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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人类“发展困境”的哲学实践论启示

时间:2022-12-1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当代人类“发展困境”的哲学实质告诉我们,产生这些“发展困境”的根本原因,是人类自己的实践创造活动的局限性、失当性和破缺性造成的。因此,当代人类实践创造中的“发展困境”及其出路问题,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迫切需要研究的主要课题。因为,当代人类的“发展困境”和“全球危机”以及种种社会“恶行”,往往是在所谓的“正当”的借口下干出来的。

当代人类“发展困境”的哲学实质告诉我们,产生这些“发展困境”的根本原因,是人类自己的实践创造活动的局限性、失当性和破缺性造成的。因而它深刻地反映了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当代人类应该如何更合理、更全面、更有效、更负责任地进行实践创造,也就是如何更全面合理地实现主客体的双向对象化的问题。

因此,对当代人类“发展困境”的产生根源和基本性质作深入的哲学研究,特别是从哲学实践论方面作全面的剖析,既有助于人们更本质地理解“发展困境”并采取有效的对策,又可以使我们获得丰富的哲学实践论的有益启示。在当代,人类的实践活动日益同科学技术的进步结合在一起。人类的实践创造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空前规模,实践活动及其结果的积极的、有益的人态化效应和消极的、有害的异态化效应也达到了令人惊奇的空前程度。在这种情景下,研究人的实践活动的双向对象化本质,以及人同周围世界的实践性的相互作用等问题,已日益显示出它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换句话说,人类的实践活动应该成为我们哲学研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对象,这既是由哲学的内在本性、哲学的基本功能决定的;也是由实践活动的双向对象化本质、实践活动的主客体(人和世界)相关律的特点决定的;更是由当代人类面临的“发展困境”、“全球危机”的严重性所使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理由回避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相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实践性、批判性、科学性的内在本质,要求我们去研究和回答这些时代性难题。

马克思指出,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的根本使命和生命力就植根于时代的现实之中。关切自己时代和人民的“主旋律”,从总体的、方向的、世界观的高度把握时代的本质,回答时代的“困境”,导引时代的未来,这正是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所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因此,当代人类实践创造中的“发展困境”及其出路问题,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迫切需要研究的主要课题。在深入研究人的实践创造活动的本质、特性、规律、机制、尺度等问题的基础上,较为完整地建构起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实践论,这既是时代现实提出的迫切要求,也是我们哲学工作者应尽的理论责任。

其一,当代人类“发展困境”呼唤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实践论的诞生,这是启示之一。

其二,当代人类“发展困境”告诉我们:人们的实践活动应该成为人们自己主要的批判对象之一。

现实形态的实践创造活动及其结果往往具有积极的和消极的两面性。一方面,它维系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日趋扩大着的文明,使人类不断地走向文明和进步;另一方面,它也造成了周围世界的严重污染和破坏,给人类制造了无数的灾难。不错,人类的实践活动既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明历史,也塑造了阴霾黯然的反文明的历史;它创造了有利于人类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无穷财富,也造就了有害于人类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巨大负担;它给人以希望、给人以积极向上的力量和美好的未来,也给人类带来担忧和困惑的明天。因此,我们不应该对现实的属人世界、对实践活动持无原则的崇拜态度,不应该对它们盲目地顶礼膜拜,而应该对它们进行深刻的反思和理性的批判。

马克思认为,动物是和它的生命活动直接同一的,而人之所以为人,其中一个主要的标志,就是人能够把自己的一切活动转变为自己意识的对象。真正的哲学,无疑应该把人的实践活动纳入自己反思和批判的视野之中。我们的时代需要哲学的反思观和实践的批判观。在到处面临“困境”的今天,尤其显得重要而有意义。因为,当代人类的“发展困境”和“全球危机”以及种种社会“恶行”,往往是在所谓的“正当”的借口下干出来的。也就是说,在表面上,造成现代社会许多危机的根源,似乎是正当的、合理的,它们好像“是归根结底出于人类最善良的愿望所采取的行动的结果。例如,为减轻人类的劳动而利用自然界非人力能源本来是一项不容争辩的目标,然而它却导致了目前的能源危机;为加强群体——不仅是家庭、社区或国家——的力量而多子多孙本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它却导致了人口危机。……人类为了自身利益,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改造自然环境——是人类‘驯服’自然界的方式,但却导致了环境危机。今天,信奉任何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的人类社会所珍视的那些东西看来最终却给我们带来了许多麻烦”[15]

