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所谓“改变世界”是否从属于形而上学的存在概念

二、马克思所谓“改变世界”是否从属于形而上学的存在概念

海德格尔正是依循着费尔巴哈的“倒转”来制订其解释马克思哲学之方向的。紧接着对于《导言》的诠释，海氏对于《提纲》中马克思的那个最著名的并且在其存在论基础上最关紧要的命题——“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0]——实施了完全相同的理解方案。他说，让我们来考察上述这个论题:“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之间是否存在着真正的对立?难道对世界的每一个解释不都已经是对世界的改变了吗?对世界的每一个解释不都预设了:解释是一种真正的思之事业吗?另一方面，对世界的每一个改变不都把一种理论前见(Vorblick)预设为工具吗?”针对着这样一些问题的回答是:“对于马克思来说，存在就是生产过程。这个想法是马克思从形而上学那里，从黑格尔的把生命解释为过程那里接受来的。生产之实践性概念只能立足在一种源于形而上学的存在概念上。”^[11]

因此，在海德格尔看来，马克思的那个命题是形而上学的——这种形而上学事实上设定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狭隘联系”(在当代哲学视域的观照中此种联系当然是狭隘的);并且由于这一命题是形而上学的，所以马克思的思想具有一个关于人的“理论想法”，而这个想法作为基础最切近地包含在黑格尔哲学之中。海德格尔甚至就此断言:“如果没有黑格尔，马克思是不可能改变世界的。”^[12]照此看来，马克思哲学立场之从属于费尔巴哈的“倒转”这一基本解释，便使得马克思加诸费尔巴哈的那些批评性的判词——作为“理论家”和“哲学家”，从而作为“黑格尔哲学的支脉”——最终命运般地落到了马克思本人头上，就好像一个卤莽的但气力毕竟不济的人在搬起石头砸伤敌人时终究还是砸到了自己的脚一样。

从根本上来说，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这种解释确实是非常普遍的。它普遍到何种程度呢?普遍到对马克思哲学之存在论基础加以近代解释的最遥远的边缘。至于上述“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之命题的形而上学性质究竟属于马克思本人的存在论立场还是近代解释的命运强加给马克思的，确实需要进一步予以深究。然而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只要马克思的存在论立场被设定在近代性的范围内，海氏的判断就是不可移易的。就这点而言，他是深刻的。许多马克思哲学的解释者不必一听到这样的判断就恼火起来，并且做出一副完全无辜的面孔来，因为他们自己的解释几乎是无一例外地落到形而上学的窠臼之中的。此外，海德格尔的深刻性还在于，他指证了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学与此种形而上学的“翻转”形式——实证主义——是同一根源的，甚至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实证主义恰是最极端的形而上学之补充与完成。在局限于近代理解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狭隘联系”中，海德格尔说，奥古斯特·孔德找到了两个“同胞”——黑格尔和马克思;“也许是同胞，但更是未加认识的生身父母”。^[13]至于马克思是否果真是一个实证主义之父，我们将在后面从存在论的根基上予以澄清;但是，只要马克思的思想从终局上来说被禁锢于黑格尔哲学(作为“形而上学之一切”的黑格尔哲学)的本质之中，那么实证主义就是其必然的归宿。自19世纪后期以来，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实证主义解释(乃至于知性科学的解释)难道还少吗?事实上，马克思本人早已在1844年就充分意识到并且指证说，黑格尔哲学作为完成了的形而上学，不仅是“非批判的唯心主义”，而且是同样“非批判的实证主义”。^[14]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5]——这一命题倘若果真局限于海德格尔诠释的那个范围内，换言之，倘若果真局限于近代视野所开展的那个地平线上，那么，其性质就确实是而且只能是形而上学的，从而其全部原理就确实是而且只能是从属于此一范围内之“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狭隘联系”的，并且从而其哲学立场的归宿就确实是而且只能是在黑格尔(就其作为“形而上学之一切”的意义上)的巨大阴影笼罩之下的——即便是其“倒转”的形式(如费尔巴哈，如尼采，如孔德等)。因此，任何一个想要对海氏的这一命题阐释做出真正反驳(批判)的人，都必须在思的深处，在存在论的根柢处，仔细地检审并且有力地表明:其自身的哲学立场以及对马克思哲学的阐述是否从原则上真正脱开了近代性形而上学的渊薮。换言之，他必须最彻底地追问，他是否就其自身的立场以及对马克思的阐述能够真正超越上面已经提到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狭隘联系”;他是否能够真正经由自身并且经由马克思来应答和反驳海氏的下述说法:“在马克思那里谈到的是哪样一种改变世界呢?谈到的是生产关系中的改变。生产在哪里具有其地位呢?在实践中。实践是通过什么被规定的呢?通过某种理论，这种理论将生产的概念塑造为对人的(通过他自身的)生产。”^[16]

