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

一、“革命文学”论争和党的关注

1928年，创造社联合新成立的太阳社发起倡导革命文学，并从倡导伊始，就无端地对鲁迅发起“笔尖的围攻”（鲁迅语），连篇累牍地进行奚落、嘲讽、攻击：说他追求“趣味”，“矜持”“闲暇”；说他“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作品反映了“落伍者的悲哀”；攻击他是“趣味文学”的代表，不但“反动”，而且作品“蒙蔽一切社会恶”，“麻醉青年”；讽刺他是老唐·吉诃德，漫骂他是“为布鲁乔亚汜当了一条忠实的看家狗”，甚至说他是一个“二重的反革命”，“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蒂”，连鲁迅的“籍贯、家族、年纪”都用来作为奚落的资料。

更有甚者，他们警告鲁迅赶紧幡然改悔，否则，将用“十万两无烟火药”，炸掉他的趣味文学，或者“打包，打发他们去”！对鲁迅的围攻，到了无理智的疯狂的地步！

鲁迅被迫反击，先后写下了《“醉眼”中的朦胧》、《文艺与革命——与冬芬的通讯》、《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等多篇文章。

茅盾、叶圣陶、郁达夫等也被创造社一班人拖进这场论争，无端地遭到攻击。茅盾心有不服，又如他所说，有些年轻气盛，于是写下了《从牯岭到东京》、《读〈倪焕之〉》等，算是反击。

新文学运动从“五四”以来，形成了主要的四大“团队”：文学研究会——茅盾、郑振铎、鲁迅、周作人等是其代表；创造社——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以及后起的冯乃超等是其代表；语丝社——鲁迅、周作人是其代表；太阳社——蒋光慈、钱杏邨是其代表。在革命文学论争时，创造社和太阳社的联合战线几乎一致对外，所有的成员都上阵，向他们的目标实施攻击。他们之间也有所争论，主要是：谁最先拥有“革命文学的发明权”，创造社和太阳社都说“发明权”是属于自己的。鲁迅是孤军奋战的，茅盾也是。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论战中，还有别样一些人物：

自称是追随鲁迅的人。他们是冰禅、甘人、侍桁、杜衡等，他们认为鲁迅的作品是表现时代的，是“我们时代的作者”。“创造社是浅薄的”，不配来提倡革命文学。

以声援支持创造社、太阳社为名，攻击鲁迅的人。一位叫燕生的发文，认为鲁迅的思想会“将中国民族永远留在迟缓、徘徊、消极、破坏”的路上。

既攻击鲁迅，又反对革命文学的人。即1928年8月1日在南京创刊的《现代文化》上发表文章，攻击革命文学的6人：柳絮（《民众艺术与作家》），尹若（《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谬论》），毛一波（《关于现代的中国文学》），莫孟明（《革命文学评价》），谦弟（《革命文学论的批判》），剑波（《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与其蜕变》）。这些文章攻击革命文学“是一般列宁党徒谬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于各种学问的一个结果”，是受了“赤俄的利用”，作了“共产党宣传主义的工具”等等。

这就是郭沫若称之为“一个混战的局面”的真正状况，而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的围攻，“还会有别的危险性”（冯雪峰语），这种“危险性”，既是指左翼文坛的涣散和分裂，又是指敌对势力借机乘隙而入，攻击左翼文坛和新兴的左翼文学。这场论战，从1928年初始，历时一年多，参战的各方写了许多文章，但理论色彩太差，攻击的文字却十分出奇。李何林先生对此有一段概括的评述：“无论是创造社对鲁迅一班人（所谓‘语丝派’），或太阳社对创造社，在文章中大半是闲话多于理论，文学的论争变成了人身的攻击。虽然在‘革命文学’以至‘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上也渐有开展，但是1928年的‘文艺论战’不能不说是有许多笔墨是浪费了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这场论战，不仅仅是闲话多于理论，而是闲话加谩骂代替了对问题的讨论。人身攻击在现代文学史上开了先例，在当时和以后都难于消弭它的恶劣影响。乃至鲁迅先生在多年后在给友人的信中，还愤愤地指责对他的这场“笔尖的围攻”。

党对上海文坛的这场混战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当时任中共六大主要领导人的周恩来就直接干预了这件事。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回忆文字，是当时亲历其事的几位文坛老作家：阳翰笙、夏衍、冯乃超、冯雪峰和时任宣传及文化领导工作的潘汉年等。这里将这些回忆文字清理了一下，可以看到一个较为完整的材料。

