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的基本背景

一、争论的基本背景

恐怕没有一种哲学学说像马克思的学说一样，对于现实历史产生过如此切近而深远的影响，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引起了如此广泛而持久的争论。这种影响和争论从来就没有真正停止过。如果说讨论的主题毕竟随着情况的改变而不断更迭，那么马克思的哲学所涉及的重大问题却始终在争论中不断浮现，成为当代思想之关注的重点和争论的中心。

最能表现此种特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对于当代社会问题的任何一种探讨，几乎都无法完全撇开马克思的“幽灵”;这种情况使得所谓“人文科学”各分支的代表人物都或多或少地有意于评价或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学说，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几乎任何一种有影响的当代学说的出现，都伴随着它的“马克思主义”的衍生物:基督教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如此等等。

在马克思逝世的时候，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家们还倾向于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被驳倒，已经在海格特公墓被埋葬了。然而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二三十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学术界似乎变得时髦起来了。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论敌、马克思主义的“职业批评家”，也无法否认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的重要性。当《资本论》第三卷出版的时候，威·桑巴特得出结论说:“我们对马克思的批判不是即将结束，而是刚刚开始。”^[1]时隔86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R.L.海尔布隆纳在他的《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1980年)一书中写道:“马克思主义是现代世界中一个令人时刻感到惊悸的精灵，是激起人们最热切的希望和恐惧、使人产生种种大相径庭的见解的根源。”^[2]

这种强烈的感受决不是个别的现象。即使在西方，即使是一些在当代思想界产生过十分重要影响的人物，也无法摆脱马克思主义这个深厚的背景(无论这种背景对他们具有怎样的意义)。1933年，卢卡奇(G.Lukács)在国际作家大会上作了题为《我走向马克思的道路》的发言，他说:“与马克思的关系，对每一个认真对待自己世界观的阐明，认真对待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当前的形势、自己在其中的地位以及对它的态度的知识分子来说，都是真正的试金石。他对待这个问题的认真、彻底和深刻的程度，是衡量他是否并且在多大程度上想要回避……对当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采取明确态度的尺度。”^[3]

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的思想经历也许更有意义。他在晚年的回忆中告诉我们说，当他20岁的时候，也就是1925年，大学里还没有开设马克思主义的讲座。许多相信共产主义的学生不敢引证马克思主义，甚至在论文中不敢提及马克思主义的名称，因为这样做可能会使他们的考试失败。当时害怕辩证法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黑格尔对他们来说，也是十分陌生的。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没有黑格尔的传统，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教师，也没有思想工具，因此他们完全不懂历史唯物主义。就在这个时候，萨特读了《资本论》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他说，他明明白白地都读懂了，但又绝对地一点也没懂。萨特写道:“可是这种阅读却没有把我改变。相反，开始把我改变的，却是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即巍然在我们面前出现的人民群众，这个巨大的阴郁的群体，在体验和实行马克思主义，它远远地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挥出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因此，“当上升阶级意识到它自己的时候，这种觉醒也远远地影响了知识分子，而且分化了他们头脑中的观念”。^[4]

然而，马克思主义对于西方知识界的这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决不意味着在这个主题上的立场协调或观点一致;恰恰相反，它倒是意味着社会—历史在成为当代思想所关注的中心时，如何不可避免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是向这一哲学提出要求和呼吁，还是提出追问和挑战;它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思想界愈益成为对立的枢纽和争论的焦点——人们可以赞成它或者反对它，但却不能回避它或者抹杀它。

就理论方面而言，对立汇集在两种立场上。其一是庸俗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立场。第二国际的部分理论家就曾依照“经济决定论”或“经济唯物主义”的主题去解释历史唯物主义;虽则这一立场受到恩格斯和列宁的坚决拒斥，但仍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而受到维护和攻击。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尔(E.Cassirer)断言，马克思就像弗洛伊德之推崇“里比多冲动”一样地崇拜“经济本能”;赖辛巴赫(H.Reichenbach)把历史唯物主义称为由“经济史观”引申出来的经济决定论;而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伍德(R.G.Collingwood)则认定马克思把人类历史定义为一部单一的历史，即经济史，因而象征着一种“反历史的自然主义”。^[5]

与此对立的是所谓人本主义或批判主义的立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解释立场是特别属于20世纪的(尽管它在某种渊源上可以追溯到19世纪)，并且特别地与当代人本主义的思潮相联系。卢卡奇和柯尔施(K.Korsch)几乎同时对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科学主义和经济决定论发起攻势^[6]，把马克思主义主要地描述为一种人道主义的批判的历史哲学;布洛赫(E.Bloch)根据“希望”这样一种本体论现象来确定马克思学说的意义，并在六七十年代倡导一种“人道的社会主义”;而法兰克福学派则把历史唯物主义特别地规定为与传统理论相对立的“社会批判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