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的人学立场

一、新型的人学立场

与古代和中世纪哲学相较，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实现了“主体性转向”，即哲学由“存在”范式(“自然”、“本体”等)转向了对人本身的关注。作为现代性在哲学思维领域的特定表达形式，“哲学现代性”在其缘起处就把自身理解为以“主体性原则”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哲学的这种自我理解，在笛卡儿那里首次获得了清晰的表达。^[2]此后，主体性便成了现代性的基本原则。启蒙运动所开创的西方现代性的主流，就是将主体性作为其核心理念，将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作为其思想根基。

法兰克福学派对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展开了深入的检视，认为二者在其内部就包含着无法克服的矛盾，因而必然走向自身的反面，走向彻底的反理性和反人道。所以，批判理论并不是要走向一种反理性主义和反人道主义，而是要走向一种更加真实、更加全面、更加完善的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实际上，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等人正是以某种理性概念和人道主义为基点来批判社会合理化过程的。哈贝马斯则认为，他的老师们是站在理性之上批判理性，甚至使批判独立于自身的立足点，都没有找到明确的规范基础；为了走出这种总体化的理性批判的悖论，他呼求一种新型的交往理性概念来作为批判的基础，从而也在生活世界和互动交往的基础上扩展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人学视野。哈贝马斯的后继者们如霍耐特等继承和发展了交往互动的思路，从相互承认角度阐释自我认同的生成，从而开启了新型人学的承认维度：“利用米德的社会心理学资源，我们就可以把耶拿时期黑格尔以天才的创造性所构想的萌芽思想，作为具有规范内容的社会理论的主导线索。这样做的目的在于，结合相互承认关系结构内部的规范要求，来解释社会变革的过程。”^[3]

法兰克福学派众多思想家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就是新型的人学。所谓新型人学，主要是相对于启蒙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的人学而言，它形成了更为丰富、更为全面的“人”的理念和价值。法兰克福学派吸收和融合了启蒙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之后众多路向的人学理念，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综合性的人学立场”。这种人学立场不同于传统人本主义的孤立化的个人主义视野，而是力图追随马克思的“社会性的人”的观念，从社会存在出发审视个人的境遇，从而对“总体性的人”和“自由全面发展的个人”有自己的理解；不同于传统人学在理智和经验之间制造的分裂，而是在尼采和海德格尔“生存性的人”概念的启迪下，更为关注人的生命及其意义；与传统人学将人的本性理解为凝固不变的“自然理性”不同，注意吸纳韦伯的“理性化的人”的概念，从具体的生活方式、行为结构与价值趋向等方面探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区分诸种社会行为的合理性类型和领域；不同于以人的意识为核心的传统人学，而是在弗洛伊德思想的引导下，深入探讨了潜意识在现代文明中的社会建构作用。

法兰克福学派这种新型人学立场，不仅拓展了人学的内涵与外延，而且开启了一种复合型的人学批判向度，为社会批判理论提供了更为广阔和深厚的规范基础。启蒙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之后，现代性思想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批判主题：马克思和卢卡奇有关资本、异化和物化的观点，尼采关于虚无意志压抑生命的揭示，海德格尔从存在意义之遗忘出发对主体性、理性、形而上学以及技术的总体性批判，韦伯关于理性的自我分裂、工具理性化的系统分析，以及弗洛伊德对文明社会压抑与建构的人类本能的多重分析等。上述诸种批判主题，都被法兰克福学派有效地整合进社会批判之中，从而形成了对社会生活进行多维透视的批判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关于人的立场和论述，对于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建构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首先，它为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建构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理论资源。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建构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其理论基础的，并将人的全面发展理解为现代性建构的目的。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关于人学的一些合理理念，可以融入中国现代性建构的价值理念之中，用以引导中国现代性的合理建构。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已经确立起新的发展理念，这就是不仅承认发展目标是综合的，而且还将“以人为本”确立为多重发展目标中的根本目标。所谓“以人为本”，就是强调发展只是手段，其最终目的还在于满足人的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的含义是非常丰富的，既要满足人的基本的合理需要，又要提高人的素质，同时要发挥人的潜力和能力。

其次，它为社会发展的病理学诊断和治疗提供了有益参考。要对发展进程加以反思、批判和矫正，应当吸收和借鉴法兰克福学派的人学立场所开启的批判向度。中国的改革实践，其目标在于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促进整个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好的发展”的标准是什么？最终只能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只有每一个人都分享到了社会发展的实际成果，同时，这些成果又构成了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和保障，才能谈得上是一种“好”的发展。为此，应当统一协调“发展”的价值向度与工具向度。中国改革中的工具向度是指“经济增长”与“政治稳定”，正是它们构成了社会与个人全面发展的基本条件和现实保障；而价值向度则是指“以人为本”和“人的全面发展”。经济增长与政治稳定都要服从于人的发展这一目的，受这一目的规定。因此，在改革、发展实践中，必须兼顾这两种向度，使其达致协调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