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及苏俄相关研究及成果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继普列汉诺夫之后，以列宁和斯大林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大体上分为两个时期：列宁时期和苏联斯大林时期。

（一）列宁的相关研究及成果

列宁（1870—1924），全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上大学期间开始钻研马克思、恩格斯著作，19岁时在萨马拉参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并组织马克思主义小组，23岁时在彼得堡参加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创建活动并成为核心领导成员。列宁在学习、钻研、应用马克思主义过程中，非常重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实践及其阅历，其动机不仅仅在于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敬仰和崇拜，更主要地在于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其革命实践而萌生并持续演进的真实观点和论断，这既是出于尊重马克思、恩格斯本意的严谨学风，也是出于驳斥那些“修正”甚至歪曲马克思主义的论调从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需要。列宁作为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更需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解决俄国革命一系列问题，这也要求列宁重视总结马克思、恩格斯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各方面思想认识的历史演进。此外，教育并发动工人群众、进行工人阶级政党的思想政治建设，也是列宁重视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及其思想理论的引介和马克思主义史及其学科建设的重要原因。列宁撰写的包含马克思主义史学科内容的代表作主要有《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讲话》《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国家与革命》等。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划时代贡献当然是他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列宁主义阶段，正是在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同时，他也从实际需要出发，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及其学科建设上进行了大量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将马克思主义史的学科建设推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为向俄国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作马克思、恩格斯传记

1895年秋，恩格斯逝世不久，列宁撰写了恩格斯的传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第二年发表在《工作者》文集第1～2集合刊之中。这篇悼念文章对恩格斯一生最重要的各个时期作了述评，指出了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顾问和领导人的重要作用。1914年，列宁为格拉纳特百科辞典撰写了《卡尔·马克思》一文，确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和活动的各个基本阶段。列宁撰写的这些传记不仅在教育和发动群众上产生了重大作用，而且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初期发展提供了创始人的个人活动素材。

2.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同其直接理论来源的批判继承关系，继恩格斯之后对马克思主义形成史进行了更为全面深入的研究

列宁一方面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6]；另一方面又针对第二国际的一些人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以前那些进步思想流派的简单综合，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德国古典哲学和英国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区别，从而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与它的理论来源的批判继承关系。此外，在马克思主义形成问题上，列宁还于1911年针对英国改良主义者海德门胡说恩格斯是马克思的“恶魔”，企图制造“马克思、恩格斯对立”，以雄辩的材料分析论证了马克思、恩格斯观点的高度一致，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共创，有力地批驳了海德门对历史的歪曲，恢复了历史的真实面貌。列宁指出：“自从命运使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相遇之后，这两位朋友的毕生工作，就成了他们的共同事业。”他特别指出恩格斯是“现代无产阶级两位伟大导师之一”^[7]，“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的名字作为现代社会主义奠基人的名字并列在一起是很公正的”^[8]。

3.提出以工人运动为实践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期

针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为了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所提出的分期论调^[9]，列宁首先指出工人运动的经验对马克思、恩格斯转向共产主义具有决定性意义，马克思主义“是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10]，进而提出马克思主义史的分期应当联系世界历史，尤其是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他不仅提供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形成及其理论来源的科学观念，还密切联系国际工人运动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他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中把马克思主义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的历史分为3段：一是从1848年欧洲革命到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在这一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总结这两次革命经验，使马克思主义获得发展，并逐步战胜形形色色社会主义流派，占据工人运动的主导地位。二是从1871年革命后到1905年俄国革命前。在这一阶段，虽然工人运动处于相对平和状态，但“马克思学说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广泛传播开来”^[11]。三是从1905年俄国革命开始的一个阶段，国际工人运动进入新的高潮，马克思主义获得新的发展机遇。列宁的这一分期，对以后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发生了巨大影响。列宁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传记性文章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文章，既从马克思、恩格斯进行理论研究的学术活动方面考察他们思想的形成和演进，又从马克思、恩格斯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社会实践上考察他们如何实现世界观和政治态度的根本性转变、如何总结工人运动经验而创建、发展了工人阶级自己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学说。

