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中突出问题的挤压

转型是指事物从一种运动型式向另一种运动型式转变的过渡过程。社会转型是“社会发展的某一特定阶段，整个社会朝着特定方向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它是人类实践活动方式（主要指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由此派生的思维方式）的根本性和整体性变革，或者说是作为人类实践活动方式的核心内容的社会结构系统的整体性变革。”^[16]从系统的角度来看，社会转型是指社会系统由一种存在类型向另一种存在类型的转化，它不是社会某个部分或层面的局部发展，而是社会系统的全面的、结构性的变化。它以社会结构转换为核心，同时带动体制的变动、利益的调整及观念的置换。

当前，中国正经历深刻的社会转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转型的标志是：中国社会正在从自给自足的产品经济社会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等。^[17]深刻复杂的社会变革引起了经济成分、社会阶层、社会利益关系、价值观念等社会结构生态发生巨变，这些变化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产生了冲击。

一、经济转型及市场化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的挑战

在我国社会转型中一个突出方面就是经济的转型，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向，主要表现为工业化和市场化。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原有的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各种制度、机制都发生了变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被凸显出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市场主体意识的觉醒，利益关系也发生了调整。这些变化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产生了影响。

（一）社会转型中人的转变影响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

在社会转型中，随着社会结构生态的变化，人的主体性得到多维度的伸展，其价值身份也发生变换。社会主体人的转变影响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

1.从单一理想、信仰人向多重文化人的转变

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真正形成并成为我国各方面的指导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也是人们的唯一信仰。但随着社会时代主题的变换，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也发生了转变，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建立到狂热到困惑到认同和希望再到新时代的建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转变；并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逐步树立起来。“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出现了狂热状态，个人崇拜盛行，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遇到了挫折。“文化大革命”过后，人们开始冷静下来，随着国际风云的影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国内出现，苏东剧变加重了这种危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呈现困惑和忧患的状态。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现代化的征程，外国多元文化思潮涌入中国。它与西方的“和平演变”政策一起冲击着中国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这使得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困惑、忧患阶段的一部分人开始出现信仰的转移和思想上的混乱，一时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到“八九政治风波”达到顶峰。多元文化对人们思想上的冲击，一方面表现在它使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由唯一性向一元主导多元并存转变，从意识形态领域来看，这是一个挑战、也是一次机遇；另一方面表现在对人们心理的反思、选择和承受能力的考验。一部分人经受住这一考验，重新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认同，一部分人成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还有一部分人成了无信仰、无追求的玩世不恭者。^[18]

2.从政治人到经济人的转变

所谓政治人，美国学者拉斯韦尔和卡普兰在其《权力与社会》一书中认为：“政治人是这样的一种人：他们要求关乎他们所有价值权力的最大化，希望以权力决定权力，并把别人当作提高权力地位和影响的工具。”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政治人”就是处于一定的政治体系和政治关系之中，具有一定政治意识的人。此外，还有学者指出，政治人应指生活在现实政治中的人的政治属性，一方面，所有的人都生活在政治生活中，与政治发生关联；另一方面，所有参与政治的人又都生活在社会中，其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信仰和政治选择均是社会条件总体作用的结果。事实上，“政治人”就是处于一定社会政治生态中具有一定政治意识和政治属性的行为主体，政治是“政治人”的精神支柱和行为指南。在计划经济时代，经济运行方式没有高度的政治统摄是不可能实现的，政治于是成为人们的生存方式；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是在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批判和诅咒中运行的，于是在政治人的意识形态中，只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的，才是正确的道路。可以说，中国计划经济体制造就了中国特色的“政治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社会主体人的价值身份也开始从政治人向经济人转变。所谓“经济人”，是指在市场体制下，以物的依赖性为前提，以创造并取得经济利益为目标的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人成为最为普遍的人的存在方式，它摆脱了计划经济下的政治的束缚，成为市场竞争中相对独立的存在。经济人的存在方式展现了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及其特点。现阶段的经济人的存在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确立了个人主体地位，从对人的依赖性中摆脱出来的，遵循平等的、唯一的价值规律为存在方式的经济人；另一种是以极端个人主义为指导的，追求拜金主义的，导致了人的整个社会生活“市场化”的人的存在方式。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成为经济人行为的根本动机，他们根据自己的处境，以经济理性判断自身利益，尽可能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行动。这样的一种价值身份，就是使得从传统“政治化的人格苑囿”中解放出来，人的物质欲望极度膨胀。当前，有部分民众对党的理想信念产生了质疑，认为共产主义遥不可及，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丧失信心，觉得“理想是远的，信念是虚的，金钱才是实的”，于是“放弃远的，抛弃虚的，抓住现实的”，他们更加注重的是眼前利益。部分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也出现动摇，甚至不再相信共产主义，“说实话，我们并非不相信共产主义理想，只是那显得太遥远了，相反，我们如何去过好现实的生活显得更加重要。”^[19]市场主体的变换给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产生了影响。