毫无疑问，在这样的——形而上学的、从而理论与实践狭隘联系的——范围内，换言之，在此一范围确定的前提下，海德格尔的下述推论就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改变世界预设了世界表象之变化，而世界表象只能通过充分地解释世界才能得到。这意味着:为了提出‘改变［世界］’的要求，马克思立足于一种完全特定的解释世界，于是，这个命题就表明自己是没有根据的。这个命题引发了这样一种印象，好像它在明确反对哲学，而这个命题的第二部分已经默默预设了对哲学的需要。”^[17]确实，只要这样的范围和前提对于马克思来说能够成立，那么，海德格尔的上述判断就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本质性的。而正是认此范围和前提能够成立，所以海德格尔赋予马克思哲学以完全近代性的形而上学的形象。例如，在海德格尔看来，马克思的思想仍然隶属于“进步强制”(Progrssionszwang)，以及由之而来的“生产强制”和“需求的强制”;从而它实际上顺应着“存在之天命的最后形态”，即人从对象性的时代进入到“可订造性”(Bestellbarkeit)的时代;因为马克思所理解的人(他自身就是他自己的根本)，正是这种生产以及隶属于生产的消费的人——即我们现时代的人。照此看来，这确实是一种形而上学，并且确实已然导向彻头彻尾的无批判的实证主义。

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上面所说的那样的范围和前提对于马克思本人来说能够成立吗?我们的观点是:它们不能成立，而且完全不能成立。这决不是说，对马克思的思想作形而上学的解释是完全不可能的;不，恰恰相反，这种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不断地实现自身。进而言之，这种可能性并不仅仅关乎辞令，就像海德格尔本人的思想也几乎太经常地遭遇着形而上学解释的危险性一样。本质重要的是，在汪洋大海般的近代性意识形态的包围中，对马克思的思想作形而上学解释的可能性简直就如同其命运一样展现出来;这种解释是太经常也太容易了，以至于它们已经变成为一种“常态”了。当然，对于海德格尔来说，问题倒并不在于他本人的思想屈从于形而上学或近代性的意识形态，而在于他过分轻易地把马克思的思想归结到形而上学的本质中。不难看出，他对《提纲》“改变世界”这一命题的诠释是依《导言》(确切些说，是依费尔巴哈所实现的“倒转”)来制订方向的，但是这一定向是有充分根据的吗?

即使是从思想史的最浅表的方面来看，此种解释的定向难道不是匆匆越过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吗?也许在海德格尔看来，《手稿》及其整个思想展开乃是无关紧要的——这当然并非完全不可能，例如在阿尔图塞的框架中，它便是黎明前最黑暗的那个所在。然而在我们看来，《手稿》乃是真正的马克思哲学的“秘密和诞生地”，其中包含着或者说孕育着它同整个形而上学(“一般哲学”)相弃绝的基本理由，并从而提示着其整个哲学革命(存在论基础之革命)的最深刻的意义。即使我们在这里形成一些简单的对照，海氏的解释定向恐怕至少也会显得颇为可疑。举例来说，如若果真完全局限于所谓“进步强制”，那么马克思是在何种意义上能够谈论“人向自身的复归”呢?如若“这一进步强制引起了一种生产强制”，并且这一点对于马克思来说是不能思考其本质从而始终是被遮蔽着的，那么现代生产作为异化劳动、作为工业之历史结果的异化性质是从何处被揭示的呢?至于说到“不断更新的需求的强制”，难道《手稿》不是最无情地指证了“工业的宦官”所不断制造的那种非人的和虚假的需要吗?进而言之，当海氏谈到当今时代“只有工业化的产物，却再也没有家了”^[18]时，马克思所谓在工业中“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19]是什么意思呢?当海氏谈到“对自然界的迫使越严重人自身所遭受的迫使也就越严重”^[20]时，《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谓“私有财产不仅使人的个性异化，而且也使物的个性异化”是什么意思呢?《手稿》中所谓“社会”——作为“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作为“自然界的真正复活”^[21]——又是什么意思呢?需要再度重申的是，所有这些以简单对照构成的问题，同样并不是真正的论据或对海氏解释定向的真正反驳;因为完全可能的是:在海氏看来，马克思的上述说法在其存在论的基础上依然是无关宏旨的，并且依然立足于“反……(Anti-)”这一模式从而依然拘执于形而上学的本质之中。但是，这样的问题难道不是应当把我们引向所谓问题所在的那个核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