4.为捍卫马克思主义提出并深刻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实质

从俄国实际出发宣传、捍卫、发展马克思主义而进行理论研究是列宁革命生涯的重要内容之一，许多理论研究都是适应意识形态领域思想斗争的需要而进行的。他指出：“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遍及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各种各样的‘同路人’，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受到了来自截然相反的各方面的曲解，因此团结一切意识到危机的深重和克服危机的必要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来共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是再重要不过的了。”^[12]早在1894年，列宁为了批驳以司徒卢威为代表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发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文，揭露了那些冒充马克思主义的人其实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该文不仅指出了“合法马克思主义”阉割马克思主义革命性的典型特征，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彻底革命精神，还涉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发展的若干问题。后来列宁又在反对第二国际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思想斗争中，针对伯恩斯坦妄图“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实质，坚持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他在1899年写作的《我们的纲领》一文中，在肯定反对教条主义的合理性的同时，对伯恩斯坦其放弃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修正”马克思主义革命原则的行径进行了坚决抵制。伯恩斯坦“修正”马克思主义革命性的实质，是其后来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希法亭和考茨基之流的“和平主义”合流的思想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年，列宁同希法亭、考茨基围绕帝国主义问题进行论战，对他们无视帝国主义的本质、拒绝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化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言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基本原则的思想斗争中，列宁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具有彻底革命性的本质特征，指出“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的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作用”^[13]。此外，在1905年革命之后的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列宁针对布尔什维克党内那些主张取消党的秘密组织、取消革命的“取消主义”者所奉行的“马赫主义”，出版了《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在摧毁取消派的哲学基础的同时，从哲学上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从政治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彻底革命精神；1916年秋，列宁针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无知，适应革命形势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紧迫需要，开始研究国家问题，除了大量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相关著作，作了《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的笔记外，还阅读了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的有关著作，于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写成名著《国家与革命》，系统深刻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无产阶级革命选择方向道路、制定战略策略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5.基于详尽的分析论证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发展

继恩格斯之后，列宁向工人群众推介的马克思主义是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的完整统一的理论体系。无论与错误或者反动思潮的斗争还是宣传教育党员群众，列宁都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片面化或者割裂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一方面，他总是认真考察、详尽分析马克思、恩格斯个别观点或各部分思想的来龙去脉，尽可能详尽准确，不挂一漏万；另一方面，他尤为重视马克思主义各部分或者个别观点之间的整体联系，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发展，总是高屋建瓴、全面系统地综合概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则。他明确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各自在马克思主义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其他两部分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证明和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则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为理论依据的、体现马克思主义实质及其革命目的的学说。他说：“马克思的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这是马克思的对手也承认的。这些观点总起来就构成作为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的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14]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发展，列宁并不否定在不同阶段上的不同重点，他曾指出：“在德国，在1848年以前，特别突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在1848年，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在50年代和60年代，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5]此外，列宁还常常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容易被人忽略的地方。一个例子是19世纪末，伯恩施坦等断言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没有体现于农业，列宁于是主张以俄文出版恩格斯的《法德农民问题》，并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评论集》《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关于我们的土地纲领》《马克思论美国的“平分土地”》等著作中详尽地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关系在农业中的发展，并论证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土地政策。另一个例子是一些人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忽视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列宁便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对爱尔兰和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所持的态度，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在民族运动问题上的思想观点及其历史演变，并对马克思关于爱尔兰的解放是英国工人运动本身取得胜利的必须的条件这一论断，向人们进行了特别强调。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史的相关研究及其成果除了上述五个方面之外，还从马克思主义史的学科建设上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史料学基础和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译本的原文鉴定工作的重要性，甚至还提出了制定科学翻译原则的必要性问题。总之，列宁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史这门学科在苏俄长足发展的新阶段，在这门学科的学科史上具有里程碑的重大意义。

