勃生机，成为当代经济发展的呼唤，在如今“大众创业”和“精准扶贫”的热潮中，正是我们要大力继承和发扬的地方。

钱商并不墨守成规、故步自封，他们同样有着远大的抱负和进取精神，这从畅方正的“十年规划”、兴办实业、拓展汇兑和抵押业务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中可以看出，其众多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正是沿着这条主线展开的，并由此引出了一幕幕有声有色、曲折动人的钱商雄起的正剧。他特派二子畅以训赴上海学习考察金融机构、新兴实业和机器工艺，又以汪玄立辅佐自贡创业，在罗玉梅的先行摸底探查、化解票据风险、资助开发“木箍井管”等种种举措的推动下，打开了以抵押贷款推动技术创新的局面，进而推动顺昌号对面临亏损破产的山场桑园打包收购、重组资产，创办缫丝企业。“收购是账面字据，出售是买卖合同”，极大地拓展了钱庄的信用功能，将汇兑川省的“结算中心”推向了前台。兰州顺福号杨茂堂掌柜深得畅氏要领，会同李凤英、何东魁在烟业开发升级上做足了文章。就是在陕西境内，兴盛号坚持万亩茶园，扩大茯砖生产的目标不动摇，虽经磨难依然向前。对于陕北的石油开发，配合省衙、捍卫主权、投资巨额，着人随队考察，想必中国陆上第一口油井百年前的开采，其中一定也滴淌着钱商孜孜以求的心血。

我曾询问过樟叶先生创作的原型和背景史料，他曾为此细阅过不少有关资料和传记回忆，并亲往自贡、康定等地遍访陕商足迹。这些经过小说想象和渲染的情节景致，都是以有迹可寻的过往历史作为依据。在我感慨于陕商先辈不惧艰险、顽强奋进的同时，尤为感奋于他们那种脚踏实地、实业救国的精神，无论是盐和茶，还是烟与桑，还有石油开发，他们都是扑伏在大地上进行创业，以金融扶产业，以产业兴金融，这里没有玩空弄虚的那些把戏和做派，通篇的创业史中最为常见的是那些艰苦细致的考察评估、精心核算和兴业发展；体现的是那种求实务本、崇德向善的风范，用自己诚实信用的经营实现对社会民生的责任。这些对于当今经济转型升级中我们时常念叨的那些事：金融要扶持实体经济，要大力培育新兴的支柱产业，优化结构，创新驱动等，无疑提供了充实而难得的历史养料和佐证。就是兴盛号凭一己之力，多番周折，彻查桓侯宫宫察呼延松为首的地下钱庄为非作歹，坑害商贾的事件，对于当今我们打击金融诈骗，建立良好金融秩序仍然有着一定的警示和借鉴作用。

不过，以我之浅见，《钱商》故事大的历史背景是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他肇始于晚清，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间经历了被动开放、经济起步、政体变革、思想解放等阶段，特殊的国情和复杂的国际局势决定了社会转型的艰难性、漫长性和复杂性。在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新兴城市开始出现的情况下，以商业和工业为主的民族资本引领着近代经济发展的主方向，也引领着近代新生活的变革，它们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同时又受到国内国际诸多因素的重重挤压，发展十分艰难，陕西尤为剧烈，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慈禧的西安之行，给陕西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史称“回銮”前夕，清廷大肆搜刮陕西民脂民膏，共聚敛白银70多万两，用了3000多辆大车；“庚子赔款”又从1902年起，陕西每年筹交70．4万两白银，为筹凑赔款，陕西当局采取“规复差徭”“盐斤加价”和“烟酒加厘”等措施，民不聊生、弃地复荒、商贾难行，加之官吏贪腐、弊病丛生，陕商举步维艰的境遇可想而知。除了自身的历史局限之外，这也是陕商终未雄起的根本客观原因。钱商的“十年规划”也未达到晋商票号“汇通天下”的高度，至于现代金融机构、金融体制的创设以及货币制度的革新那已是民国之后的事情了。我想，樟叶先生如果在作品中能将这些现实背景的重重阻难融入到人物故事的铺排和描述中，或许更能增添《钱商》的一些丰富性和立体感。毕竟，有着悲壮奋进意味的正剧，亦会使作品产生进一步的深度和力度。

《钱商》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并未沉笔于枯燥的商业运筹经营之中，在钱与商之上，作者更在乎和着意的是塑造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从历史活动主体的实践中去开发特定人物所具有的“能动生活过程”，并以充沛的情感和生动的笔触为其赋予鲜明而又浓郁的色调，成就为一个个呼之欲出、伸手可握而又陕味十足的素描群体。作者尤为突出的是对百年前秦地的人情世故、习俗俚语、社会百态、家居衣着乃至各色建筑、日用物件精到娴熟的细腻描绘，为我们展现了那段似已远去又可亲可近的“陕风”社景。人与物之相融、风与味之互通，更是增加了《钱商》的文学性、可感性和可读性。

