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教育纲领的提出

第一节　“大一统”教育纲领的提出

从汉武帝开始，汉朝思想道德教育的基本纲领是“春秋大一统”思想，追求的是“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天下一统，呈现登高临远、鸟瞰天下的思想道德教育气派。

一、“大一统”思想的提出

“大一统”这一理念来源于《春秋公羊传》解释鲁隐公“元年春正月”的一段话，“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大一统”包含疆域大一统、政治大一统、思想大一统、文化大一统，即万物归一，其思想内涵极为丰富。

“大一统”思想源远流长，有很深的文化根基。中国早就有“王者无外”思想，儒家的“王天下”追求，法家的“兼天下”理念，墨家的“尚同”理想，道家的“圣人抱一为天下式”的向往，孟子的天下“定于一”的论述，都是汉民族早已有的“大一统”思想的注脚。秦始皇的“别黑白而定一尊”，就是大一统思想的图解。中国人从来是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荣耀的，说明大一统思想有很深的社会思想基础。

董仲舒深解时势所趋，也深会汉武帝的政治雄心，在其对贤良策中精心地做了切合汉武帝政治目标的思想建设设计。在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他接受皇帝策问，上《天人三策》，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在这里说了三点：一是思想、政治“大一统”是天经地义，也是历史发展规律；二是现实思想不统一，“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皇上无法一统天下；三是在这种情况下，民不知所从。只有“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而民知所从矣”。因此必须坚持大一统思想，“诸侯统于天子不得自专，亦犹一百家之说不得与圣教并进，惧乎乱皇王之大道也”（《续资治通鉴长编》）。

这种大一统思想在文景之治的基础上易于得到社会的共鸣，“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王吉《上得失疏》）。其旨在改变“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现象。董仲舒出于其维护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对社会性思想道德教育的政治必要性与现实可能性进行了具体的论证，并提出了思想道德教育的基本方略。可以说，影响汉武帝后汉朝思想道德教育的，主要是董仲舒的思想设计与理论指导，以及汉武帝的政治支持。

二、“大一统”思想凸现的社会背景

从学术环境看，黄老学派不像其老祖宗老庄排斥儒学，而是表现得对儒学很宽容，甚至根据自己的政治化、务实化的需要，有意援儒入道，以增强黄老思想的社会吸引力，但也为儒学思想的复兴，最终实现以儒代道、获取主导地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从儒学思想本身看，先秦之儒是乱世之儒，志在矫弊救世，企图以先王之道力挽颓势。随着秦亡汉兴的时代变迁，面对奴隶制向封建制转换的社会现实，经受了秦时的政治打击与汉初的边缘化的锤炼的儒学，到汉武帝时才真正从受抑状态中解放出来，儒士因此勃发了思想与才智的释放欲，儒学也因此在时代的洗礼中实现了从先秦儒学向强汉儒学的转换。汉儒是顺势助世的治世之儒，自觉意识到自己的政治责任是为中央集权服务。

汉武帝是很有雄心大略的政治家，有汉初六七十年的思想道德教育的成功经验，有经济空前发展的浓厚基础，有平定七国之乱的胜利刺激，大一统追求的社会心理条件也已趋向成熟，这极大地刺激了汉武帝好大喜功的个性，也极大地激发了汉武帝建立大汉帝国的政治雄心，于是实现“大一统”的宏图也随之浮出水面，这是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

三、“大一统”思想的本质

董仲舒提出的“大一统”思想的本质是以思想统一维护政治统一，用儒术独尊维护中央集权。董仲舒意识到社会上思想散乱的严重危害，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他认为，必须确立社会主导思想，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师异道，人异论”、百姓不知所从的政治软弱、思想混乱局面，要以孔子之术统一全国上下思想，以思想上的大一统保证政治上的大一统，即天下统一于汉，权力统一于王，思想统一于儒，即强调国家、皇权、儒学的至高无上性，此论正中汉武帝下怀，随即“卓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汉书·武帝纪》），确立儒学思想的主导地位。

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独尊儒术”以维护大一统与李斯向秦始皇建议“挟书律”以定一尊，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为强化中央集权出谋划策，都是反对思想上的“百家殊方”、“异趣为高”的思想分散现象，不过是董仲舒更高明一些罢了，李斯重的是政治专制，董仲舒重的是思想控制。董仲舒的建议被采纳，并形成了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模式，适应了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有利于社会的思想稳定与政治统一，也因此提高了士人的政治地位，使广大知识分子在封建社会的发展与稳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也标志着董仲舒所代表的儒已不再是学术儒，而是政治儒，从此儒学与政治也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四、营建强汉意识氛围的政治目标

在思想道德教育实践中，“春秋大一统”思想转换为营建大汉文明的追求，大力宣扬当朝的文治武功，营建强汉精神、大汉意识的社会心理氛围，凸现其思想包容性与政治无敌性，并有意识地在周边民族与国家中扩散，不仅提升民族自信心与自信力，也因此强化对外的思想文化影响力。而且事实上这种政治宣传也确实变成了社会心理，在当时的政论著作中、在文艺创作中，都透露了浓重的强汉心理，多宣扬“大汉之广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正（遵行正道）”（王符《实贡论》）等强汉、大汉意识。

汉朝思想文化中洋溢着大汉雄风情怀，以强势思想营建强势政治、强势文化，强悍者的活力与野性一展无余，形成全社会的国家至上、皇权至上的思想道德文化的思维定式。那时大力宣扬大汉疆域之辽阔，四海为境，九州为家，八薮为囿，江汉为地，以“今大汉左东海，右渠搜，前番禺，后陶涂，东南一尉，西北一堠”为荣耀（扬雄《解嘲》）。那时大力宣扬大汉之德，“大汉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漫衍，旁魄四塞，云布雾散，上畅九垓，下溯（流）八埏”（《汉书·司马相如传》）。这是说大汉之德，德如泉涌，盛大华美，流畅天地。那时大力宣扬大汉之功，“遵逝虖归来，以函夏之大汉兮，彼何足与之比功！建《乾坤》之贞兆兮，将悉总之以群龙”（杨雄《河东赋》）。大汉之功超过以往任何时代。那时大力宣扬大汉之威，立意于振大汉之天声、天威，一旦号令天下，四海之内莫不响应。据《汉书·陈汤传》载，汉军击杀匈奴郅支单于之后甘延寿，陈汤上疏说，宜悬头蒿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种强汉精神在历史上流颂千古。可见，大汉、强汉意识已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普遍性的社会心理，不仅是一种坚强的政治锐气，更是一种博大的文化胸襟、开阔的思想视野。《汉书·叙传上》说道，“方今大汉洒埽群秽，夷险芟荒……是以六合之内，莫不同原（源）共流，沐浴玄德，禀仰太和，枝附叶著”。有勇于“洒埽群秽，夷险芟荒”的气魄，才能“六合之内”、“禀仰太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