夏衍说：“周恩来同志开完‘六大’，从莫斯科到远东越境进入国境（在哈尔滨附近），从任国桢（鲁迅在北大时的学生，当时和楚图南一起在黑龙江省委工作）那里看到了鲁迅给任国桢的一封信，谈到创造社的‘理论’和对这次论争的不满，恩来同志回到上海后，就要党组织干预这方面的工作。”（《懒寻旧梦录》）

冯乃超：“有一次，是听到郭沫若同志说，党内有指示，应该批判新月派，不要把矛头指向鲁迅。那时郭老常说起‘豪兄，豪兄’，‘伍豪’是周恩来同志当时用的别名，所以我们那时估计，这是周恩来同志的意见”。（《革命文学论争·鲁迅·左翼作家联盟》，载《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3期）

周恩来到上海后，一方面协调江苏省委的问题，一方面委托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李富春代表中共直接与上海文化界接触，表明党对上海文艺界的论争的原则立场，以制止这场论争和对鲁迅的攻击。

李富春首先找到阳翰笙。阳翰笙曾在黄埔军校工作过，长期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工作。南昌起义后，周恩来让他到上海并进入创造社，一段时间后，他在社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而革命文学论争中，创造社则是问题的主要责任者，因此李富春约见了他，在听取他有关论争的情况报告后，说：“有些人对鲁迅的估计，对他的活动的积极意义估计不足。鲁迅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过来的一位老战士，坚强的战士，是一位老前辈，一位先进的思想家。他对我们党员个人可能有批评，但没有反对党。对于这样一位老战士、先进的思想家，站在党的立场上，我们应该团结他，争取他。你们创造社、太阳社的同志花那么大的精力来批评鲁迅，是不正确的。”“你们要赶紧解决这个问题”，“与鲁迅团结起来”，然后向党汇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经过》）

这是我们党在新文学运动初期，对“五四”以来鲁迅所作的贡献的第一次的最高评价，也是党对创造社、太阳社以及别的一些人对鲁迅的错误言行的严肃的批评。这次谈话的特殊意义在于：使大家认识了鲁迅文学活动对新文学运动的重要意义，为新文学运动的队伍的团结，确定了一位领军人物，为新文学运动的各个原先独立的团队的最终联合找到了一位无可争议的盟主，更确切地说是旗手。

阳翰笙表示，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指示，以最大的努力去化解这场文坛积怨。他最先找到了时为中央宣传干事并兼任隶属中宣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的潘汉年，商量决定，召开创造社、太阳社党的负责人联席会议，传达李富春的指示，时间是1928年秋冬。

会议在北四川路咖啡店举行，创造社方面有冯乃超、李初梨；太阳社方面有钱杏邨、洪灵菲；另有柔石、冯雪峰和夏衍。潘汉年主持了会议，阳翰笙详细地传达了李富春谈话的内容，并作了自我批评。会上，大家表示：拥护李富春同志的意见，不再与鲁迅争论。又据阳翰笙的回忆：“会上决定，创造社、太阳社所有刊物一律停止对鲁迅的批评，即使鲁迅还批评我们，也不要反驳，对鲁迅要尊重。”会议还决定：冯雪峰、夏衍、冯乃超三人去会见鲁迅，向他通报会议情况，“告诉鲁迅，党让停止这次论争，并批评了我们不正确的作法”。

这次会议，收到了预期的结果。但有个别人并没有与会议取同一步伐，钱杏邨算是其中的一位。在革命文学论争中，他是攻击鲁迅最猛烈的一个，他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一论、二论、三论鲁迅的文章，影响都很坏。这次会议后，他还于1930年1月，在《拓荒者》创刊号上发表《中国新兴文学的几个具体问题》，与茅盾论战。又于2月在《拓荒者》1卷2号上发表《鲁迅——〈现代中国文学论〉第二章》，虽然一面说鲁迅“始终英勇的，不断的和封建势力作战”，一面又加以诋毁，说他的作品仍然“彷徨而伤感”，“喊出了明显的绝望，歇斯底里，从生活扭断了理想主义”等等。钱杏邨好像前世与鲁迅结下了宿怨，鲁迅去世后不久，他又挑起“鲁迅风”的论争，以难懂、过时等理由，否定鲁迅杂文，这是后话。