再比如,不少国家在所谓确保国家安全的借口下,发动侵略别国的战争,或者狂热地发展军事力量;有的国家则以“援助”为名,掠夺、占有别国的财富,甚至颠覆、控制别国的政府。再拿发展科学技术来说,相信科学技术的进步作用,这无疑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现代社会自己制造了科学神秘权威,给科学披上高贵的外衣,却不知有多少卑劣的想法是以此作掩护的”[16]

也就是说,无论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切面,还是从人与社会的关系切面,以及人与自身、人与精神的关系切面来讲,各个领域的实践活动都有必要进行理性的批判。

其三,当代人类“发展困境”给我们的又一个启示是:必须高度重视和研究人们周围的这个感性的属人世界。

广义地讲,我们周围的世界除了那些原始的、纯粹的自然物之外,都是在物质世界的客观基础上由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它们是人造的事物,是世世代代的人类塑造出来的属人的世界,也就是马克思讲的现实的感性世界、对象世界。的确,我们周围的世界越来越被人化了,我们越来越生活在自己创造的世界里。

哲学作为世界观,它理所当然地应该描绘和提供这个属人世界的一般图景。按照传统的理解,这个现实属人世界是由人化自然、人本身(包括人的观念)和社会这样三个相互作用的有机部分(子世界)组成的。自从近代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以来,人类以惊人的速度和规模创造着这个属人世界。这个属人的感性世界首先表现在各种物质实体的迅速膨胀上。

例如各种各样的物质产品、物质工具、技术产品、军事武器、运输手段、通信设备,以及各种生产和生活设施等等。它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强大,也越来越自成系统,从而越来越独立于人,也越来越同一般的人化自然和社会存在相区别,越来越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和运动规律。它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运行和发展,已经开始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条件和生存环境,也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实践活动的方式和形态,并且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推翻了近代以前人类创造出来的这个属人世界的旧的秩序和平衡,结束了人类几千年来缓慢平稳发展的历史,开创了一个急剧变革的,高效率、快节奏、动荡不定的新时代。而且,这个似乎按指数增长着的日趋庞大的人为化世界,越来越桀骜不驯而显得难以驾驭:它异军突起,孤军奋进,过分地领先于人类其他文化的发展,致使人类对它似乎还来不及作系统的价值评判,因而显得对它难以驾驭和控制,从而造成了人类文明的畸形发展,导致了人类规范文化的严重倾斜,其结果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病态性破缺,甚至是人类的自我毁灭。

“人类一直如此深深埋头于建设日益庞大和复杂的人造系统,现在这些系统已变得难于控制了,人类也因而失去了命运感,同时也失去了同自然和超自然的交流感。”[17]这个日益强大的人造的物质化世界,迅速地改变了人的生存环境和活动方式,因而也改变了人在世界上的地位、作用和使命。然而,人类却没有完全意识到这种新的作用、新的地位、新的要求和新的使命,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对世界和自己命运所应负的新的责任、新的义务和新的职能,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和加深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困境”和“危机”。显然,这个日趋膨胀起来的属人的物质化世界,它无疑是人类实践的创造物,是人的对象性存在,也是人类进步和文明的重要标志。

但是,假如人们对它缺乏应有的正确认识、理解和研究,那么,人们也就有可能成为它的“奴隶”,成为它的“俘虏”。这样一来,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的、不受我们控制的、与我们愿望背道而驰的并且把我们的打算化为乌有的物质力量”[18]。因此,把现时代人类社会这个物质化的人造世界、人造系统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对象来研究,是当前哲学实践论迫切需要着手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其四,当代人类“发展困境”给我们最主要的哲学实践论的启示是:必须系统地建构起与当代实践活动相适应的实践活动理论

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表明,仅仅在哲学认识论中谈实践,仅仅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角度来规定实践,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现时代人类生活的客观需要。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讲,都迫切需要我们从人的存在方式,从人类的全部历史和文化,从人类的整个文明,从人和周围世界的整体性关系,从人在世界上的地位、作用和使命,从整个世界图景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广阔背景上,去全面地、多角度地研究和探讨人类的实践活动。现在尤其需要研究以下几个有关实践活动的理论问题:

