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落的明珠——新发现的雅舍佚文琐谈
陈子善
散文小品是梁实秋文学成就中极为重要的部分。一卷《雅舍小品》，融情趣、智慧和学问于一炉，亲切醇厚，明丽生辉，不但在发表当时，著名文学批评家朱光潜就预言其“对于文学的贡献在翻译莎士比亚的工作之上”①，后来更被誉为“奇文”、现代小品“一绝”、“学者散文的代表”②，梁实秋堪称名副其实的中国现代第一流散文家。但是人们很少知道，梁实秋从事散文小品的创作并非从四十年代初始，而是与他的整个文学生涯伴随始终的。除了早期的《骂人的艺术》和四十年代末的《雅舍小品》初集两书之外，梁实秋还有大量散文小品散佚于大陆各种报章杂志，从未结集，作者本人也早已忘却。笔者钩沉索隐，多方追寻，终于在茫茫报海中打捞出这批遗落的明珠，以飨海内外同好。
《说胖》载一九三七年二月廿二日《北平晨报·文艺》第七期，署名实秋。《北平晨报·文艺》是梁实秋继《时事新报·青光》、《益世报·文学周刊》和《世界日报·学文》之后主编的第四个文艺副刊，以发表文艺评论和译文为主，梁实秋与朱光潜就“文学的美”展开的那场有名的讨论就是在该刊上进行的。该刊也揭载一些文学创作，前几年在大陆引起轰动的老舍与赵少侯合作的长篇小说《天书代存》也是在该刊上连载的。梁实秋不写小品已有数年，现在偶一为之，仍不同凡响。《说胖》从批评沈从文（上官碧）的一段话说起，就人体的胖瘦议论风生，庄谐并作，《雅舍小品》的独特风韵在《说胖》中已初露端倪了。
《说酒》、《吃醋》和《义愤》都刊于重庆《中央日报·平明》，刊出时间是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日、廿二日和次年一月十日，署名分别为徐丹甫、召音和子佳。徐丹甫这个笔名梁实秋在编《时事新报·青光》时就已使用，他在晚年所写的《回忆〈青光〉》中曾专门提及。子佳是梁实秋最具代表性的笔名之一，后来在重庆《星期评论》连载“雅舍小品”即署此名，早已众所周知。只是召音仅在《平明》上出现一次，很陌生，但这篇《吃醋》标题就是梁实秋式的，从内容的遣趣致知，讽刺的不温不火，文笔的生动畅达看，都酷似雅舍风格，文中的“不可向迩”又是梁实秋喜用的文言词汇，我们在《为什么不说实话？》和《女人》等小品中一再见到，再加文章又发表在梁实秋自己主编的副刊上，因此，综合上述几点，笔者敢于断言此文出自梁实秋之手。
《中央日报·平明》是梁实秋主编的第五个文艺副刊，其所以著名，是因为梁实秋在《编者的话》中说了“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等话，引起当时文坛关于“抗战无关论”的一场大论战，影响之深远，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其实梁实秋这些话并没有什么错，他并不反对抗战文学，他反对的是“抗战八股”。最明显的事实是梁实秋编《平明》不惜篇幅刊登直接反映抗战的论文、小说、散文和木刻作品，就在刊出《编者的话》的同一天，《平明》上还发表了李长之探讨抗战文学如何才能产生伟大作品的长文《新的历史和新的文艺创作》。即以梁实秋本人所作的这三篇小品而言，《说酒》和《吃醋》固然与抗战无关，《义愤》却完完全全与抗战有关，而且颇有见地。梁实秋在《平明》上发表的散文小品远不只这三篇，但管中窥豹，足以说明梁实秋创作较为严格意义上的简洁圆润的“雅舍小品”，早在一九三八年就开始了。
天津《益世报·星期小品》是梁实秋在大陆主编的最后一个文艺副刊，《送礼》和《写信难》都刊登其上，时间为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七日和次年一月四日，署名分别为洛生和费士。洛生者，想必源自“洛下书生咏”的典故，费士何所指，还不清楚。这两个笔名梁实秋也只在《星期小品》上用过一次。梁实秋在该刊上发表的散文小品，笔者已在香港《明报月刊》今年七月号作过详细介绍，不过《送礼》和《写信难》当时都漏了网，最近重读，才确定作者非梁实秋莫属。首先，《星期小品》与众不同，稿件全由梁实秋特约，从不接受外稿，该刊所有作者，即谢冰莹、老向、李长之、陈纪滢、隋树森、萧从方、阎金锷、龚业雅、萧丽、季羡林等人，都未听说使用过这两个笔名。梁实秋主编《星期小品》的另一特点是自己几乎每天发表一文，有时甚至一天数篇，而且不断变换笔名（仅有《闻一多在珂泉》署真名）。查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七日那天，共发表洛生、萧从方、叶雅（龚业雅）三文，次年一月四日即发表费士、长之、隋树森三文，如果洛生和费士不是梁实秋，那么这两天梁实秋就没有作品刊出，这是不大可能的。再次，也是最为重要的，梁实秋的“雅舍小品”素以贯注一题，从四面八方横评竖议，比附引证，语畅意肆著称，《送礼》和《写信难》正好都具备了这种艺术特色，而这恰恰是别人最难企及的。何况《送礼》中“有人告诉我……又有人告诉我……”的句式为梁实秋所惯用，《写信难》中引述老舍作品也是梁实秋小品中常有的现象。此时梁实秋的小品创作已进入得心应手、挥洒自如的成熟阶段，这两篇新发掘出来的佚作也证实了这一点。
《我的暑假是怎样过的？》载一九四八年十月一日《论语》第一六二期，署名梁实秋。《益世报·星期小品》停刊以后，在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执教的梁实秋很少动笔，只是偶尔为邵洵美主编的复刊后的《论语》写点稿，可惜其中只有《我的国文先生》一篇后来编入《秋室杂文》。必须指出，该文是迄今所发现的梁实秋在大陆发表的最后一篇作品，再过一个月，梁实秋就离开北京南下广州了。这篇文章在梁实秋的散文小品中属于偏重记叙的一类，但依然写得妙趣横生，潇洒隽永。
总之，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小品，更清晰地展现了梁实秋散文小品的发展衍变轨迹，从而启示我们，他的小品创作在晚年达到博、雅、淳、趣兼备的完美境界，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三十年代以后所作的这些文字，与已收集的《雅舍小品》相比，并不见得逊色，它们同样可以称作梁实秋小品创作中的精品佳篇，值得我们珍视。
（原载一九八八年十一月《香港文学》第四十七期，收入本书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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