联席会议上，夏衍和二冯虽然接受了去向鲁迅通报会议情况的任务，但没有同行。据冯乃超的回忆，他去见鲁迅有一些顾虑：在革命文学论争中，他曾攻击过鲁迅，因此有些不好意思，更有点怯意，怕遭到一顿痛骂。冯的这点心情，在情理之中。好在柔石帮了他的忙，主动陪他去见了鲁迅，详情不再赘述，冯见了鲁迅后说，“我就十分满意地带着感动的心情和柔石一同告辞了”。冯去向鲁迅通报了会议情况没有，他也没有说，但这已经不重要了。就冯一方面说，他能去，就是一种认错的姿态，求得谅解的姿态。鲁迅“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就自然让他感动。

夏衍是否与冯雪峰同行，也不得而知。但鲁迅及时得到会议情况是一定的，因为冯雪峰这时与鲁迅的友情已笃深，而夏衍同鲁迅也多有接触。这样重要的会议，及时通报是自然的事。

为了得到鲁迅的真正谅解，一些党员作家继续做了许多工作，潘汉年和吴黎平是其中的两位。

潘汉年是当时中宣部的宣传干事兼中宣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的书记，他与创造社、太阳社的一些人的关系不错，因此，他做了许多说服工作，希望他们多做自我批评，以求得鲁迅的谅解。他同时又多次登门看望鲁迅，请他对后辈们对他的攻击能予以宽待。

吴黎平是1929年7月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到上海的，在中宣部工作，他是创造社编辑的《新思潮》杂志的撰稿人之一，与创造社一些人有交往，一天，他接受了一项特殊的任务，他后来回忆说：1929年11月的一天，他被通知到一处秘密机关，见到了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长的李立三，他对当时上海的文化工作谈了三点意见：一、文化工作者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自己内部不应该争吵不休；二、攻击鲁迅是不对的，要尊重鲁迅，团结在鲁迅的旗帜下；三、要团结左翼文艺界，文艺界的同志，要成立革命的群众组织。并让他与鲁迅联系，征求鲁迅的意见。对于这样一件大事，吴认为这是党中央的意见，而不是李立三个人的考虑。他在文章中说：“1928年7月，我们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到1928年下半年酝酿成立左联的时候，许多党的领导同志都已通过各种途径纷纷从苏联秘密回到了上海。当时周恩来同志就在上海党中央任军委副主席，也兼管其他革命工作；又如任弼时同志、陈云同志和李维汉同志等，他们当时也都在上海担任党的领导工作。像这样比较重大的文化战线方面的考虑和安排，他们是会完全知晓的。所以我认为这不是李立三同志个人的考虑，而应该是代表了党中央的意见的。”（《左联回忆录·长念文苑战旗红》）这段回忆很重要，它表明，成立左翼文艺组织是党的考虑和安排，这个左翼文艺组织的旗手是鲁迅。

吴黎平在接受了任务之后，在潘汉年的陪同下，拜见了鲁迅：“我们谈了文学界的情况和作家的团结的一些问题，希望左翼作家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共同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我传达了党的意见，希望鲁迅在组织左翼作家的工作中多参加、多出力，多指导。鲁迅完全赞成我们的意见，对攻击过他的同志也表示了谅解的态度，认为他们的心是好的，只是态度不对。”

经过努力，上海左翼文坛从思想上组织上已准备就绪，它的成立指日可待。

有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前期的扎实的工作，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因论争而形成的积怨已冰释，左联的成立的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实质性的阶段。据夏衍回忆：1929年10月中旬的一天，左联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四川路与窦乐路交叉路口一家“公啡”咖啡店举行。参加会议有潘汉年、冯雪峰、夏衍、阳翰笙、钱杏邨、冯乃超、彭康、柔石、洪灵菲、蒋光慈、戴平万共11人，都是党员。

会议由潘汉年主持，因为他此时已是上海党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即“文委”的第一任书记。“文委”是1929年10月成立的，它是党领导的文化运动的机构，直接受党的中宣部领导，而李立三又是中宣部的部长。因此，这样的会议就只能由潘主持了。会议讨论的是左联发起人名单和起草纲领问题。