（二）利益冲突弱化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

价值和利益是密不可分的，任何价值观念都是社会利益关系的表达或要求。韦伯曾指出，直接支配行动的固然是利益而非价值观念，然而“观念所塑造的‘世界表象’却经常充当转换器，决定着利益的动力所运行的轨道。”恩格斯说：“把人和社会联系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20]“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的利益有关”。^[21]因此，“‘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22]“利益”决定“思想”。人们经常从自己的个人利益和他们存在于其中的群体的利益出发去形成和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念。人们所奉行的价值观背后，都隐藏着一个起重要支配作用的因素，这就是利益追求。利益追求构成了人们价值取向的重要内容，也构成了人们价值比较和价值选择的重要标准以及人们价值追求的动力，利益与人们价值活动的内在关系决定了利益调节构成使主导价值观发挥其作用的内在机制。利益分化与多元利益冲突是价值分化与多元价值冲突的物质基础和主要诱因。价值观多元化是利益多元化的体现，价值冲突是利益冲突的反映。

经济转型过程是一个社会利益分化和资源重组的过程。经济体制转轨带来的经济成分多样化导致利益关系的日益多样化，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引起了分配方式的多样化。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也驱动着人们利用各种途径去实现自己的物质需求。从根本上讲，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样化源于我国经济基础的变化，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必然趋势。多样化在带来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使社会急剧分化，社会内部各阶层、各方面的利益冲突日益凸显。

当下中国处在利益博弈的时代。社会的急剧转型，引起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分离，利益冲突成了零和博弈。利益博弈也出现由个体的博弈转向集团化博弈的趋向，即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呈现这样的特点：一是利益主体间失衡，出现强势利益群体寡头化的迹象；二是强势集团与弱势群体的裂痕在加深；三是零和博弈或负和博弈出现群体间的财富掠夺。多元的利益冲突特别是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使赋予社会生活以意义和目的的共同价值和信念日渐衰微，难以发挥对社会生活的整合作用，从而极大地削弱了社会的精神凝聚力，引发共同价值认同危机。利益冲突的广度和深度给价值共识、价值认同带来严峻的挑战。现在坊间流传着的“理想是空的、信念是远的；权力是近的，金钱是实的；要抛弃空的，放弃远的；抓住近的，捞取实的”价值观就是一种真实写照，是现代人理想信念的写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形态，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共识价值”，是反映社会主体的共同利益或者公共利益的体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就是要疏通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协调利益纠葛。其旨归是统一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增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

二、政治转型及腐败现象滋生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的冲击

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政治转型是尤为重要的部分。政治转型就是民主的发展与巩固，逐步从集权政治走向民主政治。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建立了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国家权力结构体制、集中统一的行政管理体制、社会主义司法体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体制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管理体系。总体上说，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是好的，但仍存在重大缺陷，集中体现在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度集中的现象及种种特权现象等。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完善，市场主体意识的觉醒、权益意识的凸显，公民社会得到培育；但传统的党政不分、权力过于集中等问题仍没得到有效解决。

当前政治转型过程出现的一些问题，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形成巨大的冲击。一方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参政意识，但由于缺乏相应的参与渠道和利益表达机制，人们的政治权力不平等，因而降低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中的认同度。民主意味着人民群众能够平等有序地进行政治参与，并依法行使公民权利。由于缺乏参与渠道及表现机制，弱势群体无法通过正常的政治参与渠道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民生政治制度的不完善给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带来影响。另一方面，权力过于集中现象严重。权力在调配社会资源中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由于权力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使得相关利益集团的权益拓延过度，从而造成资源的畸形分配；同时，使人民群众的民主流于形式，挫伤了民众的积极性，在动摇人民群众对共产党信任的同时，也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说服力。

