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德以同俗”的教育纲领

第二节　“一道德以同俗”的教育纲领

王安石（1021—1086）是一位很有识见的思想家，在思想道德教育中不仅在理论上很有创新意识，在实践上也很下开拓功夫，在社会上很有影响力。在其积极推行社会变革过程中，立意于建立一种新的社会道德秩序，以为“变风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因此非常重视思想道德教育，认为“天下不可一日无政教”（《宋史·王安石传》）。他提出“一道德以同俗”的思想教育变革主张，可谓别树一帜，是宋朝思想建设中的基本纲领，也是上承韩愈的道统说、下启朱熹的理学理论的连接点，强化了思想道德教育中的道统自觉。

王安石的这一思想教育变革主张出于其对现实的清醒，一方面是魏晋隋唐以来儒学思想权威弱化的沉痛教训，另一方面是“无论老少农商男女皆遁入佛门”（《朱子语类》卷十）的严峻现实，面对的是“道不一久矣”的社会状况，他意识到，“风俗之变，迁染民志，关之盛衰，不可不慎也”（《临川文集·风俗》）。王安石的这一思想本源于《礼记·王制》，所认定的“一道德以同俗”是司徒一职的主要责任，所以王安石认为这是自古而然的思想道德教育传统。王安石这一主张得到了宋神宗的有力支持，很多士人也都热烈响应，也都大力呼吁“一道德以同风俗”，要以统一的思想道德教育去同化与优化社会的道德风尚，形成对民族共同体的确认，形成社会思想道德文明的同一性，通过教育的规范性强化教育的效果。王安石此论意在道德秩序的重建，反映了宋朝思想道德教育中的很强的道统意识。

“一道德”即要牢牢把握思想道德教育的主导权。王安石提出，“道德一于上，而习俗成于下”（《临川文集·乞改科条制劄子》），只有施行统一制控的思想道德教育，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王夫之对此作过解释：“言治者，知兵权之不可旁落，而不知文教之不可下移，未知治道之纲也。一道德，同风俗，教出于上之谓也。”（《读资治通鉴·安帝》）“一道德”也即坚持“一教”。石介强调说：“天下一君也，中国一教也，无他道也。”（《徂徕石先生文集·上刘工部书》）曾鞏也主张以统一的教育去营建共同的思想道德风尚，他在《新序目录序》中说：“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风俗。盖九州之大，万民之众，千岁之远，其教已明，其习已成之后，所守者一道，所传者一说而已。”只有以“一教”传“一说”，才能使“九州”、“万民”、“千岁”诚守“一道”，才能使天下人“循一理”、“共一意”，其所追求的是“天下之大，人无异言，家无异学”的思想、教育一统状态，彻底改变“异道相搅”、治道难成的混乱现象。李昭玘也提出，“均政刑，合礼乐，一道德，同风俗，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乐静集·重外》）。其强调的也是政治、思想、教育、风俗的同一性，建立文明的同一性，同一个国家需要同一种文明支撑。这里所透露的是思想道德教育中的正道意识，具有很强的尊王攘夷色彩，这是对魏晋隋唐以来思想多元状态的有意修正。

提出“一道德”主张是为了形成与维护思想、道德规范的有序状态，王安石在《答王深甫书（其二）》中说：“古者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士之有为于世也，人无异论。”他对“家异道，人殊德”的现实深为不满，他批评说：“一人一义，十人十义，朝廷欲有所为，异论纷然，莫肯承听，此盖朝廷不能一道德故也。”（《文献通考·选举四》）程颢在《请修学校尊师儒取士札子》中也说：“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苟师学不正，则道德何从而一？今人执私见，家为异说，支离经训，无复统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于此。”他们都认为只有通过“一道德”的教育才能改变现实生活中的思想道德的纷乱现象。王安石认为，思想道德教育要刚性化，要有力度。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曾对神宗直率地提出，“陛下明智，度越前世人主，但刚健不足，未能一道德以变风俗，故异论纷纷不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十五）。只有通过“一道德”之教才能强化权力的刚性，才有“改变”现实，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

王安石的“一道德”之教的主张也受到了一些批评。蔡京以为“名为一道德者，实以缄天下之口”，以为所谓“一道德”实质是学术专制；苏轼也批评说，这是以一己之学同化天下；杨时以为这“无补于世”。但这些都是出于其对阻碍学术民主、思想自由的担心。实际上“一道德以同俗”，形成了宋代文明的共同体，是得到普遍认同的，事实上也是有效的。朱熹也说过：“先王之世，一道德同风俗，故天下之大，人无异言，家无异学，岂复知有异端之害哉？”（《晦庵集·吕氏大学解》）可见朱熹也向往“一道德以同俗”的社会理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