会后，冯雪峰受潘汉年之托，去找鲁迅，潘向冯交代这样的谈话内容：“党中央希望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及在鲁迅影响下的人们联合起来，以这三方面人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名称拟定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看鲁迅有什么意见，“‘左翼’两字用不用，也取决于鲁迅”。冯到景云里住地会见了鲁迅。鲁迅完全同意成立这样一个文学团体，并说“‘左翼’二字还是用好，旗帜可以鲜明一点”。（《冯雪峰谈左联》）

鲁迅同意后，又几经商量，大约在年底，就产生了筹委会“基本构成员”十二人。创造社4人：郑伯奇、冯乃超、阳翰笙、彭康；太阳社4人：钱杏邨、蒋光慈、洪灵菲、沈起予；其他方面4人：鲁迅、冯雪峰、柔石、夏衍。（夏衍《左联成立前后》）由于年代久远，记忆的误差，这已是不易澄清的问题了。（阳翰笙回忆有潘汉年和李初梨，没有彭康和沈起予。夏衍回忆有戴平万，没有沈起予。）

筹备委员会的名单确定后，议决冯乃超为左翼纲领的起草人。其时他才28岁，他说，我们“不大懂得怎样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因此只能“把一些外国材料抄袭和拼凑起来”。其中有日本左翼文学社团的纲领和苏联“拉普”、“十月”、“烈夫”等文学社团的纲领，就这样正式成文：

社会变革期中的艺术，不是极端凝结为保守的要素，变成拥护顽固的统治之工具，便是向进步的方向勇敢迈进，作为解放斗争的武器。也只有和历史的进行取同样的步伐的艺术，才能够唤喊它的明耀的光芒。

诗人如果是预言家，艺术家如果是人类的导师，他们不能不站在历史的前线。为人类社会的进化，消除愚昧顽固的保守势力，负起解放斗争的使命。

……

我们的艺术不能不呈献给‘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的斗争。艺术如果以人类之悲喜哀乐为内容，我们的艺术不能不以无产阶级在这黑暗的阶级社会之‘中世纪’里面所感觉的感情为内容。

因此，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失掉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我们不能不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

我们的理论要提出运动之正确方向，并使之发展。常常提出中心问题而加以解决，加紧具体作品批评。同时不要忘记学术的研究，加强对过去艺术的批判工作，介绍国际无产阶级艺术的成果，而建设艺术理论。

纲领草件经筹委会审阅后，由夏衍和冯乃超送鲁迅征求意见，“鲁迅很仔细地同时也是很吃力地阅读了那份文字简直象从外文翻译过来的纲领，后来慢慢地说，‘我没意见，同意整个纲领’”，他深思了一会又说：“反正这类性质的文章我是不会做的”。（夏衍《懒寻旧梦录》）冯雪峰也曾回忆：“我记得，整个纲领中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口号，当时鲁迅是赞成的。”（《左联成立经过》）（注：冯乃超回忆说：他去鲁迅家里，“请他对左联‘宣言’等文件提意见，是我一个人去的”，“这份‘纲领’是我和雪峰等人起草的，参考了苏联几个文学团体的宣言，如‘拉普’的，‘十月’的，‘列夫’的。”这与夏衍说两人去鲁迅家不一致，说由冯乃超一人起草也不一致。）

前期的准备工作就绪后，1930年2月16日，在公啡咖啡馆召开最后一次筹委会，鲁迅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用座谈讨论的形式，“以‘清算过去’和‘确定目前文学运动底任务’为讨论题目”。指出中国新兴阶级过去的文艺运动“有重要的四点应当指摘”：“一、小集团主义乃至个人主义；二、批评不正确，即未能应用科学的文艺批评的方法及态度；三、过于不注意真正的敌人，即反动的思想集团以及普遍全国的遗老遗少；四、独将文学提高，而忘却文学底助进政治运动的任务，成为为文学的文学运动。”“对于目前文学运动的任务，认为最重要者有三点：一、旧社会及其一切思想的表现底严厉的破坏；二、新社会底理想底宣传及促进新社会底产生；三、新文学理论的建立。”“认为有将国内左翼作家团结起来，共同运动的必要”。会上还就成立左联组织的有关问题作了讨论。这是左联成立前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上海新兴文学运动者底讨论会》，载1930年3月1日《萌芽月刊》1卷3期）

二、“左联”成立大会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一楼大教室召开。成立大会的情况，《拓荒者》1卷3期在《国内外文坛消息》中作了翔实的报道：