政治转型中另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腐败现象滋生与蔓延。虽然古今中外都有过腐败现象，但腐败问题在当今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显得尤为突出。尽管党和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但腐败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治理。随着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深入，腐败也呈现出一些新特征：一是滥用权力腐败猖獗。据统计，在领导干部违法犯罪案件中，党政一把手案件约占总数的1/3甚至更高，而且往往大案居多。2012年，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崔海容在香港廉政公署第五届国际会议上的发言中提到，过去30年，中国共有420余万党政人员受处分，其中90余名省部级官员因贪腐被追究司法责任；仅2003年到2011年的9年时间里，因贪腐被移送司法机关的就有42000余人，如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良宇等。^[23]二是从滥用公共权力向滥用公共资源转变。三是腐败手段更加复杂和隐蔽。当前，腐败分子主要采取权力的“期权化”、权力的“假借”和“转让”，赃款“漂白”和资本增值等隐蔽手段，大批量、多层次的土地批租，利用权力大量违规放贷，违规减免税收，股市“圈钱”，走私放私，利用国家重点工程建设转包“分肥”，在有些地方还出现了送子女、配偶出国、亲属海外定居、把腐败赃款转移出境、自己外逃等腐败新动向。与传统腐败手段相比，腐败实施的方式与过程越来越复杂和隐蔽。四是“灰色腐败”危险倾向日益显现。海登海默曾以公共利益为基础，把腐败分为“黑色腐败”“白色腐败”“灰色腐败”。“灰色腐败”最显著的特征是腐败行为外在的表现令公众愤怒，但腐败行为本身的行政许可清楚，如我国各地“跑步（部）前（钱）进”，利用不正当手段争取财政转移支付的现象。目前，“灰色腐败”所代表的非传统腐败正逐渐成为中国腐败的重要形式。腐败现象的滋生与蔓延不仅加速社会财富的流失，加剧广大人民群众与党员干部的离心离德，严重动摇了党的执政基础，而且腐败还扰乱了民众的思想，侵蚀了人们的灵魂，助长了唯利是图、结党营私等不良风气。党的领导干部的蜕化变质所产生的消极示范效应，玷污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使党的优良传统作风被淡化和抛弃；同时，由腐败问题引发的民众对部分领导干部的愤慨放大到对党和政府的不信任、对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质疑与否定，从而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三、阶层分化利益固化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的威胁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开始逐渐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在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各种利益主体急剧分化、解体、重组，旧有的社会阶层结构被打破，各种新的社会阶层不断涌现，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阶层结构逐渐形成。

当前，中国社会存在十大社会阶层，从整体上看，转型期中国社会阶层变迁呈现这样一种特征，即阶层的分化与固化并存。一方面，伴随经济成分的多样化，新的阶层不断出现；另一方面，阶层之间由于占有的资源不同，阶层边界日益清晰，体现在不同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念、身份标志、消费倾向等不断固化，甚至彼此之间相互排斥。在不断分化、固化的变动过程，中国社会阶层多元化凸显。社会阶层的变化不仅带来原有社会结构的分析与调整，产生不同的社会阶层与利益群体，形成利益多元化的格局，增进了社会的异质性，而且打破了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意识形态中心高度重叠，政治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经济与其他社会生活高度政治化的格局。原有的社会利益主体单一、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高度一致的状况被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价值观念多元化所取代，被服从的观念被崇尚独立、个人奋斗、开拓创新的观念意识所取代；但同时，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拜金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也开始传播，各种思想观念纵然杂陈。处于不同阶层的人们，其价值观念、利益诉求不尽相同，这就导致他们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出现差异。

