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生产性取向与生产性取向

弗洛姆根据人的价值取向，把性格分为非生产性取向与生产性取向，而非生产性取向又可分为接受取向、剥削取向、囤积取向与市场取向。

1.非生产性取向

在非生产性取向中，一个人无法与外界建立正确的联系，他既无法正确地看待外面的世界，也无法正确地对待自己。

（1）接受取向。具有接受取向（the receptive orientation）的人感到“一切好的都源于外界”，同时他相信，要获得他所需要的东西，唯一的途径就是接受外界来源。在这种取向中，爱的问题只是“被爱”，而不是爱的问题，以至于只要任何人给他们爱或似乎像爱他们，他们就会“迷恋”上这个人。这些人的基本思想是，让其他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知识，而他们自己则不愿为此而费一点力。他们所信奉的原则是：他们总在寻求一个“有魅力的帮助人”。这种人表现出一种特别的忠诚，这种忠诚的根基就是感恩于帮助他们的人，同时又害怕这种帮助的失落。他们也常有帮助人的诚意和愿望，但他们把为他人服务当作获取好感的活动。这种接受型的人极其爱好吃喝，他们倾向于通过吃喝来战胜焦虑和意气消沉。这些人的嘴唇张开着，似乎表现出一种不断需要喂养的样子。

（2）剥削取向。剥削取向（the exploitative orientation）具有和接受取向一样的基本前提：一切好的都源于外界，人不管想要什么，都得到外界去寻求，人自己是没有能力创造任何东西的。然而二者的区别是，属剥削取向的人并不期望从他人那里接受礼物，而是通过强力或狡诈，从别人手里拿走东西。这种取向的人，其活动范围很广。在爱情和慈爱的领域里，这种人常常是强占或窃取。在思想和智慧方面也是这样，他们不是去创造观念，而是去窃取观念。他们的座右铭是：“偷来的果子最甜。”他们对待别人的态度是敌意和操纵的混合，每个人都是剥削的对象，而且都要根据他的可利用性加以判断。他们的特征是怀疑、挖苦、羡慕、妒忌。由于只有从别人手里拿到东西，他们才能得到满足，因此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别人的所有物，而过低地估计他们自己的所有物。

（3）囤积取向。囤积取向（the hoarding orientation）的人并不期望从外界获得东西，他们的安全感是建立在囤积和节约的基础上，因此消费是一种威胁。他们似乎处在一堵保护墙的包围中，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在这个坚固的阵地中，尽可能多地把东西带进来，而尽可能少地把东西带出去。他们不仅吝啬钱和物质的东西，而且吝啬情感和思想。爱实际上是一种占有；他们并不给予爱，而是试图通过占有“被爱者”而获得爱。囤积型的人对人，甚至对回忆都有一种特殊的忠诚。他们的外部特征是明显的，即紧闭嘴唇，以手势代表全部态度。他们对人的态度是生硬的，似乎想强调他们自己与外部世界的这一隔之墙。这种态度的另一特征是学究式地有条理。他们对一切事物。一切思想或情感，就像对钱财一样，有条不紊，他们的条理性是枯燥无味的、刻板的，强制性的清洁和刻守时间是他们控制外部世界的表现。他们的最高价值是秩序和安全；他们的座右铭是：“世上没有新东西。”囤积型的人常爱猜疑，并具有一种特殊的正义感，这种正义感实际上是说：“我的就是我的，你的则是你的”。

（4）市场取向。市场取向（the marketing orientation）发展成为一种主要的性格特征，是现代的事，是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产物。弗洛姆把“那些根植于人把自己当作一种商品，并把个人的价值当作交换价值的取向性格，称为市场取向”。人格市场和商品市场的估价原则是一样的：在这一方，出售的是人格；在另一方，出售的是商品。两者的价值都是交换价值，它们的使用价值只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一个充分条件。个人要想取得成功，除了具有完成特定任务所需的技能和装备，还必须能“有效地表达”他的人格，以同他人竞争。他既是一个卖主，同时又是一种待出售的商品。一个人所关心的不是他的生命和幸福，而是他的销路。如果他成功了，他就有价值；如果他不成功，他就没有价值。市场决定人的价值，他们的准则是：“我就是你所是”。

市场取向虽然是一种非生产性取向，但与其他非生产性取向还是有所区别。接受、剥削、囤积取向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每一种取向都是一种人之关系的形式，一种取向如果支配了一个人，便成了他的特性和特征。然而市场取向并不能发展人的某些潜在性，市场取向的真正本质并不是发展一种特殊的、永久的关系，而态度的确实可变性才是这类取向的永久特性。在市场取向中，得到发展的只是那些能最好地加以出售的特性。没有哪一种特定态度是占统治地位的，而这一真空则能由需要之特性最快地加以填补。^[107]