成立会是下午二时举行的，当时到会的有冯乃超、华汉、龚冰庐、孟超、莞尔、丘韵铎、沈端先、潘汉年、周全平、洪灵菲、戴平万、钱杏邨、鲁迅、画室、黄素、郑伯奇、田汉、蒋光慈、郁达夫、陶晶孙、李初梨、彭康、徐殷夫、朱镜我、柔石、林伯修、王一榴、沈叶沉、冯宪章、许幸之等五十余人。宣告开会以后，推定鲁迅、沈端先、钱杏邨三人成立主席团。先由冯乃超、郑伯奇报告筹备经过。接着就是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代表的讲演。往下由鲁迅、彭康、田汉、华汉等相继演说。然后通过筹备委员会拟定的纲领，至四时，开始选举，选定了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邨、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七人为常务委员，周全平、蒋光慈二人为候补委员。往后为提案，共计约17件之多，主要的是：组织自由大同盟的分会，发生左翼文艺的国际关系组织各种研究会，与各革命团体发生密切的关系，发动左翼艺术大同盟的组织，确定各左翼杂志的计划，参加工农教育事业等。当时所确定的这个组织的行动总纲领的主要点是：一、我们文学运动的目的在求新兴阶级的解放；二、反对一切对我们的运动的压迫。同时决定了主要的工作方针，是：一、吸收国外新兴文学的经验，及扩大我们的运动，要建立种种研究的组织；二、帮助新作家之文学的训练，及提拔工农作家；三、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及批评理论；四、出版机关杂志及小丛书等；五、从事产生新兴阶级文学作品。

当时所通过的纲领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艺术，不是极端凝结为保守的要素，变成拥护顽固的统治之工具，便向进步的方向勇敢迈进，作为解放斗争的武器。也只有和历史的进行取同样的步伐的艺术，才能够唤喊它的明耀的光芒。”

这是关于这次大会的最翔实的报道。对这个报到中有些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到会人数。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有说五十余人，有说五六十人，还有人说还要多些。虽然有人做过考证，但也不能确定。鉴于当时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白色恐怖政策，出于安全的考虑，会议不可能作翔实的记录，也就不可能有一个准确的与会人的名单了。

二、会议程序。宣布开会后，先推定了三人主席团，接着是冯乃超报告左联筹备经过，郑伯奇就左联纲领作了说明，随后应该是时任文委书记的潘汉年代表党讲话，但在《拓荒者》的大会报道中却漏了这一重要点。潘的讲话是确实的，《拓荒者》1卷3期在报道大会召开的内容时，同时刊登了潘汉年讲话的全文，题为《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潘讲话后，按会议程序依次是：自由运动大同盟代表潘漠华致祝词，鲁迅讲话，彭康、田汉、华汉等的演说。最后的几项程序是：通过“左联”纲领，选举“左联”常委和候补委员，通过17项之多的提案。

大会的报道是钱杏邨写的，他在《阿英忆左联》一文中，对几个问题有回忆说明：

关于七名常委。“七人常委则是由文委提名，提交大会投票选举的。提七个选七个。报道上的排列次序是依选票的多少，同票的依姓氏笔画。”鲁迅列名第四。笔者认为，那场论战后，虽然党做了很多工作，一些人虽表示接受，但心中仍存芥蒂，对鲁迅仍然取反对的立场，冯雪峰提到过钱杏邨，并说蒋光慈也是一直“不尊重鲁迅的”一位。这七名常委据钱的回忆文字说，各有代表性：“夏衍既代表创造社又代表太阳社，冯乃超代表后期创造社，钱杏邨代表太阳社，鲁迅代表语丝社系统，田汉代表南国社，郑伯奇代表创造社元老，洪灵菲代表并入太阳社的我们社。另外，这一名单也考虑了党与非党的关系。”这个说明，笔者认为是降低了鲁迅在常委中的特殊意义，鲁迅作为常委是党安排的，他是盟主，是左翼文坛的旗帜，否则就是贬低。至于说名单还考虑到党和非党的关系，此说则更为不妥，因为七名常委中，只有鲁迅是非党员，鲁迅如果只是非党方面的代表，这更是贬低。