由于处于不同阶层的人们所占有的资源不同，造成他们的收入出现两极分化状况，占有较多资源的这部分人收入水平和财产规模以超乎寻常的速度攀升，而另一部分人由于所拥有的资源少而使得其收入水平明显下降，形成了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贫富差距拉大，主要表现在以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总体性差距逐年拉大，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城乡之间、城镇和乡村之间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地区间、行业间、不同性质所有制单位职工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特别是近几年来，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长大大超过了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在社会转型中，由于财富积累过程中明显的不公平、不道德因素引起了人们普遍不满，特别是那些非法聚财、贪赃枉法的人更是引起了社会中低收入者的强烈愤慨。由于权力和腐败在财富的聚积和增长中起着特殊作用，弱势群体在社会的博弈中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机会的不公平成为常态，造成人们对党和政府的不信任情况增长，进而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怀疑和否定的心理也在不断增长。^[24]

从理论对实际需求的契合上来看，如果一种理论无力回应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人们就会放弃对它的信仰转向其它理论。理论的主要特征就是指导实践，因此它必须对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做出解答，提供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思路。在社会转型的今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并非是人民群众的唯一选择，其能否最终被群众所接受，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生存状态和实际需要，是否反映了大多数人的需要，是否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在社会阶层变迁过程中，低收入阶层因收入差距扩大、腐败等的愤慨而对党和政府的不信任情况增长，进而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产生怀疑和否定，因而对增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带来冲击。

两极分化是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时提出来的论断。他深刻地阐述到：“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是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25]在马克思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关于什么是两极分化的理论界定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也就是说，只有具备了这两个条件，才能说一个社会中存在着两极分化现象：一是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二是存在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而后者是更为本质的界定，它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反映。正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只要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它还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一种没有从它的能动关系上，它的内在关系上来理解的对立，还没有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对立。”^[26]而前者关于财富的差距和贫富的对立，则是资本与劳动对立的表现形式，更准确地说，是对两极分化的量的界定。

社会中的物质财富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种。而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本质上是指对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这种占有不平等所产生的对立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才开始出现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是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两种极不相同的商品所有者必须互相对立和发生接触；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他们要购买别人的劳动力来增殖自己所占有的价值总额：另一方面是自由劳动者，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27]。这种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他们本身既不像奴隶、农奴等等那样，直接属于生产资料之列，也不像自耕农等等那样，有生产资料属于他们，相反地，他们脱离生产资料而自由了，同生产资料分离了，失去了生产资料。”并且，“资本主义生产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这一“永恒的自然规律”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基础、特征与结果，也是资本主义两极分化产生的根源。而由这一根源所决定的两极分化的表现形式则是物质生活资料占有上的贫富悬殊，也就是说，一方面，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随着资本的扩大，他们就愈来愈把社会的财富据为己有，过着愈来愈富有的生活；另一方面，不占有生产资料的雇佣工人，只有出卖劳动力，其它则一无所有，生活愈来愈贫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阐述的两极分化思想深刻地揭示了两极分化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商品生产、剥削和资本积累等条件下的产物，而私有制是两极分化产生的前提和基础，即“无产阶级和富有是两个对立面，它们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二者都是由私有制产生的”。正因为私有制是构成两极分化的前提和基础，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归结为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的建立为彻底消除两极分化创造了前提条件。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在生产力还没有高度发展，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现象出现。当前，我国的贫富差距状况即两极分化已日益凸显。目前对于我国总体差距的基尼系数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计算和估计，但概括起来主要有3种，即0.4左右、0.45左右、0.5左右。根据2011年1月6日《人民日报》提供的数字：从2000年开始，中国基尼系数就越过了0.4的警戒线，2011年这一数字已接近0.5；城镇居民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和最低的10%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接近10倍；即使是保守的估计，也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标准。由此可见，当前我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很突出，具体表现在：一是城乡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据相关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36∶1，2010年扩大到3.23∶1。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严重影响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二是地区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国家统计局关于2010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分别为65.4%、63.7%、65.0%；同时，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是东部地区的54.9%、44.9%、64.6%。三是行业间收入差距日益突出。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2011年初发布的数据，我国初次分配中，收入最高和最低行业的差距已扩大到15倍，居世界首位。高收入的行业主要是国家重点投资发展的行业，如垄断行业、科技含量高的行业和新兴产业等，而一些传统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收入在相对下降。^[28]

两极分化的结果必然是财富迅速向少数行业、少数人集中，多数人贫困潦倒，如保罗·A·萨谬尔森在形容美国两极分化时所言：“假如我们在街区外建设一座收入金字塔并以500美元为一层，那么它的最高层会比珠穆朗玛峰还要高，而大多数人都处在仅高出地面几英尺的那一层。”社会主义目标是什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里有非常清楚的论述，那就是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曾说：“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而两极分化产生或加大，就会在一定程度动摇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甚至会引起民众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质疑。

