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的现实性取向

二、具体的现实性取向

关于“具体的现实性”，人们往往急于根据现在的字面去理解(即根据马克思后来所谈到的那种“现实性”去加以比附)，并且倾向于对之做出“实体性”的判断^[14]，而不是使之在思想史的过程中得到具体而真实的阐明。他们只要一见到马克思提及“现实性”，便不论其意义就把它说成是“唯物主义因素”;一见到马克思提到“物质利益”，便不管这一提法的立足点就把它说成是“唯物史观的萌芽”。然而须知，要论到“现实性”，黑格尔(甚至托马斯·阿奎那)提得决不比费尔巴哈更少——而我们都很明白，这两种“现实性”的意义是非常不同的，甚至恰好正相反对。

那么，在《莱茵报》的政论中，马克思对“现实本身”的提法是怎样的呢?虽然这些论文很少专门讨论纯哲学问题，但是它们的哲学背景对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理解来说，仍然是至关紧要的。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谈论较多的是“精神”和“真理”。首先我们注意到，马克思赋予这两个概念以较多的客观性的品格，而且一般说来，这种客观性在哲学上是以黑格尔的方式来处理的，尽管其内容无疑更接近18世纪的启蒙立场。在反驳书报检查令之要求内容之外的“严肃”和“谦逊”时，马克思说:“难道真理探讨者的首要任务不就是直奔真理，而不要东张西望吗?假如我首先必须记住用某种指定的形式来谈论事物，难道这样我就不会忘记事物的本质了吗?”^[15]

显而易见，这里所谓“事物的本质”，也就是“真理”。在马克思看来，真理按其本性而言，决不仅只是主观的，而完全是客观的。书报检查令之最荒谬的逻辑，就是以检查官的主观任意和妄为来裁判真理，而这就意味着用一己私见来冒充客观的真理。关于真理的客观性，马克思引用了斯宾诺莎的格言——“真理是它自己和虚伪的试金石”，并且说:“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16]

不难看出，这种真理客观性的要求同自我意识的哲学——例如伊壁鸠鲁哲学——的纯粹主观的兴趣是大不相同的。伊壁鸠鲁依其“自我意识”的原则诉诸“抽象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感兴趣的乃是做出说明的主体，而不是被说明的客体。与此不同，在马克思看来，“直奔真理”就是使“事物本身”突出，而这就意味着“精神的普遍谦逊”，意味着“理性”，“即思想的普遍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按照事物本质的要求去对待各种事物”。^[17]

决不可以把这种说法——按照事物本质的要求去对待各种事物——直接地、简单地归入唯物主义范畴。在这里，这一说法仍然是典型的黑格尔方式;如果我们还记得黑格尔在反驳直接知识论时所说的话，那么这一点就是非常明显的。按照黑格尔的看法，思想不止是我们的思想，而且是事物的“自身”;既然“事物本质”乃是客观的思想，那么就理所当然地要求按照客观思想的原则或形式去理解各种事物。马克思同黑格尔的差别还不是现在要讨论的。在这里真正重要的是:对于马克思来说，事物的本质乃是理性，而理性作为思想的普遍独立性，便是要求按照理性的方式去对待各种事物，独断的任意妄作、检查官的“脾气”、“机智”等纯粹主观的东西，决不能成为事物本质的衡量或裁判，因为这些东西并不是理性，而恰恰是理性的反面。

这一基本观点构成反驳书报检查令的原则立场。国家和法，按其本质亦即按其概念来说，就是理性或理性的实现;而书报检查令却使“一切都被头足倒置了”:特殊的、主观的东西变成普遍的、客观的东西，反国家亦即反理性的东西成为国家的东西、理性的东西——这无非意味着，非法成为法，而法却成为非法。^[18]因此，马克思说，在这里，“所有的客观标准都已消失了，一切都被归结为个人的关系”。检查官是个别人，他的主观意见却可以冒充客观的、普遍的理性;而出版物“体现了整个人类”，它所代表的“某种无人格的东西”——思想，却被看作是“充满了个人阴谋和主观卑贱”的东西，应该不时遭到怀疑和监视。这是一种公然违背理性的颠倒，因为“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们之间的关系分明应该是颠倒过来的”。^[19]

同样显而易见，这里所谓“事物的本性”，也就是事物之合乎理性的关系。因此，判断事物的“客观标准”，正就是“事物的本性”——客观的、无人格的思想，即理性。只有理性才是普遍的权利，才是法;而检查令所承诺的那种主观专横恰恰是它的反面，即非法(发表独断意见的权利=专横的权利)。^[20]

由此可见，就事物的本性之为理性，而理性之为客观的思想(即“思想的普遍独立性”、“真理本身”)而言，马克思的哲学立足点看来是更接近于黑格尔的。因此，即使是在《莱茵报》时期，要把马克思完全归诸“康德—费希特派”而断然排除黑格尔的重要性，实际上也是根本不可能的。阿尔都塞为了贬低黑格尔对马克思的意义，竟然给黑格尔塑造了一个中学教师的形象，至多也只是一个教授语法、普通逻辑或修辞学的讲师形象:黑格尔的作用与其说是“对马克思的理论培养”，不如说是“培养马克思学会从事理论工作”，大致是“弄懂并学会了”一切科学理论所不可缺少的“抽象”、“理论综合”，以及“纯抽象过程的逻辑推理”。^[21]这些特殊地说来对马克思的理论发展无关紧要的东西，本来可以从任何一个波恩或柏林的平庸讲师那里学来，阿尔都塞竟然要马克思去从黑格尔那里学来。但是，只要令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仅仅学到这些无足轻重的东西，那么黑格尔对马克思的作用确实也就变得无足轻重了。^[22]

诚然，就一定的范围而言，在“事物的本性之为理性”这一点上，并不产生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的严格分野。如果考虑到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就已经表露出来的那种理论取向，即把启蒙的批判精神和理性的现实的科学结合起来的意图，那么这一点就更加容易理解了。正像我们在前面已经引证的那样，马克思在他的这些政论中，不仅把黑格尔和康德、费希特相提并论，而且使之同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相提并论。为了分析，我们也许时常有必要分辨“费希特因素”和“黑格尔因素”(实际上往往是从黑格尔哲学中分辨出“费希特因素”)，然而阿尔都塞却在初始提问时就把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对立起来。如果可以借用“事物的本性”这个提法的话，那么我们就要说，阿尔都塞所虚构的这种“对立”，乃是不符合《莱茵报》政论的“本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