关于参加大会的人数。报道中说，参加大会的有五十余人，而实际列名的是三十人。钱杏邨是这样说明的：“之所以报道中只点出到会者三十人，是因为那天到会的有些人（如潘汉年、潘漠华、李伟森等），出于处境安全的考虑，文委的意思不通报了。为此，我们故意略去了一些名单，好不让国民党特务和工部局详实地摸清底细。还有些有影响的人没来，为了壮大影响，报道中也写上了他们的名字。”（《阿英忆左联》，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关于组织系统及分管人。左联是一个群众团体，但它始终是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当时中宣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左联，书记是潘汉年。左联内部设有党团组织，首任书记是冯乃超，成员是夏衍、阳翰笙、钱杏邨等人。“左联”在常委会下设有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秘书处下设大众文艺委员会，创作批评委员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国际联络委员会及编辑部等。

关于常委的分工。钱杏邨说：“鲁迅不具体管事，伯奇是剧艺社领导，灵菲管组织，田汉管大众剧社，乃超负责与文委联系、和鲁迅接头，夏衍负责理论研究和宣传方面，十几所大学的文艺社团我负责联系，同时我还过问一点刊物。两名候补委员，光慈不大具体管事，但会是参加的，周全平负责左联机关的一些日常行政的事。常委中，文委找夏衍、乃超和我商量事比较多些。左联成立前后的一些文件、决议，常常是我们几个人分头起草或共同起草的。”（《阿英忆左联》）“左联”从1931年以后开始设有行政书记，成为行政工作的总召集人。

鲁迅在大会上作《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重要讲话，鲁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总结了几年来革命文学运动的历史经验，并针对左翼文艺队伍中存在的个人主义、宗派主义等问题，尖锐地指出：“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倘不明白革命的实践情况”，“还有，以为诗人或文学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那么，“‘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对于“左联”今后的工作，鲁迅提出了四点意见：“第一，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第二，我以为战线应该扩大”；“第三，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最后，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即“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鲁迅的讲话，是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纲领的组成部分，指导着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

三、全国性“左联”潮

“左联”的成立，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石激起千层浪，上海和全国各地左翼文坛，纷纷效仿“左联”，宣布成立，形成全国性的左联狂飙。

1930年3月19日，由艺术剧社、南国剧社发起并联络辛酉剧社、大夏剧社、摩登剧社、戏剧协社和光明剧社，正式成立“上海剧团联合会”，又称“上海戏剧运动联合会”（简称“剧联”）。这是党领导下的戏剧界的统一战线，是“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前身。

同年5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加入联盟的40余人。出席成立大会的有宁敦伍、邓初民、吴黎平、钱铁如、林伯修、朱镜我、王学文等30余人。会议公推宁敦伍为主席，筹备委员潘汉年报告筹备经过，“左联”代表田汉、五卅筹备总会代表、互济会代表都作了热情的讲话。大会还通过联盟的纲领和组织，产生了执行委员会及基金筹募委员会。成立编辑委员会、出版委员会、国际及中国经济政治研究委员会等。出版机关杂志和社会科学丛书等。“联络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团体及领导国内各地文化运动，参加五卅筹备工作，起草对五卅宣言等提案。”（子西《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载6月1日《新地月刊》）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成立以及其后所开展的活动，是30年代整个左翼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它同左联及紧随其后成立的剧联、美联、影联等组织一样都是左翼文化运动的重要的方面军。在开展左翼文化运动和反击反动当局的“文化围剿”的斗争中都联手作战。

本年5月中旬，国民党反动当局查封了艺术剧社。为了谴责压迫文化的这种反动行径，左翼文坛发起抗议：“左联”发表《反对查封艺术剧社宣言》（载《拓荒者》4、5期合刊“特载”），强烈抗议反动当局摧残文化的罪行；艺术剧社发表《为反抗无理被抄封逮捕告上海民众书》；戏剧运动联合会发表《为艺术剧社被封告国人书》（上两文载1930年5月15日《新思潮》月刊第6期，5月21日《巴尔底山》旬刊1卷5号，又载6月1日《新地月刊》），抗议当局对文化运动的“虐杀”，号召为争得文化运动和戏剧运动的自由而斗争。

为了更有力地团结戏剧界人士，“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于8月在上海宣告成立。鉴于当时的实际情况，遂改由个人名义加入，这些个人有：