（二）苏联的相关研究及成果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俄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环境中，以列宁为核心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执政党在百废待兴、捍卫和巩固红色政权的任务十分繁重艰巨的情况下，并没有忽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文化建设工作，适应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群众的文化建设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在列宁亲自关怀下，马克思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研究机构及人员配置得以迅速落实，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于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年秋天便开展起来。自此，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进入了全新的政治环境，获得了长足发展的优越条件。1924年以后，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在更新的意义上和更宽的领域内开展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研究，使苏联事实上成为20世纪中叶最具影响力的马列主义发源地。

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到1924年列宁去世，俄国学术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及其学科建设是在列宁的亲自关怀下开展的。这时，由于革命的胜利，布尔什维克成为执政党，面临国家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执政党建设等一系列重大而紧迫的问题；由于苏维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由劳动阶级创立的社会主义政权，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参照借鉴，只能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指导下进行全新的实践探索。这种客观需求使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共产党人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更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这样的重视程度，我们既可以从列宁这个党的核心领导人物亲自安排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感受出来，也可以从党政最高级别会议关于开展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决定中感受出来。而正是这些客观需求和强大条件，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史研究及其学科建设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创建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学科的专门研究机构

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俄共（布）中央就提出建立专门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研究中心的任务，列宁随即在人民委员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的决议草案中落实了建设这个研究中心的具体任务。1918年秋，该院正式运作，一批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被逐渐吸收进来，使该院成为当时主导全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高级机构。1919年，该院下设苏维埃建设研究所、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研究所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和实践研究室等机构。同时，列宁还十分重视坚持、完善和扩大革命胜利前就已经形成的党校制度，继续亲自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课程。1920年，根据俄共（布）中央全会建立马克思主义博物馆的决定，以社会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和实践研究室为基础，又建立了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研究所。该研究所在列宁的大力协助下，开始收集马克思、恩格斯遗著、遗稿和专用藏书。在中央的带动下，从党政机关到大专院校，从首都到各地各市，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门机构如雨后春笋一样纷纷建立。这些逐步健全和完善的研究机构从组织上、制度上给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以坚强的保障，开创了学科建设的新局面。

2.组织和培育马克思主义学科的高级专家队伍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的重视，既体现在机构的设置，也体现在队伍的建设和任务的落实上。在创建马克思主义专门研究机构的同时，以列宁为首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成为这些研究机构开展研究的人才基础。列宁除了吸收布尔什维克那些最有革命经验的代表人物来参加这一工作，还主张启用革命前未曾站在布尔什维克立场上，但对马克思主义十分熟悉，又是哲学、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专家。此外，还有很多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原孟什维克理论家也被吸收到这支高级专家队伍之中。与此同时，以列宁为首的党中央还尤其注重从富有党的工作经验的党员中培养马克思主义学者，成立了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培养出一大批精通马克思主义的优秀学员，这些学员后来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而长久的影响。1921年，根据俄共（布）第十次党代会的决定，在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举办“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和实践研究班”，为培养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高级专门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

3.在各地研究机关和高校创设相关学科、专业及其课程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之所以重视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的设置和建设，根本意图还在于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教育党员群众，使人民群众能够自觉而且正确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所以，在中央和各地建立的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它们的工作都不仅限于研究，同时也具有教育学生、培养人才的教学功能，在高校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室（所）更是这样。马克思主义史的学科、专业及其课程建设通过3个途径得以实施：一是纳入马克思主义专门研究机构的工作日程。如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于1918—1919年期间开设哲学、政治经济学、对外政策、法学等一般课程，其中沃尔金开设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史、斯切克洛夫开设的国际史等课程占有显著地位。1921年开办“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和实践研究班”；成立了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以及遍布各地的共产主义学院或马克思主义学院等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二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项目进入高校，创设马克思主义相关学科、专业及其课程。如莫斯科大学等一些知名高校适应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之需进行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建立起相应的研究机构。1921—1922年，彼得格勒大学开办有关巴黎公社的讲习班，波罗的海舰队政治部党的高等学院开设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史的课程。1923年喀山东方师范学院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室；同年以梁赞诺夫在社会主义学院讲课的讲稿为脚本，出版发行《马克思和恩格斯》单行本和《马克思主义史概论》等著作；在白俄罗斯共和国各大学开展马克思主义历史问题研究等。三是发动、吸收学者从事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作。列宁不仅亲自承担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和莫斯科大学等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学任务，还吸收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乃至哲学、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教学大纲和授课提纲，让他们一起从事马克思主义教育教学工作。

