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历史的迷雾

穿越历史的迷雾

返回历史的现场，探寻历史的答案，求解历史人物的价值，这是一个理性民族必然的选择。

在晚清各地抗捐如潮的反清斗争背后，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残酷压迫与掠夺，是清王朝专制制度的腐朽与落后，是封建统治者昏庸与腐败的黑暗政治，也是各级官吏的贪墨暴虐、草菅人命的暴政。因此，才一次又一次上演了一幕幕周期性的“官逼民反”的悲剧。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仅《马关条约》《辛丑条约》两次赔款，就文字规定而言，就有大约7亿两白银。这些负担，都是按省按县摊派到各地的。据史料记载，当时江苏省每年要负担250万两，四川省要摊220万两，最少的省也要摊派10万两。同时，也由于清政府叶公好龙地推行新政，需要耗费大量的金钱，其中，仅练新军一项，全国各地就拨解新军军饷1600多万两，各省都要摊派数十万两不等。还有其他种种名目的支出，再加上漕粮正税，苛捐杂税，百姓的负担可想而知。为了筹措经费，化解财政危机，清政府就巧立名目，多方搜刮。第一是乱增税种。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起，就在通商口岸征收印花税，在湖广征收房捐、铺捐、膏捐，在吉林征收烧窑、车辆捐，在察哈尔征收牛马驼捐，在一些地方还有斗银、畜税、油酒缸课、盐商捐、绅富捐、糖捐、果捐、妇女首饰捐、僧尼巫道捐、赌捐、柴把捐、烟灯捐、学捐、庙捐、自治费、巡警捐、路捐、门牌捐、调查户口捐，等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第二是乱提税率。有的由户部决定在全国公开加收，如盐金加增四文，土药、茶、糖、烟、酒厘金加增三成；有的由各地任意增加税率，诸如粮捐加收、盐引加课等。有的在全国加抽之外又一加再加，全无固定标准。第三是派员查库，严提中饱，官吏报效。查库是清廷钦派大员到各地查明司库进出，将盈余款项强迫上缴。严提中饱是将各级官吏例行贪污的款项收归公有。报效是倡导官吏不定期地向朝廷奉献银物。实际等于承认并鼓励官吏贪污。

更为不幸的是，就在清王朝即将覆灭的最后十几年间，全国各地水旱灾害连年不断。1902年四川发生壬寅大旱，受灾范围达到115州县，每县灾民多达20余万人，少则10余万人；1904年四川再次发生大旱，受灾面积59州县，灾民200万人；1906年长江、淮河流域发生大水灾，苏北有饥民200余万人；1909年长江、淮河流域又连雨成灾，湖北有灾民约400万人；1910年又是大水灾，以江苏、安徽、贵州等省最为严重；1911年大水灾几乎遍及全国，安徽有饥民200万人。天灾再加上人祸，老百姓只能铤而走险，走上暴力反抗的道路。主要有抗租抗粮、抢米风潮、抗捐抗税暴动、秘密会社起义、反洋教斗争以及周边少数民族起事等形式。据资料显示，仅武昌起义前十年中，各种百姓的反抗斗争就多达1300次，而以1907年和1910年为最多，分别达到180次、300次。

客观地讲，正是因为这种内忧外患的形势加剧了清廷的财政危机，进而加速了社会危机。但从本质上，则是由于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与落后，背离了社会繁荣兴旺的大道，因此，不得不在王朝的不断更迭中周期性地破坏社会发展的生产力，将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又一次毁损和浪费掉。其实，清王朝的“末期现象”与历史上的王朝末期一样，都是因为“官逼民反”，才将民众逼上了暴力抗争的冒险之途。清朝末年，就反抗的形式与内容而言，最先也是集中在抗粮、抗租、抗捐、抗税及抢米风潮方面，这既是中国农民反抗封建压迫的传统形式与内容，也是当时社会危机与社会困境比较集中的反映。“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而且，随着百姓生活状况的日趋恶化，也为秘密会社以及革命党人的活动提供了广大的社会基础，当这些力量汇为一体时，就构成了推翻清王朝的基本力量，为辛亥武昌起义的成功做了充分的组织准备。

面对这些危机，清王朝也曾经做过救危的尝试。1901年1月，“西狩”西安的慈禧太后在痛定思痛后，以皇帝的名义发出变法诏令：“自播迁以来，皇太后宵旰焦劳，朕尤痛自刻责，深念近数十年积习相仍，因循粉饰，以致成此大衅，现在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其渐图富强。”但由于推行“新政”的目的不纯，措置失当，最终反倒加速了清廷的灭亡。实际上，新政施行的过程同时也成为激起民众反抗波澜的过程。正如时人所言：“若夫野老乡竖，于一切新政，既为平素所未见未闻，一旦接触于耳目间，自不免传为异事，演成不经之说”，以致最终酿成祸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