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既不同意上帝世界，也不是旧唯物主义直观地考察的物质世界，而是一种“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社会—人类—自然三者在社会实践中达到了高度统一，构成一个属于人的生活世界，一个有机的生成的生活世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这样言说：“就劳动过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单纯过程来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对于这个过程的一切社会发展形式来说都是共同的。但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这个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就会被抛弃，并让位给较高级的形式。”[42]人们不应对自然和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作抽象化理解，人是社会的人类，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构成了人类社会的一切存在与发展的前提，自然界只有在人的历史活动中才是人的对象化存在物，在社会里纯粹的自然界不存在，自然是被人的实践中介过的对象物，人类的生活的生产是双重活动的，一方面人类对自然的改造活动，另一方面“许多个人的合作”，人类不该有“对自然的崇拜”，更不去建立“对资本的崇拜”，“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亦如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表现的那样，“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力的统治”[43]。这种“对自然力的统治”却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成为生态危机的诱因。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道：
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在破坏这种物质变换的纯粹自发形成的状况的同时，又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44]
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人类同自然，工人、农民同社会重新陷入“分离”状态中。“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不应当取消自然规律，更不该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当作普遍的“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人类是社会化的人，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在“征服了自然”之后必然走向消灭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实现共产主义社会。
如果说早期马克思的生活自然观，是把人的存在理解为“自然的存在”、“类的存在”，“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自然界则是包括人在内的抽象“自然共同体”，那么成熟时期马克思则通过“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确立了生存生态学，即把“人类社会和社会的人类”理解为通过人类自身实践活动而产生的一个有机和谐的生存环境。马克思已经认识到，历史不是以“类的人”而是以“现实的个人”为生存的前提，在历史的广阔视野中，“人类社会和社会的人类”包括“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需要、繁衍、意识或精神、分工等。人类的社会展开为“现实的个人”的生存状态，表现为“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45]。“现实的个人”只有生活在社会共同体中，“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46]。然而阶级社会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对于被统治者来说，现存的资本主义世界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走向了人的对立面，成为控制人和摧残人的异己力量，是他们的生存与发展的新桎梏，应当通过革命的方式摧毁它，建立“完全现实的共同体”，即共产主义社会，“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47]。马克思相信，“‘人’类的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48]显然，相对于自然共同体，社会共同体是属于人的社会世界，是现实的、具体的，是通过“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形成的“人类社会”。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考察这一问题时选择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不是前期的抽象哲学批判。我们认为，就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来说，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野并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最终的选择，马克思从来也没有在唯一的、最终的意义上推崇它；相反马克思前后两次把人类学观点和视角导入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意味着什么呢？难道这不正好从一侧面说明了马克思是从生存生态学视野中考察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问题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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