4.以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重点加强文献史料基本建设

为适应广泛深入地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普及和研究之需，列宁领导下的党和国家十分重视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核心的文献史料建设工作。如1921年以单行本和小册子的形式大量出版列宁的主要著作，1920—1926年出版了20卷（26册）的《列宁全集》第一版，1922年首次以俄文发表马克思的手稿《导言（摘自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利用涉及马克思、恩格斯或马克思主义史的纪念日掀起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特有的政治现象，与之相应地常常是马克思主义相关问题研究的高潮和相关经典著作出版和研究成果发表的高峰期。如1918年纪念马克思诞辰100周年暨逝世35周年，除了举行隆重的纪念大会外，许多城市还建立了马克思纪念馆，波涛出版社出版了列宁的《卡尔·马克思》单行本；1920年纪念恩格斯100周年诞辰前夕，国家出版社出版恩格斯重要著作摘编《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这样写的》一书，《真理报》也为此第一次发表列宁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等。通过权威机构编译出版经典著作作为马克思主义学科史料建设的中心工作，在整个苏共历史中占有突出地位，列宁去世后从斯大林开始的苏联党和国家历代领导人都是这样。他们在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是出版了各种版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和众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文集，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及其理论家的大量传记、年谱、年表和回忆录，还及时出版不断发现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手稿和笔记等。这些经典史料的基本建设，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科，而且也为马克思主义史的分支学科“马克思学”和“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5.广泛开展马克思主义史的学术研究活动

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在执政党及其政府机关的主导下，马克思主义必然成为思想文化领域学术研究的核心对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团体，除了等具有“官方”性质的党政专门研究机关和高等院校外，也有民间的或“半官方”的学术研究团体，许多马克思主义专门研究机关或协会、学会都有相对稳定的研究方向，主办有体现自己研究方向的刊物。此外也有适应某些纪念活动内容需要的适时研究项目。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或者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在相应刊物上发表，或者以学术专著的形式由出版社出版发行。在列宁领导时期，就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而言，影响较大的学术团体有马克思主义者科学协会、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协会等；影响较大的刊物有1921年创刊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者手册》，1922年创刊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社会主义学院通报》和《马克思主义者科学协会会刊》，1923年创刊的《红色文库》《马克思主义之路》和《红色波罗的海舰队军人》，1924年社会主义学院创办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等；影响较大的专著如1920年彼得堡国家出版社出版的贝斯特梁斯基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920年）。关于恩格斯的评述，1923年出版的、包含列宁《海德门谈马克思》《马克思学说的基础》《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等文章的五本纪念文集，还有这一年莫斯科—彼得格勒出版社出版的斯切克洛夫的《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莫斯科国立出版社出版的罗特施坦的《英国工人运动史概论》和萨拉比雅诺夫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年）》，此外还有哥列夫的《从托马斯·莫尔到列宁》、季佳金的《卡尔·马克思的创作面貌》以及“莫斯科工人”出版社、“红色处女地”出版社等出版的相关专著。从这些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及其专家队伍的逐日兴盛和丰硕成果可以看到，此时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正在一步步走向繁荣。

苏联在列宁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是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该学科发展的第一次重大飞跃，同时也开辟了这一学科持续发展的广阔道路，奠定了进一步广泛深入研究的坚实基础。继后的斯大林时期，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及其学科建设保持了这样的发展势头和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权威地位，其重大成果也是重大发展首推对列宁主义的概括总结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显要地位的确定。1924年列宁去世后不久，斯大林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论列宁主义基础》的讲演和当年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列宁学院的决议中，确定了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发展关系，后又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并提而形成“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从此，不仅标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进入了列宁主义新阶段，而且把列宁主义及其发展当然地纳入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内容之中，如此既显示了斯大林时期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不同于以往的重大差别，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学科建设基本方向。显而易见，苏联斯大林时期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及其学科建设上是功不可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