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之治”

前文已明：在古典的生存世界里，人与万物一气流通，成己与成物本非为二，息息相关。且事与物浑然一体，成物既曰物之化育，亦言人事之成，故所谓“赞天地之化育”或“开物成务”者，实乃人生在世不可逃避的、应该勇于承担之责^[1]。对于庄子来说，逍遥亦非谓漠然于世，而是“乘物以游心”。真人道德已成，其“不得已之动”，便是成己与成物之统一；若其“不得已（按：即从命）而临莅天下”（《在宥》），即为“明王”，遂有化育天地万物之功。对于“明王”的功德之盛，《应帝王》描摹道：“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

所以，庄子之道关涉乎天下之事，深切于万物之化；其所谓逍遥者，亦绝非如小乘佛教“自了汉”式的自我解脱：或者孜孜于自足其性，或者汲汲于所谓“主观的超越”，甚至使自己成为“一个对世界无动于衷的人，不动心的人”。庄子之时乃周季乱世，社会动荡，政治失序，百姓流离，人心不得安放。为觅治世良方，诸子蜂起，思想学说粲然迭出，滋盛纷纭。诸家中，其心系天下而眼界广大、目光深远者，莫过于儒、道^[2]。二家既无墨之背离人情之患^[3]，亦无法之苛察寡恩、斤斤于一国霸业之短视，更无名之耽溺于离析名辞、“殆荡而不得”（引按：此为《天下》评惠施之学语）之弊。至于纵横之徒的反复无常，及其任权计以博君意、谋己私而罔顾群生之行，斯益下矣。儒道二家虽学有分歧，救世之心则同。其间之别，唯在于途径与方法耳。表面上，儒家重教化、倡仁政，行有为之道；道家则因自然、弃仁义，申无为之法。然孔子云：“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4]则儒家何尝不慕“垂拱而治”？而若观老子的“事无为”、“教不言”之说与庄子的舜之正人、止人之喻，则道家抑岂无教化之行？^[5]有为、无为并非彼此悬绝，儒家以有为而达无为，道家则因无为而显有为。二家之说，多有互补。若囿于言辞，二家遂扞格不通。在晚周诸家中，儒、道之所以学思卓尔，出乎众表，即在于他们皆有天下观念，皆有王道之心^[6]，皆视“内圣”与“外王”道通为一。准于“内圣外王之道”，才能既察人情，亦明物理，心怀物之化育，不忘在世之生生。故欲明庄子的“明王之治”思想（政治思想），不能不明何谓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