我国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采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分配政策，但在解读这一政策时，要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注重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公平是提高效率的基础，只有公平才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而且公平是我们共产党人追寻的目标，共同富裕是最大的公平。先烈们曾为此而抛头颅、洒热血，现在的绝大多数共产党人也在为此目标而奋斗，而注重效率则是实现公平的过程、手段和方法。所以，我们决不能为了短期效率而舍弃长期公平。我们承认在改革中反对平均主义、使收入差距逐步拉大确实曾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效率有了显著的提高，但当前收入过分悬殊，也正在对效率的提高产生不利影响。首先，它会使得中低收入的劳动者对劳动以及对改革支持的热情减退，不利于劳动者创造性劳动的发挥。其次，收入过分悬殊，会使社会平均消费倾向下降，社会产品难以实现，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使整个社会陷入通货紧缩的困境，社会效率难以实现和提高。再次，收入差距过大，由于劳动力的供给曲线是“向后弯曲的供给曲线”，这样会使得现存的某些稀缺的人力资源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最后，贫富差距悬殊一旦超过社会应有的承受能力，就会危及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两极分化趋势的出现对公平影响更甚。首先，两极分化趋势的出现表明社会财富已被少部分人更多地占有；其次，两极分化，一部分人成为有产者阶层，握有相当数量的生产资料和货币，将成为私人企业主或雇主，也还有一部分人由于各自的原因成为贫困者，他们只好出卖劳动力成为雇工，因而人剥削人这一社会不公平现象必然出现，而且，随着两极分化趋势逐步普遍化，最终导致共同富裕这一最大的公平就只能成为“水中月”可盼不可求也；最后，从一部分人暴富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提供给主体的竞争机会是不公平的，随着两极分化趋势的加剧，这种不公平更为突出。

显然，随着贫富差距拉大，两极分化趋势加剧，导致人们对社会主义共同富裕这一愿景的破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里关于公平正义理念的丧失，那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也就很难得到彰显。

四、转型中的文化取向多元化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的消解

（一）文化多元化已成为当今社会的客观现实和历史趋势

在社会转型期中，文化多元化已成为当今社会的客观现实和历史趋势，其表现在如下方面。

1.从一元文化到多元文化的转变

这里的“元”是指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占一定地位的种类、方面和因素。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文化作为我国“一元”的政治性文化，在社会文化生态中处于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期间，一元主导的政治性文化虽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其它文化也迅速生长，颇有影响势力，从而形成一元主导多元并存、交错对接的文化间架格局，文化从一元主导向一元主导多元的格局转变。从本土文化构成及发展来看，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布局由伦理性文化、政治性文化、市场性文化构成。伦理性文化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世俗化，是中国民族文化之根，是以儒学为主干的一元文化，虽然在“五四运动”和政治性文化的冲击下面临形式上的瓦解，但其历经几千年形成的世俗化的、民族性的某种优秀的伦理精神气质却在世事变迁中，在百姓生活的家长里短中传承下来。政治性文化是基于计划经济的要求而建立起来的，政治占整个社会结构的“中心地位”的文化，它是在对伦理性文化的解构之后形成并发展起来的。由于中国社会政治性文化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中推行的，它所造成的政治人和政治极端化的氛围也随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化而逐渐隐退，但仍然存在，因为经济体制转轨尚未结束，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还有着一定数量的共同的“社会主体”，思想的转变不能一蹴而就。市场性文化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产物，但不是必然要求，是市场文化的世俗化，其良莠参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应努力建设优秀的市场文化，鼓励和促进市场经济的正面效应，克服其负面效应对文化的影响。总体来看，在本土文化中，伦理性文化在世俗化过程中渗透发展，政治性文化在保持马克思主义文化一元主导地位的状态下渐渐隐退，市场性文化则有大行其道之势。从外来西方文化在中国的构成发展来看，当代中国社会有西方古典文化、现代性文化和后现代文化的并存之势。西方古典文化随国门开放涌入中国，它以3种精神构架而成，即古希腊哲学的理性精神、希伯来的宗教精神和罗马的法制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弊端之后以其崇高性和神圣性的精神气质涌入中国人的视界的，从时间上看并不早于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形成。现代性文化是中国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的占主要地位的文化形态，从积极意义上看，它与马克思主义文化并行不悖，它在西方是以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为开端，以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为基本内涵的文化，是对政治性文化中弊端的调整和解构，是对西方古典文化的批判继承。后现代文化是在现代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对现代性弊病的批判，在这一点上与西方古典文化有相似之处，对中国后现代文化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是主流。总体来看，现代性文化是中国社会文化的主流，古典性文化与后现代文化与之并存，虽影响不大，但仍有发展的趋势。从文化构成层次来看，官方主导文化、学界精英文化和民间大众文化并存。官方主导文化占主导地位，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学界精英文化是知识分子层面的文化，关注学术性，具有社会责任感，是对官方主导文化有直接指导作用的文化；民间大众文化是在人的本能和欲望的驱使下，以消费为中心，以大众传媒、市场流行为走向，以文化时尚为内容，以社会大众为对象的文化，具有商业性、流行性、复杂性。