南国社：田汉、辛汉文、田洪、黄素、郑君里、胡萍、张思袭、周伯勋、吴似鸿等。

艺术剧社：夏衍、郑伯奇、阿英、石凌鹤、王莹、叶沉、刘保罗等。

辛酉剧社：朱稂丞、罗鸣凤、袁牧之。

光明剧社：洪深、马彦祥。

摩登剧社：赵铭彝、左明。

大夏剧社：姜敬宇。

会上曾成立了研究、演出、总务等小组。（周伯勋《从“左联”到“剧联”》）“戏剧家联盟”还出版过《戏剧新闻》、《艺术信号》等刊物，在开展无产阶级戏剧运动，粉碎反动当局的“文化围剿”，与“左联”携手，做出了贡献。戏剧家联盟成立后，北平、南京、武汉、南通、广州、太原、青岛等地先后建立分盟或小组。

本年9月，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简称美联）在上海成立。夏衍代表“左联”出席大会并讲话。大会选举许幸之为美联主席，沈叶沉为副主席，于海为总干事。（载9月1日《红旗日报》第18号）

本年9月18日，左翼文化总同盟召开成立准备会。“参加代表有左联，社联美联，剧联等团体代表20余人，首先讨论左翼文化力量统一的问题……其次讨论该同盟包括范围问题。”会上选出5人代表组成准备委员会，并确定了委员会的任务和具体准备工作为：“一、起草纲领宣言；二、发刊机关杂志；三、建立革命文化出版所等云。”（9月19日《红旗日报》第36号）

1930年12月，“北方左联”在北京成立，即“北方左翼作家联盟”，它的成立是受“左联”成立的直接影响，是“左联”的成立搅动了北方文坛的一潭死水。“当时的北方文坛冷落，需要鼓动一下，把空气搞得热烈些；而且一向人自为战，力量分散，希望联合起来，有个组织，共同战斗。”这样，就在潘漠华、孙席珍、李霁野等人的倡导下成立了。“成立会上，通过了章程和工作纲领，推选了一些执委。并以潘漠华、台静农、刘尊棋、杨刚和我为常委，除一人兼任书记外，其余分管组织、联络、宣传、总务等等，下设几个干事，分在各组。”“北方左联”在北平设三个直属小组（后改为支部），在天津设支部，在保定、太原、济南等地设临时小组。成立时共有盟员30余人。（孙席珍《关于北方左联的事情》和《再谈北方左联》）

但是，当时参与成立“北方左联”的另外二位的回忆却有所不同：

成立大会上，选了9名执委会成员：段雪笙、潘漠华、谢冰莹、张璋、梁冰、刘尊棋、郑吟涛、张郁棠、杨子戒。（杨纤如：《北方左翼作家联盟杂记》）

大会“最后进行选举，潘训（潘漠华）、杨冰（杨刚）、刘尊棋、冯毅之当选执委，我当选候补执委。执委分工：潘训负总责（当时对外称总务，对内称书记），冯毅之任组织部长，杨冰任宣传部长，刘尊棋管工农通讯，张秀岩筹备出版盟刊和文学杂志，我被分配任组织部干事。”（陈沂《1931——1932年北方左翼文化运动》，以上三人的回忆文字均载《左联回忆录·下》）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与“北方左翼作家联盟”有没有关系，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更值得重视。孙席珍是这样说的：“北方左联是在中国左联成立大约半年以后成立的。它并非中国左联的分支机构，在系统上没有隶属关系。作为党的外围文化团体，它直接受北方局的领导，在组织上是独立的。”“北方左联在组织系统上，虽然不直接隶属于中国左联，但也不是意图另树一帜，独立于中国左联之外。由于当时北方（特别是北平）的情况，与上海不大一样，在工作和实际活动上，要求保留一定的灵活性和机动性，所以觉得还是不要采取分支机构的组织形式来得方便些。作为兄弟单位，我们始终以中国左联为老大哥，基本上是向中国左联学习，看齐，步调也大致相同。因为我们认为，左联只应有一家，并没有另立门户，开设第二、第三家的想法。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只有一个共同的方向，无论从哪一点上说，都应该统一起来，成为一体。所以名义上虽未表明是分支机构，系统上也并无隶属关系，但实际上北方左联是中国左联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必要的关键时刻，并非各行其是，而是相互保持着一定的联系的。”（孙席珍《再谈北方左联》，载《左联回忆录·下》）

“左联”的成立，是左翼文学运动的一件大事，它表明，左翼作家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集团的行动，小团体的分散的活动，自此融入了左翼文学营垒，左翼的无产阶级文学正式形成自己的队伍，因此，“左联”的成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