书中畅方正的庄重沉雄、汪玄立的深谋远虑、罗玉梅的聪慧多情、畅以训的明达精进，还有那游侠一般的神秘人物丁喜坤以及阴险狡诈的呼延松等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者精心编织的一庄三号、一波三折的故事链条，穿越时空、调配得当、悬念迭起而又余韵悠长。无论是罗玉梅、孙维雄的自贡创业，哑女翠花引起的杨李风情激荡，还是对高景贤的危难救助，浪子回头，特别是侦破桓侯宫宫察一案的经年潜查一朝惊雷，无不使人牵心动情，说明作者本身就是一位书写传奇人物与故事的高手。他笔下那些穿插曲折、蒙太奇般的描述，俨然就可成为影视拍摄的上等原始脚本。

我不敢断言，但却有一个很强的直觉。樟叶先生对近代陕西，特别是百年前后的秦地人文有着很深的情结。阅评过他之前出的几本小说，再到今次的《钱商》，更让人感觉到，他就像是生活在百年前的西安城，他的情感思想、人文生活乃至笔下所弥漫的那些意象皆充满了当时的气息。而他着力塑造的那些人物的音容笑貌，顿足挥手之间分明就有他自己的影子。倾注了作家心血的作品中，必定有自己的存在，这似乎已成为书写者的历史宿命。樟叶先生情有独钟的就是从《五福》中走出，一路走来的刘五及其哥老会兄弟。这些忠肝义胆、血性阳刚、侠骨柔肠的关中汉子，不管他是在从军起义、保卫城池，还是在护教扬法、经商运营，贯穿其中的是一股社会中坚、平民英雄的气质，成为先生情思所寄、自溶其身的理想人物。这是先生的原创，带有先生深深镌刻的印记，亦可称为对文学人物谱系的一大贡献，有了他们的鲜活形象，我们才能从历史血脉中汲取于今更当珍视与发扬的陕人气概。

但是，对于樟叶先生的书写，我仍有不满之处，以前也曾谈过。尽管他的著作一部比一部有着显著的进步，但在整体风格上还是延续着自己熟悉的套路，在历史的高度、思想的深度和人物的丰度上还存在着一些提升空间。文学即是人学，文学的经典主要反映在人物的经典意义上，而典型人物的生命力，正是凝聚在历史（时代）的意境、思想的洞悉和人物精神心理以及语言的锤炼上。樟叶先生如能在其所擅长的故事描述之余，更多地从这几方面着力，下些深功夫和慢功夫，或许会有更大的突破，创作出让人过目难忘的精品来。这点陋见，本身可能就带点老套的眼光，更像是一种言之过高的苛求，写于此，是为了不辜负先生的信任，也为了表达自己一片良好的祝愿。

樟叶先生是个讷于言、敏于行、勤于思、奋于笔的人，花甲动笔写小说，短短几年四部长篇问世，其中《五福》已改编搬上银幕，社会反映甚好。他的勤奋不是“闻鸡起舞”，而是“鸡随他鸣”；他的创作不是涓涓细流，而是山泉喷涌，此等情状，实属罕见。我有时想，倘若不是他走错了从政之门，而是年轻时代就专事文学创作，如今不知会精进到何种地步，至少已经著作等身了。

我曾讲过，樟叶先生是陕西近代史文学创作的开山之人，当时还有点左顾右盼，现在面对《五福》《晚春》《石语》和《钱商》四部力作，这一桂冠送给他应是肯定无疑的了。从政治——辛亥革命西安反正，到军事——二虎守长安；从文化——“景教碑”的守护，到经济——陕商的历史奋进，他用自己的生花之笔为我们打开了一幅幅斑驳绚丽的历史画卷，将百年前的秦人秦地秦风和重大历史事件活脱脱、全景式地展现在今人面前。历史近在咫尺、血脉仍在奔流、当代亟须滋养、未来正可筹谋。这不仅是文学上的贡献，也是历史和思想上的贡献。

天道酬勤，人道崇善。我相信，樟叶先生在陕西文学史上的地位会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我希望，樟叶先生在今后的创作道路上积蓄能量、思进图新，取得更大的成绩。我还要感谢，是樟叶先生将我这个门外汉拉进了文学评论之门，有了书写读后感这份作业，也就有了从文的压力与动力。不逼不成文，有文可提神；为文实不易，前路无穷尽。让我们一起共勉吧。

秋　实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