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人化自然观实现的超越

马克思自然观是历史的产物，它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底蕴。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是一个历史过程，每一个时代的自然观都有合理成分，马克思自然观汲取其精华。自然科学的发展是马克思自然观形成的强有力的推动剂。现代科技的发展揭示了大自然的内在规律，特别是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让马克思看到一个有机的、整体的及运动着的自然界，为马克思自然观提供了科学基础。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人与自然的矛盾愈来愈严峻，已经危及到人类的生存，资本主义制度暴露出其局限性和暂时性，急需要新的、科学的自然观来指导社会生产生活；19世纪上半叶的工人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尤其是欧洲“三大工人运动”提出了人类解放的政治诉求，工人阶级迫切需要自己独立的理论来指导行动。在这种形势下，马克思自然观则应运而生。

第一节 马克思人化自然观创立的条件

任何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当然也不可能例外。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生成，可以从15世纪末开始的世界地理大发现开始追寻现实依据。早在14世纪末15世纪初，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西欧封建社会内部已开始孕育成长。美洲大陆的发现为新兴资产阶级开拓了新的活动场所，有利地促进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快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取代封建生产关系的过程。

随着《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流传，开辟了中西方直接联系和接触的新时代，也给中世纪的欧洲带来了新世纪的曙光，打开了欧洲的地理和心灵视野，掀起了一股东方热、中国流，尤其把中国看成是遍地黄金的人间天堂，所以到东方去实现黄金梦的人比比皆是，激发了欧洲人此后几个世纪的东方情结。许多人开始涌向东方，学习东方，以致欧洲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1453年，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攻陷君士坦丁堡，控制了东西方之间的通商要道，结果使欧洲市场上的东方商品的价格猛涨。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商人很自然渴望另辟一条通向东方的商路。欧洲人凭借先进的技术、发达的商业和专制政府的支持，开始了一波又一波的探求抵达东方新通路的海上冒险。许多伟大的航海家，扬帆远航，探索世界。 

葡萄牙人最先探寻通往印度航路。早在1487年，巴托洛缪·迪亚斯就沿着非洲西海岸航行，大风使船舶连续13天不见陆地。当风力缓和下来时，迪亚斯让他的船向东方航行，在归途中他发现了非洲最南端的海角——“好望角”。在他之后葡萄牙人达·伽马继承了迪亚斯的远洋探险事业，1497年7月率领四艘海船从葡萄牙启航，终于绕过好望角，横渡印度洋，于次年5月到达印度西海岸的卡利卡特。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完成从西欧绕非洲来到东方的航行，从而开创了东西方之间最短的海上航路。

当葡萄牙人沿着非洲海岸向印度探航时，西班牙的航海家却朝着另一个方向前进。1492年8月，哥伦布率领三艘帆船，从西班牙的巴罗斯启航，目的地是东方的中国、日本及印度。当然，哥伦布直到他去世为止也没有到达他想要到达的目的地，不过，他却因此次远航使世界历史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意外发现了美洲新大陆，打开了新旧大陆之间不知经历了多少个世纪的闭塞。

麦哲伦在1519年9月20日从西班牙圣卢卡尔港出发，他的远征造就了一个空前的壮举。1520年3月31日抵达南美的巴塔哥尼亚，1521年11月8日驶抵香料岛（今马鲁古群岛），1522年9月6日回到西班牙圣卢卡尔港，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环绕全球一周的航行，历时三年。新航路的发现把世界上原来互相隔绝的地区沟通起来，可以说这是世界各地区之间联系加强的第一步。此后，欧洲和亚洲、非洲、美洲之间的贸易日益发展，世界市场扩大了。地理大发现和随之而来的世界市场的扩大，开阔了人类的眼界，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新航路的发现促进了世界动植物的大交流。移居到美洲的白人把旧世界的马、牛和羊以及小麦、燕麦、大麦、裸麦等农作物带到新世界；与此同时，美洲的特产如玉米、马铃薯、西红柿、番薯、花生、各种豆类以及南瓜等也流向世界各地。此外，美洲印第安人也向世界提供了两大经济作物——烟草和棉花。美洲产的几种药品，也在近代医疗中被广泛使用。

