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建立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工业大革命。一个古老的农牧业国家与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的必然差距就此拉开了。二百年后，长期居高临下的“中华帝国”竟然沦落到任人宰割的地步，惊愕、愤懑、怅惘、犹疑……种种苦不堪言的心境可想而知。面对着鸦片战争的漫天烽火，目睹着列强瓜分的遍地狂潮，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前仆后继，锲而不舍地寻求着拯救国家的可行方案：科技救国的方案、教育救国的方案、制度救国的方案、文化救国的方案……其中，变革制度的言与行最有吸引力，不过很可惜，种种希望之光都暗淡了。
第一，太平天国的破产。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英帝国主义者的胜利、清王朝的失败宣告终结；作为战争恶果的《南京条约》，开始把中国人拖进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水深火热之中。在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主义势力的双重压迫与盘剥之下，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处处民不聊生，纷纷起义反抗，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恰逢其时。有人说：太平天国起义，旨在推翻清王朝，这同以往的农民革命没什么两样；但它并不反对入侵的列强，反倒将其看作是洋兄弟；所以无论在当时在以后，它都根本算不上救亡图存的动力之一。此类见解对不对？著者以为不对。须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不治之症，全在于清朝的封闭僵化；太平天国反清倒清、力图取而代之的本身，就等同于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努力。如若不然，我们便不能理解反清不反洋的辛亥革命意义何在。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颁布了以平分土地为特色的《天朝田亩制度》、以级别身份为特色的政权设置制度。前者试图通过“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拯救中国，然而这种绝对平均的章法违背规律，根本行不通，所以只能搁浅。后者试图通过层层严格节制维持秩序，然而这种等级林立的章法仍囿于封建围墙之内，最终导致了天国的夭折。
第二，戊戌变法的破产。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人失败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人又失败了。中国人究竟败在哪里？对于那些第一次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朝野官员说来，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太厉害、太可怕了，于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声浪日益高涨，官办的洋务运动也一天比一天地火了起来。1894一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应当说是“洋务”对“洋务”的战争，而且中国的北洋舰队比日本的东洋舰队大得多。可战端一开，大舰队竟打不过小舰队，尽管确有邓世昌等忠心卫国、视死如归的英雄人物，也还是未能逃脱全军覆没的下场！随着甲午海战硝烟的离散，虚弱到极点的清政府被迫接受日本强加的《马关条约》。日本为了嘲弄清王朝，点名要一败涂地的北洋水师头子李鸿章前往签约，简直嚣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华民族面临瓜分狂潮的危机关头，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从英国的崛起和日本明治维新的足迹中看到了救亡图存的一线生机。在争得光绪皇帝支持的前提下，他们便发起了以废除君主专制、推行君主立宪制为目标，以保护民族资本、培养新式人才、整顿国家防务为先导的变法维新运动。然而，尽管好心的维新派小心翼翼，也无法换取顽固派的同情，变法活动仅仅运行百日便被血洗一空。
第三，辛亥革命的破产。立足三番五次遇难遭劫的废墟，孙中山坚毅地担起了领导中国旧式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重任。孙中山虽然自视洪秀全第二，但若真与洪秀全论伯仲，他的历史作用则显然高出一截，因为他所领导的辛亥革命毕竟属于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注定比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进步得多、深刻得多。自投身革命之日起，孙中山便力图举三民主义之旗，立国民党之治，行资产阶级之政，走资本主义之路，为此四件事，他耗尽了毕生的精力。1912年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他构想出一套以“五权分立”制为轴心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建设规划。所谓“五权分立”即立法权、行政权、裁判权、考选权和纠察权分立。其中的考选权是专门为了确认官位资格、提升官员素质的目的而增进的，是立足中国情况的创造；纠察权从议院中分离出来单独设立，主要是为了清除西方立法、行政机关掣肘的弊端。如此的规划比号称民主楷模——美国的权力制衡方案更完备、更缜密，不可谓不真诚。然而，主观意志与客观趋势毕竟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由于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支配，孙中山将精心的规划全盘托出，连同大总统的职位一起，拱手让给了旧军阀袁世凯。梦寐以求皇帝宝座的袁世凯阳奉阴违，终使他的民主共和宿愿化作泡影。
无私无情的史册史迹不厌其烦地告诫着古往今来的人们：平均主义的制度追求不可能拯救危难的中国；改良主义的制度追求不可能拯救危难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制度追求同样不可能拯救危难的中国！那么，究竟怎样的制度追求才能化腐朽为神奇呢？一言以蔽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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