可见，当代中国文化是一元主导多元并存，马克思主义文化是主导文化、政治性文化、现代性文化，并占重要地位，与其它文化交错对接、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在这个问题上，当代中国文化应正确面对和处理一元与多元的关系，多元与一元都应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核心的思想统率下取得一致，不能有根本上的对立和冲突，即不能以否定和取消马克思主义为目的来发展“多元”，也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来建设“一元”。^[29]

2.从传统文化到现代文化的转变

传统文化主要是指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性文化，现代文化主要是指中国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主要文化，它包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也包括西方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官方主导文化等综合文化样态。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主要体现在思维模式及生活方式的改变。思维模式的改变是从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到多极实践的思维模式的变化；生活模式的改变是从对人的依赖到对物的依赖，从人的依赖性到人的独立性的改变。^[30]

（二）多元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

转型社会多元文化有利于保持文化的生态平衡，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化解民族冲突；但同时，多元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其表现在如下方面。

1.文化多元引发人们人生观、价值观的分歧和冲突

多元文化的消极影响势必给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等带来巨大影响。而人生观、价值观作为文化的深层体现，是文化的核心，是群体成员共同遵守的规范价值体系。在文化多元趋势下，它不仅不会像人们的日常生活、大众文化那样日益趋同，反而会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差异和冲突。目前，正是由于文化多元发展，中西方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性乃至对立和冲突，才呈现出异常激烈的局面。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与我国扩大经济、科技及文化交流的机会，通过影视、音乐、艺术等方式，大力传播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中国文化所具有的群体取向价值观，则遭到了西方文化价值观的侵蚀。比如，我国传统文化中所提倡的凡事以集体利益为重，必要时要忽略或牺牲个人利益；做事要求稳重，行为举止要符合身份；生活中要做到“克己守道”等价值观则受到西方文化中的过分强调个人主义，追求自由，崇尚平等，重视个人权利，放任个性自由发展，讲求实现个人自我价值等价值观的挑战。这种挑战和冲突造成国内部分民众不能正确处理人际关系，不能正确对待职业、家庭生活和个人生活，乃至政治生活，他们多在寻求“自我实现”“个性张扬”之中获得感官的刺激、物质的享受和性欲望满足。

2.多元文化在一定程度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造成冲击

转型期各种文化从相互封闭走向相互依赖，由机械组合演变为有机融合。当前，在我国社会存在的文化思潮，特别是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第三条道路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我国思想文化领域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有着强烈的侵蚀作用。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上主张全面的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政治上推行多党制，思想文化上竭力推崇西方资产阶级抽象的自由、公正观念。中国新自由主义信徒公开叫嚷“共产党不合法”、主张“多党制”，公开诽谤人民民主专政，要求实现“三权分立”。显然，新自由主义是打着“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幌子，为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和对发展中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提供思想理论武器。民主社会主义在经济上主张私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并存，政治上主张议会民主、多党制、三权分立，思想文化上主张多元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并崇尚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在国内，有人公开吹捧“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成果”，“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等等。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煽动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情绪，在国内也已经造成了不小的影响。第三条道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目标、性质、价值取向等进行否定或攻击。

