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是极坦白豪爽的人

萧军是极坦白豪爽的人

他是一个作家，又是一个极坦白的人，毛泽东很乐意同他交往，倾听他对延安存在问题的直言批评……

毛泽东评点原文

肖军同志：

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已付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敬问

近好！^[1]

毛泽东

八月二日

萧军简介

萧军（1907～1988），原名刘鸿霖，辽宁锦县人。笔名除萧军外，还有三郎、田军等。在从事文学活动前，曾在吉林军阀部队当兵，后又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宪兵教练处”学习，并任教。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到哈尔滨，以“三郎”笔名在各地投稿，开始文学生涯。1933年与萧红共同自费出版小说集《跋涉》。1935年8月出版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并成为他的代表作。1936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江上》、《羊》。1936年至1955年创作长篇小说《过去的年代》。1938年由山西到延安，接着随“西北战地服务团”去西安，后转四川。1940年再由重庆到延安，任延安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鲁迅艺术文学院教员、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等，并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抗战胜利后，由张家口赴东北。1947年在哈尔滨创办鲁迅文化出版社，创办《文化报》并任主编。1948年冬在《文化报》的宣传工作受到错误批判与处理后，深入煤矿工人生活，创作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1951年到北京从事文物研究和戏曲研究工作。1978年后，《文化报》事件得到平反，重新活跃于文坛，陆续有通俗历史小说《吴越春秋史话》、《萧军近作》等出版，历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顾问、北京作协副主席等职。

试析

1941年，是延安抗日革命根据地最困难的年代。日本侵略者把侵华日军的大部分兵力用来对付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解放区军民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为了克服严重困难，中国共产党实行了整风、大生产运动等10项政策。在整风过程中，延安文艺界中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当时，在延安的文艺界人士大多是在抗战爆发后从上海等大城市来到根据地的。他们满怀救国热情，但也带有某些自身的局限性和缺点。譬如，他们不愿意同工农兵结合，到了延安后，还是上海时期的思想，觉得工农兵头脑简单，老是想着要发表那种表现自我的东西，要在重庆在全国发表，要和文艺界往来，还是要过那种生活，身在延安，心在上海，心在大城市。在文艺界内部，相互之间也存在一些长期积累下来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的现象，互相轻视，还存在宗派主义的问题。一些人为这些问题所困扰，想离开延安。当时，性情孤傲的萧军也因为工作中的矛盾想离开延安到重庆去。7月下旬，他到毛泽东住处辞行，并向毛泽东谈了他在延安见到的一些不良现象以及某些同志的宗派主义、行帮作风，并建议党制定一个文艺政策。毛泽东劝他留在延安，并托他帮助收集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和情况。8月2日毛泽东给萧军的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成的。信中评议萧军的地方主要体现了如下意图：

一是对广大知识分子的信任和关心。毛泽东认为萧军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愿意同他深交。除萧军外，毛泽东还花很多时间同欧阳山、草明、艾青、舒群、刘白羽、何其芳、丁玲、罗烽等交换意见，希望他们帮助改正延安存在的某些缺点，为繁荣延安文艺献计献策，作出贡献。毛泽东深入细致的作风和真诚坦率的态度得到了许多文艺界人士的尊重与信赖，广大文艺工作者也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萧军不仅在延安留了下来，而且积极主动地为毛泽东和党中央搜集广大文艺工作者对于党的文艺政策的意见以及文艺界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他们所反映的这些意见和情况，后来成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重要素材，为党制定正确的文艺政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另一个意图是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加强自身的思想改造，更好地为工农兵群众服务。自以为是、自命清高，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尤其是文艺工作者队伍中的一个痼疾。到延安来的文艺工作者也有仍未克服这种毛病的，这种毛病表现为职业歧视。譬如认为工人农民没有文化，穿戴丑陋，不配交往；认为政治家灵魂肮脏，只有艺术家才是灵魂的工程师；也有表现为同行相轻的，看不起别人的作品，不愿跟别人合作共事，等等。因此，毛泽东通过致萧军的信提醒带有这些毛病的艺术家“注意调理人我关系”，“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出路，才能安心立命。后来，通过更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发现文艺界的根本问题是一个立足点的问题，即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因此，在1942年5月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反复强调了这个问题，明确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无产阶级文艺，是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所以，他号召文艺工作者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通过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把自己的立足点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毛泽东致萧军的信，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随后，延安广大文艺工作者一扫过去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良风气，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斗争实践中创作出一大批深受工农兵欢迎的文艺作品，他们自己也成为无产阶级大众文化的传播者，受到党和人民的赞誉。

【注释】

[1]摘自毛泽东1941年8月2日《致肖军》（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74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