新航路的发现也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文化交流。由于航海需要解决许多实际问题，天文学、数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到17世纪，科学的中心已从中世纪文化中心的德国和意大利北部，转移到得益于地理大发现的大西洋沿岸地区。这个时期全球文化交流也加强了。在新大陆，一方面白人在自己的词汇、文学、服装、医药中接受了印第安人文化的许多特点，甚至在栽种食用农作物方面也从印第安人那里学到许多东西；另一方面，西欧文化在新大陆基本上压倒了印第安人的文化。在世界其他地区，17世纪及18世纪早期，西方人学到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及政治制度时产生一种崇敬的心情，中国被尊为一切文明的典范。而到了1760年间，东西方文化交流显然比以前有了更大的进展。这时“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都很明显。“东学西渐”是以深层次的哲学及文化为主要内容，而“西学东渐”则是以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它们一起共同表征着世界上两个文明的交叉与交融。

新航路开辟后世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也密切了，出现了全球性的经济关系。在1500年以前，阿拉伯和意大利的商人在亚欧大陆上从事地区贸易，货物主要是奢侈品——香料、丝绸、宝石及香水。但是到18世纪后期，这种数量有限的奢侈品贸易已经发展为生活必需品的大宗贸易了，大西洋贸易尤其如此。美洲种植场生产的烟草、砂糖、咖啡及棉花等大部分产品销往欧洲，而种植场需要进口一切日常必需品，其中有粮食、鱼、布匹及金属用具，同时种植场也要求进口劳动力，所以就导致“三角贸易”的繁荣：从欧洲把甘蔗、酒、布匹、枪支及金属用具运往非洲，从非洲运奴隶到美洲，再从美洲把砂糖、烟草和白银运到欧洲，当然也从欧洲运日用必需品到美洲。东欧和西欧之间的贸易业也成为这个时期新兴的大宗全球贸易。西欧进口的是原材料，特别是粮食；波兰、匈牙利、俄国及巴尔干诸国则进口纺织品、武器、金属产品及殖民地商品。

新航路发现后全球的经济政治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西欧由于在南方控制了印度洋而包围了伊斯兰世界，这意味着全球均势的重大变化——西欧列强崛起了，这个新势力的活动场所是全球，而不仅仅是欧洲。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兴起，这场革命首先从英国开始。到了19世纪，工业革命逐渐地从英国蔓延到欧洲大陆，甚至扩散到世界的其他地区。当时，英国是世界上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工业革命已经进入完成阶段，大工业在生产的各个部门普遍地建立起来，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由于工业革命，“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术师一样不用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

生产力的这种巨大发展，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推进了近现代文明的发展。与此同时其自身又产生了无法克服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矛盾开始发展、激化，突出表现就是周期性爆发的生产过剩危机。此后于1836年和1847年又相继爆发了波及欧洲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每一次危机的爆发，都给资本主义世界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经济危机的爆发，表明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对抗性，暴露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既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同时又引发并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

资本主义固有矛盾预示着未来社会革命的性质和历史发展方向，这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提供了经济社会的条件和基础。在这个时期，汹涌澎湃的改革运动和革命运动的浪潮席卷着欧洲和北美洲。1832年与1867年，英国进行了两次有关议会和选举的改革，以适应工业革命以后社会的变化，刷新了政治制度，完成了工业资产阶级争取参加政权的斗争，使贵族地主的势力降低。1861年3月，为适应新的经济关系，俄国沙皇宣布废除封建农奴制，实现农民人身自由。又对政治上层建筑作了局部调整。这些改革促进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德国、意大利也都实现了全国统一。而远在北美洲的美国则以内战的形式废除了奴隶制。在日本，从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促使日本社会形态的更替，由落后的封建历史发展阶段过渡到资本主义的阶段，并在这个基础上使日本仅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就发展成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开放性经济，它是以世界为活动舞台的。如果不掠夺海外，不掠夺全世界，资本主义是无从发展的。在当时世界上的主要国家中，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大大加速了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而为进一步促进世界各地区之间联系的加强奠定了基础和提供了前提条件。