2.生产性取向

这里的“生产性取向”是一种基本态度，是人类在一切领域中的体验之关系的模式。它意味着这种取向的人“把自己当作一个他之力量的化身、一个‘行动者’而加以体验；他感到自己与他的力量融为一体，同时这种力量并没有受到阻碍而与他异化”。“生产性”与普通人所认识的能动性有着显著的区别，能动性指“耗费力量以促使现存情境发生变化的行为”，但没有对统治这种能动性之潜在的心理状况作出区分。如梦游者尽管能够行动，但却不是真正的行动者。与之类似，一个盲目服从权威的人，一个机械般的自动化适应的人，尽管是能动的，但却不是生产性的。

弗洛姆认为，再生能力和原生能力的存在是生产性的先决条件。所谓再生能力（reproductive ability）指以胶卷的形式理解现实，对现实进行照相式的刻板记录；所谓原生能力（generative ability）指依靠想象及人自身精神和情感力量所产生的自发活动，从而使新的物质充满生机，并重新创造这种新物质。一个失去原生能力的人会完全变成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看到现象的全部表面特征，但他没有能力透过这些表面现象而深入事物的本质，也没有能力想象那些没有出现的事物。相反，一个失去再生能力的人则会变成一个精神病患者，他建立了一个内在世界，并生活于其中，而所有人都理解的普遍的现实因素，对他却是不现实的。生产性能力是这两种能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具有生产性能力的人不但能够创造物质财富、艺术作品和思想体系，更重要的是他能够创造他自己。^[108]

具体说来，一个生产性的人必须具有爱和理性。“理性的力量，使人能通过与对象的积极联系而透过事物的表面把握其本质。爱的力量使人能冲破与他人的分离之墙并理解他人。”这里所说的爱并不是泛化的爱，而是有所限定的。弗洛姆认为，生产性的爱必须具备四个要素：关心（care）、责任（responsibility）、尊重（respect）、认识（knowledge）。爱包含着关心，这在母亲对孩子的爱中是最明显不过的。爱是“对我们所爱的生命或物成长的主动关注。缺乏这种主动的关注，就不是爱”。照顾和关心包含着爱的另一面，即责任。弗洛姆提出的责任与通常人们所理解的责任有着显著的区别：“今天责任常常意味着义务——某种从外面强加在人身上的东西。但是，真正的责任则是一种完全自愿的行动；是我对另一个人的需要——表达的或未表达的——反应。”责任如果不被限制就会很容易地堕落为统治和占有，因此需要爱的第三个因素——尊重加以限定。“尊重意味着关心另一个人，使之按照其本性成长和发展。这样，尊重意味着无利用。”也就是我希望所爱的人以他自己的方式，为他自己而不是为着服务于我的目的而成长和发展。爱的第四个因素——认识对于其他三者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认识，就不可能有对一个人的尊重；没有对人之个性的认识作引导，关心和责任也将是盲目的”。当然其他三者对认识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如“没有关心的推动，认识也是空虚的”，只有当我超越对我自身的关心并且在另一个人中看到他自己的时候才是可能的。弗洛姆认为，爱是认识的唯一途径，只有怀着深厚的爱才能认识他人和自己。“在爱的行为中，在给予自身的行为中，在对他人渗透的行为中，我找到了自己，我发现了自己，我发现了我们两人，我发现了人。”^[109]

爱能够使人理解他人，理性则使人能够认识事物的本质。弗洛姆对理性和智力作了区分。智力是人达到实践目标的工具，其目的是发现处理事物所必需的各方面知识。它视目标所依赖的前提为理所当然，而这些前提也许合乎理性，也许不合乎理性。最极端的例子如一个精神病患者，他的理论前提是所有人都密谋反对他，在以此为基础的思想过程中，他可以表现出非凡的智力。而理性则不然，它包含着第三维度——深度，深度达到了事物的本质和过程。在这种生产性思维的过程中，主体与客体是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弗洛姆说：“在生产性思维的过程中，思考者为对对象的关切所激发；他受对象的影响，并对对象做出反应；他关心并反应着对象。但是生产性思维又是以客观性为特征的，是以思考者对客体的尊重、有能力按客体的本来面目认识客体，而不是以自己的愿望去认识客体为特征的。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统一，就是生产性思维的特征，因为一般来说，这种统一是生产性的。”^[110]

以上的分类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分类，具体到每个人来说，弗洛姆认为，每个人的性格都是混合性的，“没有一个人的取向是完全生产性的，也没有一个人的取向是完全不具生产性”。但在每个人的性格结构中，生产性取向和非生产性取向各自的比重不同，由此也改变和决定着非生产性取向的性质。如每个人的身上都有非生产性取向，因为他为了生存都必须领受别人的东西，获取东西，节省和交换东西。他也必须能够听从权威、引导他人、独处以及表现自己。但“在一个生产性占统治地位的人身上表现出来的非生产性社会关系形式——忠诚、权威、武断、公平，在一个非生产性取向占统治地位的人身上，就会变成服从、统治、撤回、破坏”。由此，弗洛姆认为，非生产性取向都有积极和消极的两方面，何时为积极，何时为消极，取决于生产性在整个性格结构中所占的比重。^[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