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学习活动心得体会

“讲党性　重品行　做表率”学习活动心得体会

“讲党性”就是要牢记党的根本宗旨。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勇敢地担当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党性的精髓，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重品行”就是重视培养高尚的道德和操守。“品”是“品德” ，“行”是“行为” 。品行主要依靠个人道德的修养和锤炼，没有相应的法纪约束。重品行的人之所以让人佩服和尊敬，也正是因为他们自觉地把自己放在了一个令人钦佩和折服的高度。重品行的人，“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 。重品行的人，会一日三省吾身，把个人兴趣、爱好、欲望等一言一行，都严格控制在时代的道德范围之中。

“做表率”就是以身作则。欲胜人者，必先自胜；欲论人者，必先自论；欲知人者，必先自知。党员要做群众的表率，干部要做党员的表率，领导干部要做一般干部的表率。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要求别人求真务实，自己首先要求真务实；要求别人锐意进取，自己首先要锐意进取；要求别人艰苦奋斗，自己首先要艰苦奋斗；要求别人清正廉洁，自己首先要清正廉洁。如果连自己都做不到，又怎好要求别人去做。表率作用，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磁场，能够把周围的干部和群众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产生一种巨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出版业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传播优秀文化的历史任务，同时也是宣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阵地。我们要认真学习“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学习活动精神，自觉担负起传播优秀文化和思想道德建设的重任，多出书，出好书，推动集团的各项事业大发展。

首先，出版活动的最终产品是图书，它是由内容和形式组成的。随着印刷工艺的改善和纸张、油墨等质量的提高，图书的形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决定图书质量高低的核心因素还是内容。近几年，我社在出版工作中很重视图书的质量提高，尤其在出版物的内容上要求更严了，提出了“内容为王”的口号。在这种严格要求下，我社出版了一大批内容上乘的图书，获得了各种奖励，也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这充分说明高质量的图书是更有市场竞争力的。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目前在图书市场上一些内容格调不高的图书还占有一定的比例，还不时出现内容有严重问题的图书。例如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口袋书” 、损害民族宗教政策和少数民族感情的图书、宣扬封建迷信和其他不健康内容的图书等。这些图书的出版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最根本的就是没有真正做到“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 ，放弃了出版者的社会责任，对图书内容把关不严，甚至放弃了把关。这些图书的出笼，对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是极大的冲击，尤其对未成年人的影响更大。

其次，“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的重要性还表现在如何处理好出版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业经济效益的重要性开始凸显出来。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出版业的发展也应当创造出更大的效益。但是由于市场经济本身的自发性等负面因素，市场的需求并不总是出版的最佳选择。客观地看，由于人们思想认识的差异和各种腐朽、低俗思想的影响等，一些内容有问题的图书在市场上还是有销路的。因此，出版业的发展，不但要适应市场，而且要引导市场。要引导市场，就是要处理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要在坚持社会效益的基础上，实现两个效益的结合。当前，出版业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而对西部民族地区的出版社来说这种挑战更严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制上无优势，二是经济上无积累。从体制上看，以集团化、企业化为主要内容的全国出版体制改革已经开始，这种改革在我国出版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是西部民族地区出版社目前还处在个体出版单位如何加快发展的阶段，离真正意义上集团化大发展还有比较大的差距。从经济积累上看，西部地区的出版业还没有完成原始积累，经济基础很薄弱，还没有抗击市场竞争和风险的能力。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何实现出版的两个效益具有更现实的意义，也更容易出现顾此失彼的问题。怎样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有一批勇于奉献和担当的先进分子，在实践中大胆探索，积极工作，脚踏实地做好本职工作，又要甘于奉献，不讲条件，处处起到带头作用，为出版事业大发展做出贡献。因此，在当前集团改革和发展的形势下，开展好“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活动是十分重要的。

第三，“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在出版过程中的作用也很突出。出版活动是以出版人为主体的涉及经济活动、管理活动、人际关系等多种因素在内的一个过程。从经济活动看，有图书的印制、图书的发行、物资供应等，要和其他经济部门发生经济往来；从人际关系上看，要和作者、发行商、印刷商等发生联系；从管理上看，在内部有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以及员工之间的联系，在外部有出版社之间、出版社和管理部门之间的联系。在这个过程中，出版者是主体，广大党员真正做到了“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 ，就可以带动从业者把出版工作搞好，只有这样，出版活动才能正常发展。当前在出版活动中还存在着违反职业道德的问题，例如在出版社和发行商、印刷厂之间就存在着不按合同办事等缺乏诚信的做法，在市场竞争中也有“跟风”炒作，侵犯著作权，无限度降低折扣等恶性竞争的事例，甚至买卖书号、刊号、版号也时有发生。由此可见，开展好“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活动是很重要的，它将从根本上提高从业者的职业道德，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