“大工业发达的国家也（或多或少）影响着非工业国家，因为非工业国家由于世界贸易而被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众所周知，到19世纪中叶，英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它的工业品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畅销，在西欧列强中拥有的殖民地也最多，并且其殖民地在所处位置上遍及东、西半球，因而有“日不落帝国”之称。这样在客观上就使这时期亚、非、拉美诸国在不同程度上都成了英国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换言之，世界上已经形成了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市场。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行会师傅被工业的中间等级排挤掉了；各种行业组织之间的分工随着各个作坊内部的分工的出现而消失了。但是，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机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一支一支产业大军的首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和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 。

世界历史的形成和资本的全球化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加强了地区之间的联系，推动了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的建立。到了这时，也只有这时，“世界历史性的个人”将在全球化的视域中发现“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这就意味着，站在世界历史与资本全球化面前，关于意识的空话终止了，“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真正开始了。

马克思自然观创立之前的近代唯物主义自然观多为机械自然观，这与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状况与水平密切相关。在18世纪下半叶之前，自然科学是处在一种收集经验材料的阶段，人们把大自然活生生地割裂开，分门别类地观察、实验、分析自然对象，把自然界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加以研究，再加上牛顿力学的作用，从而产生了机械自然观。到了19世纪，自然科学研究开始转向整理这些收集来的材料，并且进行理论概括。并且在化学、生物学、物理学等多个自然科学领域产生了一系列具有革命性的发现，使得从整体性方面考察自然成为可能，也能够揭示出自然界的普通联系和发展的辩证性质，从而马克思的实践的辩证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创立成为历史的必然。

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大工业又“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人的全部精力极度紧张起来。只要可能，它就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而当它不能做到这一点时，它就把它们变成赤裸裸的谎言。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它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然性质的最后一点痕迹。它把自然形成的关系一概消灭掉（只要这一点在劳动范围内可能做到的话）；它把这些关系变成金钱的关系。它建立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它们像闪电般迅速地成长起来）来代替从前自然成长起来的城市。凡是它所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了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商业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大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 。

随着世界历史的形成和资本主义走向全球化，在19世纪初，欧洲社会对自然界的大规模利用和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是两个非常突出的方面。一方面，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40年代，人们对大自然的开采和利用仍然是以营利为直接目的，从不考虑长远后果，因此，这种对大自然资源的掠夺可以说是肆无忌惮的，它导致的恶果在当时就初见端倪。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当个别的资本家为着直接利润去进行生产和交换时，他首先只能注意到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这些行为的自然方面的影响也同样如此。资本家在利用自然时根本不会考虑他们的行为对自然所造成的长远负面影响。资本家掠夺自然资源的行为导致了自然资源储存量的急剧减少、自然环境的急剧破坏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急剧恶化。因此在19世纪40年代，需要一种科学的自然观来指导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另一方面，自然科学的发展也面临困境。当时的自然科学以形而上学的机械自然观为指导，机械自然观主张自然科学各部门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而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要求人们将各个研究领域联系起来，加以系统考察。这就需要一种全新的自然观来指导当时自然科学的研究。

同时19世纪上半叶欧洲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与哲学自然观为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创立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就自然科学方面看，从18世纪后半期开始，己由收集材料的阶段进入整理材料的阶段，由研究既成事物的科学变成研究发展过程的科学。星云假说、地质学、胚胎学、生理学、有机化学等相继出现。到了19世纪40年代，自然科学上的三大发现为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创立提供了科学依据。“三大发现”是指罗伯特·迈尔和詹姆斯·焦耳等人发现的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德国植物学家施莱登提出的细胞学说以及达尔文发现的进化论。这三大发现说明了自然事物的辩证发展历程，为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创立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就社会学说方面看，19世纪上半叶欧洲的哲学自然观为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创立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养分。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的自然观，它既包含了辩证法及唯物主义思想，又蕴含着自然人化的思想。马克思对这些思想资源进行了批判、继承和发展，为创立人化自然观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世界市场的形成和资本全球化，以及18世纪末至19世纪欧洲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要求一种新的自然观来指导人们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德国古典哲学的自然观则为马克思人化自然观形成提供了思想资源。以上这些因素构成了马克思人化自然观形成的时代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