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兼诗友汪旭初

汪旭初

汪旭初与汉章先生交往是在中央大学期间，前者任国文系主任，后为文学院院长，后者任史学系主任，而彼此往来密切，则可能是由于黄侃的关系，黄、汪均是章太炎的大弟子，人称“四大天王”中的二王。黄为天王，汪为东王。黄侃与汉章先生交友甚笃，还自称弟子，拜汉章先生为师，这自然也令师弟汪旭初尊敬，且他们当时组织上巳诗社，彼此交往自然增多了。

我们翻翻《黄侃日记》，不难发现这些诗人们频频集社赋诗，游玩古城名胜。汉章先生与汪旭初均在场的有1928年5月25日(此次在黄侃家)，6月3日(由辟疆召集)，6月10日(友箕为主人)，6月17日(在胡小石家)，6月22日(在伯沆家)，6月24日(汉章先生召集)，9月23日(悼为主人)等多次。除了诗社集会，汪旭初还探视汉章先生于病中。《黄侃日记》1928年9月28日载:“张位西先生招饮绿柳居，以伯弢先生未见告，故未赴。……晡旭初来饭，饭后同出看伯弢先生，方患疟疾甚惫，老病旅居，旁无僮仆，汤水皆不便，殊可念也。出购橘汁二瓶贻之，令悼送往。”(《黄侃日记》(中)第375页)

汪旭初与汉章先生的书信往来，现仅留汉章先生给汪旭初二信的底稿。一封写于1932年，其信云:

经师摇笔杏闻堂，散出华笺字字香。颇似司农《官礼注》，南乡邮误作东乡。(书函探投象山东乡。)几番风鹤受虚惊，幸复双柑听晓莺。从此大官识尊攘，小民安稳事春耕。

前贡讯言未蒙回示，心摇摇如悬旌。十四日邮到三日惠函，而后喜可知也。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奉之拙句，别纸呈政。先生如肯赐和，更欢忭无量。承问旧时父老凋零已甚，即如前年，偕至南京之仇君西斋，曾和先生樱花诗者，去年已作故人。其余诸少年多习法家者，真觉后生可畏。汉章近校严氏文编，校《太平御览》，似有所得，每忻然独笑，惜寓索，多无可告语之人矣!有清稿正再付手纸，或可借以传世耳。(《复汪旭初》)，《陈汉章全集》第十九册，第648—649页)

信中提及请汪旭初“赐和”，不明有否寄来。提及的清稿，不知是否今存之《太平御览校录》?此书稿，汉章先生说:“似有所得，每忻然独笑，惜寓索，多无可告语之人矣”，足见先生非常重视此稿，现已收《陈汉章全集》中。

另一封信写于1936年，黄季刚去逝后，章太炎写了一篇季刚铭文，汪旭初把这篇文章寄给汉章先生，汉章先生看了很气愤，内中讲到，与象山陈某“言小学不相中，至欲以刀杖相决”。汉章先生认为章太炎“为文有失检”，是“怪论”。其信内容与给徐行可信大致相同，这里不转引。信最后说:“太炎此文，不知据何人行状，尚觊有以教之。”关于太炎这段文字，已有人引用，当时汉章先生未公开说明，只在友人信中提及相关事实，致使至今一误再误。

另一件事也与汪旭初、章太炎有关，这就是章太炎曾写过《体撰录》一书，由汪旭初转请汉章先生写序。汉章先生写了《体撰录跋》。此文最后说:“赘书数语，以复旭初先生，太炎以为然乎不也。”文章写于1929年，其时汉章先生在中央大学史学系当主任，汪旭初是国文系主任。章太炎叫其弟子代办此事，较为方便易行。

最后一件需要核实的事是1926年上半年，汉章先生将要离开北京大学时，汪旭初经林公铎介绍，到汉章寓所，殷殷劝驾，希望其到当时的东南大学(即后来的中央大学)任教。汉章再三固辞，“年力已衰，安能为出谷迁乔之计”。那时北大也不肯让汉章先生离开，最后他是请长假名义回故里的。

汪旭初生于1890年，比汉章先生小26岁，可以说是晚一辈的人。他名东宝，字旭初，号寄庵、寄生、梦秋，江苏吴县(今苏州)人。1963年6月13日，因患癌去逝，享年七十四岁。

汪旭初早年就读于上海震旦大学，1904年东渡日本，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预科，此时拜师章太炎，学习经学、小学，并加入同盟会，鼓吹革命。任《民报》主编。辛亥革命后，任《大共和日报》总编辑。1913年，任总统府咨议等，并创办《华国志杂》。

汪旭初精通音韵、训诂、文字之学，而且还是词赋大家。他亲自编订的《梦秋词》收录1909年到1962年之间的词，计二十卷一千三百余首。汪旭初又擅书画。1928年3月黄侃到中央大学任教，自筑小庐叫量守庐。汪旭初为此画《量守庐图》一幅，并用篆书作一联贺之:

此地已有词仙，山鸟山花皆上客。

何人重赋清景，一丘一壑也风流。

汪旭初送的画、联是应黄季刚要求而作，季刚收到后也很高兴，把画、联悬挂在小庐书房内。后来季刚发现上下联开头两个字合在一起为“此地何人”，是不吉之语。汪旭初还为此表示歉意。把对联撤下。不过，当黄季刚逝世后，汪旭初去小庐悼唁时，发现自己所写的对联仍挂在黄季刚的书房内，只是上面多了黄自己的题诗:

此地何人更不疑，蓝庄谳蒋总迷离。

先生一醉浑无事，上客为谁也不知。

汪旭初与汉章先生交往应该很多，如陈石遗希望到中央大学任教，是通过汉章先生的，汉章先生应该与时任中文系主任的汪旭初打过交道。又他们在诗社集会中，在黄侃家中，也应该有很多交往，因不见史料，不敢揣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