3.多元文化特别西方文化思潮使处于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面临严峻挑战

其具体表现为：其一，盲目崇拜，鼓吹自由主义。一些人由于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认为“扼杀自由和民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职能，人民民主专政是“迫害公民的工具”，腐败现象是“一党专政”的结果，于是用“西方民主”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求绝对自由和无限民主。其二，理想倾斜，提倡实用主义。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远离生活现实的说教，仅有学术研究价值，对理想信念产生困惑和茫然；一部分党员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受到巨大冲击，丧失了共产党员应具有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仅仅关心自己身边的事物和眼前利益。其三，唯我独尊，奉行个人主义。一些人认为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精神是扼杀人性的，是违背人权精神的，中华传统文化是奴性主义，是迈向民主的最大障碍。^[31]

这些西方文化思潮直接否定社会主义的信仰体系、价值观念，企图使人们丧失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丧失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动摇人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信念，造成人们信仰的迷茫与困惑，出现新的信仰危机，也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干扰和降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

总之，当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出现一定程度的式微，这种式微的出现表征的不仅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本身真理性、价值性的未展现，或者说理论与现实的反差，同时也反映出当前各种社会思潮涌现、特别是西方敌对意识形态渗透加剧的现实。因此，对制约中国化马克思思主义吸引力的分析应从理论与现实的反差、西方敌对意识形态渗透方面来探究。一方面，由于理论与现实互动中的非同步性，特别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加快，无论是从逻辑和历史的统一看，还是从具体的社会发展模式上看，都存在着传统理论与现实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一定领域中的差距。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的思想变化从意识的相对独立性上看总是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对于某些由于传统理论与现实实践的反差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不能及时地、清楚地、科学地给予评析、疏导，就影响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同时，由于理论本身所具有的超越性与现实性之间张力的存在，使理论在面对社会热点、难点、焦点问题时，不能及时给予合理的解释，这种反差与脱节，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弱化。

另一方面，对问题的解释离不开社会现实的境遇。当前，中国正经历深刻的社会转型，这种带有深刻社会变革性质的转型所产生的新问题、新情况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带来的挑战，如多元文化的消解、两极分化趋势的加大、腐败现象的滋生等，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出现一定程度的式微。

【注释】

[1]（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北京：三联出版社，1998：23.

[2]沈湘平.全球化的意识形态陷阱［J］.现代哲学，1999（2）：44.

[3]［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462.

[4]［英］安东尼·吉登斯，著；郑戈，译.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三联书店，2000：67.

[5]［英］安东尼·吉登斯，著；郑戈，译.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三联书店，2000：14.

[6]李崇富.关于“普世价值”的几点看法［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9）：18.

[7]刘书林.“普世价值”问题出现的过程、原因及实质［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6）：5.

[8]［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5.

[9]［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34.

[10]曹文宏，陈少牧.传统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互动［J］.江淮论坛，2004（2）：107－108.

[11]吴玉荣.互联网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04.

[12]杨芳.用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J］.高校理论战线，2010（10）：6.

[13]［美］尼葛洛庞帝，著；胡泳，译.数字化生存［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278.

[14]中国社会科学院“互联网对新时期青年与青年工作的影响”课题组.互联网对当代青年的影响调查［N］.北京日报，2000－10－23.

[15]［美］尼葛洛庞帝，著；胡泳，译.数字化生存［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191.

[16]张雄.重视历史转折论研究［J］.哲学动态，1995（3）：22.

[17]袁方，等.中国社会结构转型［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30－31.转引自雷龙乾.中国社会转型的哲学阐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0.

[18]曹毅哲.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8.

[19]吴坚宁，余师芳.“经济人”假设下的党员干部党性问题分析［J］.中共南宁市委党校学报，2011（4）：54.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39.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l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3.

[23]参见国家反腐败网：http://www.fanfubai.org/html/yufangfubai/2012/0517/6066.html.

[24]刘明君，等.多元文化冲突与主流意识形态建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99－200.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07－708.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17.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07－782.

[28]魏孔义.我国贫富差距现状及对策思考［J］.理论学习，2011（7）：17.

[29]曹毅哲.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8.

[30]曹毅哲.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8.

[31]崔凯.文化多元化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路径选择［D］.郑州：河南大学，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