1.实践活动的文化模式理论

从直接的表层上看,人类的实践行为、实践创造活动,好像是由实践活动主体的思想观念直接指导的,其实,在实践主体的思想观念的背后,却总是深藏着更为稳定、更为本质的某种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构成了实践活动最为深层的思想文化基础。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人对周围世界所持的敌意的、对立的、统治的、征服的、中心主义的信念和态度,就是人类几千年来,特别是近代文明和现代人的实践活动的一种稳定而深刻的文化心态和思想基础。正如日本著名学者池田大作所指出:“现代的科学文明是以对立关系处理人和自然界的,它的出发点是为了人的利益要去征服和利用自然。可以说科学正是以这种思想为基础和原动力而发达起来的吧。我觉得这是使现代的自然和人类的协调关系崩溃的一个原因。”[19]不光科学技术是这样,现代人类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也大多是以人与世界的对立关系的这种文化模式为思想基础的。

因此,要克服或缓解当代人类面临的“发展困境”,首先就必须批判地清理直接或间接地制导着人的实践活动的思想文化模式,确立更加合理的新的文化模式。当然,新的实践活动的文化模式理论的确立,又必然批判地继承过去的文化模式的合理之处。因为,人类的思想文化和文明的发展具有历史的承继性,而不可能是断裂式地发展的。新的实践活动的文化模式应该以塑造人和世界和谐共存、协调发展为自己的理想目标。

2.实践活动的目标系统理念

过去,仅仅从实践主体的物质需要、世俗欲望方面来规定人的实践目的,而把遵循外部世界的客观规律仅仅作为实现这种目的的手段。这样来理解实践活动的目标系统,显然过于狭隘,带有严重的自我中心主义和实用(实利)主义的色彩。新的实践活动的目标系统理论,应该是全面的、健康的。它大致包括:对象化的实践活动本身就应该是人类生存和人类实践活动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人的基本的存在方式,是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本质体现;实践活动的目的系统应该全面地体现利真善美及其有机统一的尺度,应该追求“自然——人——社会”、自然系统与人造系统、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和谐发展,应该以人的本质力量的全面自由的实现和发展为目的,应该把主体和客体之间全面而合理的双向对象化、人和世界的和谐化发展,视为实践活动本身内在应有的职责、目标和使命。

3.实践活动的客体系统理论

任何现实而具体的实践活动,总具有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特定的主体和客体、特定的目的和结果。实践活动的这种特定的具体性,往往使人们产生狭隘的、静态的实践客体观,亦即只把纳入实践活动领域的直接被改造的对象,视为相应实践的活动客体,只从一时一地、一事一物的方面去把握实践的客体。这就把实践客体单一化、孤立化和静态化了。结果,人们的实践活动有时不得不顾此失彼,因小失大,产生许多始料未及的不良后果。

其实,世界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任何一个确定的实践活动对象,它首先是从属于它周围整个世界的,然后才是从属于人的实践活动的。因此,人们改造任何一个实践客体,不但会产生相应的主体性效应——满足或不满足主体的需要,而且必然还会产生相应的环境性效应——被改造的对象所涉及和引起的周围世界的变化。实践规模越大,人的实践力量越强,人的实践活动对周围客体世界所造成的破缺也就越大和越深,客体世界内部关系的改变也就越剧烈、越持久。而客体世界平衡系统的破缺和内部关系的改变,一般都有一个扩散、演化和显露的过程,这就为人们非系统、非整体地把握实践客体,提供了某种似乎与当下实践活动相分离(不相干)的客观性根据,然而这是一种现象化、假象化、时空域有限化的虚幻的客观性根据。哲学当然不能仅仅站在经验的、现象的立场上把握实践客体,而应该从系统的、整体的、互动的方面去勾画实践客体。现代人类全球化的大规模的实践活动,也为我们哲学地建构系统化的实践客体,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作为实践活动的客体系统,它首先是指被直接指向和改造的客体;同时还指与该客体直接相互交融着的“边际客体”,以及“边际客体”以外的“环境客体”(或称“背景客体”)。从时态和动态角度上讲,实践活动不但涉及当下的客体,还要考虑到“前客体”(历史客体)和“后客体”(未来客体);从质态上讲,实践活动不但要注意同质同类的客体,还要关注异质异类的客体(如物理系统的改变往往导致生态系统的异态);等等。总之,实践客体是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只有从系统的、整体的方面去把握实践客体,我们才能更好地瞻前顾后和左顾右盼,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实践活动的不良后果和异态化效应。

