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社会条件差，但传播活动产生了较佳的效果

马克思主义是近代工人运动的产物，从阶级属性来说，它是指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理论。它的传播应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比较发达、资本主义矛盾充分暴露、无产阶级力量日益壮大、工人运动大规模发展为基础的。所以，马克思主义诞生后，最早传播的地区自然是其诞生地欧洲，这一过程始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早期，即19世纪的40至50年代。随后，马克思主义又在生产力较发达、工人运动发展较快的美洲地区得到传播。它在亚洲的传播，也是最早始于率先发展资本主义的日本。中国的情形与西方国家及日本大不相同。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进攻下，古老中国被迫打开国门，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很不充分，使得工人阶级力的力量长期内很弱小。在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呈现出强大的封建经济和弱小的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共存的局面。这就造成了中国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不具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条件。

同时，由于近代中国经济、政治的不发达，也使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有别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传播主体大致形成三部分:一是马克思主义创始者本人马克思、恩格斯，他们生前发表了众多的文章，出版了大量著作，并通过创办第一国际等工人运动组织宣传自己的学说，这些活动当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二是积极投身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洪流之中的非工人出身的先进分子，他们大多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之前就有实际从事工人运动的经历，如法国的保尔·拉法格、德国的威廉·李卜克内西、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等。他们在从事工人运动的斗争实践中，直接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亲身帮助，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三是在工人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家，有的也亲自受到革命导师的指导，如工人哲学家——狄兹根、“具有杰出的理论才能”的工人领袖——倍倍尔等。

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主体不属于上述中任何一类:第一类的传播主体在中国已不可能出现，第二、三类之所以也不具备，是因为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与资本主义相对发达的欧洲有巨大的差别，在近代中国，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革命的对象首先不是本国的资产阶级，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革命的任务也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首先进行民主革命。于是先进分子要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一度曾以发展资本主义为己任，很少在从事革命时先做工人运动工作的。

同时，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工人运动起步较晚，不够发达成熟，规模较小，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的过程也较迟，特别是中国的工人阶级成员绝大多数出身于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文化普遍素质极低，又没有革命导师或其他先进分子的指导、帮助，不可能形成工人阶级中的知识分子。只有具备一定的学习、理解、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素养，才有能力担当起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这一使命落在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及其转化而来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身上。在中国，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早期介绍的主体成分复杂，包括教会人士、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及社会党政客等各派人物，但由于他们均不信仰马克思主义，所以，均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介绍者”。实际上，在中国早期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体只有一类。此种情况与马克思主义在其发祥地欧洲传播主体的情况有相当大的区别。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也必然经过一个范围不断扩大，影响逐渐加深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对它进行传播的最根本目的是要使他们掌握这一思想武器，指导他们从事革命斗争。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最初限于在先进的知识分子中传播，而真正应当掌握这一理论的广大工人阶级却在这时对马克思主义了解得很不充分。在中国早期从事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的，也大多是从未有过工人运动经历的知识分子。由他们向工人阶级传播马克思主义，与投身于工人运动的知识分子及工人阶级中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向工人阶级传播马克思主义，在效果上会有一些差距。但是，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传播者努力克服自身的不足，力争使工人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达到最佳效果。先进分子们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时，力争做到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更容易做到贴近工人阶级的实际斗争、贴近工人阶级的现实生活、贴近工人群众的实际需要。

传播者向工人阶级进行的传播活动主要有:一是派出讲演团直接向工人进行宣传，如，邓中夏所主持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于五四运动期间，在长辛店铁路工人中进行宣讲马克思主义。二是利用各种集会向工人宣传，如1920年“五一”节期间，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大学纪念会邀请部分工人参加;陈独秀参加了上海工界七个团体组织的纪念“五一”的筹备会，阐述劳动问题。三是开办补习学校，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如北京的共产党组织于1920年11月在长辛店办的劳动补习学校。四是创办了《劳动界》、《劳动音》、《劳动者》等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了能使传播马克思主义达到理想的效果，先进分子们还穿起了工人的服装，学习工人的语言，与工人一起劳动，力求加强同工人的团结与联系。通过这些渠道，较好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性及由此而来的中国工人阶级的特点，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其积极的一面，即极少受到改良主义、修正主义的影响。中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时期，缺乏近代以来西方社会所具有的民主、自由、人权的发展阶段，中国的统治者不仅有缺乏民主意识、缺少人文关怀的本国封建势力，更有帝国主义这一外来的统治者。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联合起来对中国人民的统治、压迫，既有严重的封建性，同时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一个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在争取自身解放的过程中，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这些情况使得中国工人阶级整个阶级都是革命的，不会出现如欧洲工人运动中那样的工人贵族阶层，因而也就不具备产生改良主义、机会主义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在工人运动内部也就不存在有影响的机会主义派别。这样，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者所接受的是富有革命精神的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