4.实践活动的主体系统理论

人类社会共同体是由无穷多样的不同类型的主体所构成的。这些不同类型的主体人既有共同本性、共同利益的一面,因而他们能够自觉不自觉地维持着人类共同体的存在和延续;同时又有利害冲突、彼此矛盾的一面,因而人类这个共同体自古至今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争斗和裂变。人类所受的一切苦难,都莫过于人类自己制造的苦难来得那么广泛和深重。当代人类面临的“发展困境”和“全球危机”,其实质也同样是由人类自己一手导演的。天灾背后的实质是人灾;自然污染的背后是人类自身的“污染”;人给自然世界造成的病态化破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人类内部的病态化破缺的确证和表现。对人类来说,再也没有比人类社会不同形态主体之间的分裂、抗衡、冲突、争斗、战争所造成的灾难更多更大、更深重更可悲的了。

因此,人们要想求得人和自然的共存与发展,看来首先就必须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与协调。这就给哲学提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课题:必须关注和研究实践活动主体的不同类型的存在形式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以往,人们也探讨过主体的不同存在形态。例如个人与社会、人民群众与领袖、阶级与政党等,但还不够系统和全面。从实践活动方面来讲,主体系统包括广泛的内容,主要有:主体的个体形态、主体的家庭形态、主体的单位(集体)形态、主体的社群形态(非正式的社会群体组织)、主体的党派形态、主体的社区形态、主体的民族形态、主体的国家形态、主体的区域形态(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性区域)、主体的跨国形态(包括各种国际组织形态)、主体的人类形态等等。从当代人类“发展困境”来看,目前问题最突出的是,个人与集体,群众与党派,民族与国家,国家与国际,区域与区域,国家、区域与全人类之间的利害冲突。如何科学地划分这些不同类型的实践活动主体的存在形态,怎样合理地确定不同类型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无疑是哲学和哲学实践论迫切需要深入研究的一大课题。

5.实践活动的主客体关系理论

实践活动的性质和后果,主要取决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实践关系。实践活动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实践关系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是单一的还是多样的,这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过去,人们通常把主体对客体(包括作为客体的他人、社会)的实践关系看作是客观的、物质的、改造的、征服的、战胜的、统治支配的关系。这种单向性的、对抗性的实践关系,曾经为人类统治和占有客体世界带来了辉煌的成果,但同时也造就了意想不到的空前灾难,因而当代人类越来越感到有必要对这种片面的、单向的实践关系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反省。人们终于已经开始逐步意识到,应该建立起一种主体与客体之间全面的、双向的实践关系。这主要包括:主体与客体之间彼此共存的关系、相互依赖的关系、相互适应的关系、相互服从的关系、相互尊重的关系、改造与保护相统一、索取与给予相统一、占有与塑造相统一、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利用与再生相统一、利真善美相统一等等。

显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实践关系是历史的、发展的,是由简单走向复杂、由片面走向全面的进化过程。追求和确立起主体与客体之间双向的、全面的实践关系,这是现时代人类文明和进步的一个主要标志,也是人类历史运动的理想目标。哲学地理解和建构起完整的实践关系的理论,既是现时代实践发展的需要,也是哲学显示其自身存在价值的神圣职责。

6.实践活动的观念模型理论

现代实践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实践活动的力量和作用也越来越强,实践活动的要素、结构和过程更是越来越复杂。因此,稍有不慎或过失,就会产生难以估量的重大恶果。这就要求现代实践活动应尽可能避免自发性和盲目性,增强自觉性和计划性。显然,在大规模的实践活动之前事先建构起完整而合理的观念模式——实践观念,是避免实践活动的盲目性,增强实践活动的自觉性的有效保证。因为,实践观念是对未来实践活动的目的、内容、要素、结构、条件和结果的超前反映,是对主体所要实施的整个实践活动过程的能动的观念把握,是现实的实践活动的计划和方案、预测和设定。实践观念通过合理的目的、超前的预测、周密的计划、可行的方案、思维的演练等观念活动的环节,可以较为有效地指导和保证实践活动的自觉性和合理性,从而尽可能避免那些可以避免的失误和防止那些可以防止的恶果。

7.实践活动的调控系统理论

现代实践活动的力量和效能几乎达到了不可想象的惊人程度。但是人们所掌握的新奇知识和物质力量本身是中性的,它们可以用于“好”的方面,也可以用于“坏”的方面。如果现代人缺乏足够的理性和良知,不能正确地使用这些知识和力量,无法有效地驾驭和调控它们的话,那就会大难临头,后果不堪设想。正如奥尔利欧·佩奇说:“我们现在第一次面临着由自己的行动来直接左右自己的命运——可能是好也可能是坏,而且可能是全人类的命运——的状况。”[20]

显然,倘若人类不能同步地随着强大的知识和物质力量的发展而产生出新的规范准则和调控智慧,那么,人类愈是扩大自己的知识和力量,其危险的程度也就愈大,人们也就不可避免地会陷入他自己的力量所设置的陷阱之中,并成为这种力量的俘虏。这说明,现代实践活动愈来愈要求有相应的调控系统的理论的指导,而调控系统的理论则急待哲学实践论的研究。

我们认为,实践活动的调控系统主要有:哲学世界观的调控系统——通过正确地确立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作用及其使命,来调控人们的行动及活动方式;人类价值观的调控系统——通过树立整体性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意识,来规范和调控人们的实践行动;人类需求观的调控系统——通过建立人的全面需求、人的全面发展的行为目的论(目的观),来引导和调控人们的实践活动;实践活动的法律调控系统——通过立法形式来规范和调控人们的实践活动(包括环境保护法);实践活动的批判调控系统——通过树立对实践活动保持清醒的、反省的、自我批判的态度,来制导和调控实践活动;实践活动的伦理调控系统——通过激发和确立实践主体的良知伦理,来内导和调控实践活动;实践活动的舆论调控系统——通过社会舆论来规范和调控实践活动;实践活动的矫正调控系统——通过确立各种修错、矫正系统来调控实践活动;等等。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建构起实践活动的哲学的、价值的、理性的、智慧的、法制的、伦理的、良知的、社会的、自律的、外部的、内心的、观念的、文化的规范和调控系统(理论),来最大可能地使实践主体正确地使用人类的知识和力量,保证公正合理、优化有效地进行实践创造活动,使主客体全面而顺利地实现双向对象化,从而创造出更加美好的属人的新世界。

综上所述,当代世界面临的“全球危机”,实质上是人类自身的危机;当代人类遇到的“发展困境”,实质上是人类实践创造活动中的困境。因此,以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为指导,深入研究人类实践活动的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以及在现时代的特点,全面地建构起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实践论,不但具有重大的哲学理论价值,而且也有着极为迫切的时代的现实意义。

【注释】

[1][美]梅萨罗维克、[德]佩斯特尔等:枟人类处于转折点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页。

[2][意]奥尔利欧·佩奇:枟世界的未来——关于未来问题一百页枠,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37页。

[3][意]奥尔利欧·佩奇:枟世界的未来——关于未来问题一百页枠,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41—84页。

[4][德]马克思,恩格斯: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枠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0页。

[5][意]奥尔利欧·佩奇:枟世界的未来——关于未来问题一百页枠,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5页。

[6][日]池田大作等:枟二十一世纪的警钟枠,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162页。

[7][俄]B.N.维尔纳茨基:枟生物圈枠,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67年版,第355、356页。

[8][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枟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38页。

[9][德]马克思,恩格斯: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枠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61页。

[10][日]池田大作等:枟二十一世纪的警钟枠,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20页。

[11][日]池田大作等:枟二十一世纪的警钟枠,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70页。

[12][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枟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52页。

[13][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枟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112页。

[14][日]池田大作等:枟二十一世纪的警钟枠,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

[15][美]梅萨罗维克,[德]佩斯物尔等:枟人类处于转折点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1页。

[16][意]奥尔利欧·佩奇:枟世界的未来——关于未来问题一百页枠,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61页。

[17][意]奥尔利欧·佩奇语。转引自[美]梅萨罗维克,[德]佩斯特尔:枟人类处于转折点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7页。

[18][德]马克思,恩格斯: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枠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

[19][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枟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31—32页。

[20][日]池田大作等:枟二十一世纪的警钟枠,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154—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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