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面楚歌的政府

币制改革：四面楚歌的政府

抗战胜利之初，南京政府手头的财力雄厚，为政府整顿税收、平衡财政收支、抑制通货膨胀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但是，国民党政府的决策失误却丧失了这种机会。

随着胜利的到来，战时长期积累下来压抑的消费需求，在战后得到了总爆发，南京政府过高估计了社会总供给，对战时所采取的物价、分配、资金等各项管制措施一律废除，从而使通货膨胀更加漫无限制。加上法币的对外价值被严重高估，外国货排山倒海般地涌入中国市场，外汇有出无进，外汇储备逐渐枯竭。

全面内战开战，所需的经费1946年占政府全部经费的60%，到1947年头几个月就增加到80%。战争支出消耗致使生产萎缩，物资匮乏，政府无限地发行钞票来弥补持续不断的财政赤字，货币飞速贬值，大大损害了百姓利益，财政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抗战时候，老百姓还原谅政府的苦衷，现在政府赢得了抗战，却丧失了人心。

粮价迅猛上涨，齐白石一张画有时还买不到几个烧饼。大学生每月的副食费为2.4万元，1947年5月，这点副食费只够买两根半油条。全国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如火如荼，在全国持续了好几个月。

煤价也上涨得很快，甚至出现了煤荒现象。1946年12月，寒潮侵袭上海，6天共冻死545人。1947年初，北京每百斤煤球的价格是4100元，到了1948年初达到惊人的6.4万元。买不起粮、烧不起煤的老百姓挣扎在死亡线上。

到1948年8月金圆券发行以前，法币发行额增至604万亿元，比日本投降时增加了1085倍，比抗战前夕增加了30余万倍。100元法币1937年可以买2头黄牛，到1945年只能买2个鸡蛋，1947年只可买1/3盒火柴。上海每石大米1946年12月为6万多元， 1947年同期为90多万元，此后到1948年8月则达6000万元。

战争要继续打下去，没有金钱支撑不行，美国人也不愿把钱扔进毫无成效的无底洞。无奈，国府只得自己想办法补洞。宋子文内阁、张群内阁相继采取抛售黄金回笼法币和管制外汇等措施，企图刹住法币膨胀狂势，无奈皆以失败而告终。上海物价如脱缰的野马奔腾不止，1947全年共发生6次大涨，涨势一次比一次猛烈。

纸币贬值加剧，发工资要以口袋搬运。

法币的极度膨胀迫使国民政府不得不改弦更张，以解燃眉之急。1948年5月，国民政府“行宪国大”后，蒋介石就职总统，任命王云五为财政部长。王云五是出版界的社会知名人士，也是金圆券币制改革的策划和推行者。

王云五方案的特点是：用高压手段来推行金圆券，在最短的时间内收兑所有的金银外币，将发行新币与限制物价双管齐下，以挽救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对此许多人士持反对意见。银行家张公权指出，发行新币必须有充分现金或外汇准备，如不减少预算支出，新币必然贬值；人民若对新币不信任，后果将不堪设想。立法委员黄元彬向蒋介石保证，金圆券不过几个月一定崩溃。但蒋已把实行金圆券看作是挽救危机的唯一出路，他声称：“共产党最怕两件事，一个是世界大战，而明年大战就可爆发；再一个是改革币制，稳定经济。”

1948年8月19日，蒋以总统名义明令在全国取消法币，实行金圆券币制，私人不得持有黄金、白银和外汇，限期于9月30日以前收兑，否则一律没收。全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应照8月19日以前的水平冻结。

对饱经政府洗劫的老百姓来说，“违者没收”不是说说而已，只好将金银外币向银行兑换金圆券，短短一周时间内已有金银外币折合2720万美元兑换成金圆券。而深知经济危机底细的资本家就没那么乖顺，想方设法保住手中的金银外汇不愿兑换。

蒋介石对资本家们的不配合非常不满，痛骂上海金融、工商界“只知自私，不爱国家”，委派蒋经国为经济管制特派员督阵上海，以铁的手腕确保货币改革顺利进行。持有尚方宝剑的蒋经国一一召见资本家，软硬兼施胁迫其登记资产，交出金银外汇，声称非打几个“老虎”不可。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刘鸿生被迫交出黄金8000两、美元230万元。上海银行陈光甫明知金圆券就要崩溃，送到中央银行就等于没收，也不得不交出114万美元。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被逼得不敢住在家里，装病住进疗养院。

对不听招呼、私逃外汇的资本家，蒋经国不惜开刀问斩，杀鸡吓猴。申新纺织公司总经理荣鸿元被以“私套外汇，囤积居奇”罪名移送法庭，交保100万美元才得以获释。这一手确实发生了作用，荣鸿元一再叮嘱家人把所有外币金银统统拿去兑换，不要留下来惹祸，荣家收集多年的世界各国货币全拿去换成了废纸。

蒋经国在上海成立“打虎队”，查封拘押一大批从事走私、套取官价外汇、哄抬物价牟取暴利的违法经营公司，连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也被关进大牢。此事震动上海，蒋经国博得“打虎英雄”的称号。但孔祥熙的公子孔令侃开的扬子公司却利用特权囤积了巨量民生物资，照样从事违法经营。杜月笙公开揭发扬子公司，要求蒋经国一视同仁给予查处。这将了小蒋一军，他只得派人去查封。

孔令侃向姨妈宋美龄哭诉，宋美龄急电蒋介石到上海面商。蒋介石不容分辩，责令经国立即停办扬子公司一案，将孔令侃放出。此事很快在社会各界造成恶劣影响，“打虎英雄”成了“只拍苍蝇”的代名词，黯然辞职离沪。

到9月底，国民政府共收兑全国的金银外币1.6亿美元。为加大收兑力度，政府又决定将兑换期限再延长。外国评论员说，政府一只手拿出一片纸，另一只手好像变戏法一样把人民的财富搜刮一空。

政府在强制收兑金银外汇的同时，又强迫冻结物价、工资，禁止囤积居奇。由于铁腕措施，收兑金银外汇取得了一定进展，市场上商品价格也多控制在金圆券发行前的水平。但这种虚假的成效没有实际意义，物价虽稳，却是有市无货，而黑市交易却十分火暴。国统区不断出现存款挤兑和物资抢购狂潮，各店面铺十店九空，上海北平商店纷纷借机关门，老百姓连赖以活命的粮食都买不到，造成人心空前恐慌。商人们寻找一切机会躲藏商品，减少亏损，甚至让货物留在火车车皮内到处漫游。

面临物价狂涨的局势，11月，国民党政府被迫宣布放弃限价，取消金圆券发行最高限额，准许人民持有外币。轰动一时的经济管制只维持了70天。

11月20日，银行开始办理兑换金银业务，各存兑处万头攒动，争相挤兑，不少人被挤死、踩死。金圆券发行限额放开后顿成一泻千里之势，到1949年4月，金圆券发行总额升至5万亿元，6月达到130万亿元，为1948年8月底的24万多倍。票额越来越大，从100元、1000元到1万元、5万元，乃至50万元、100万元，每个中国人包括叫花子全都成了“百万富翁”。国统区百业凋零，唯印钞业一枝独秀。

被人为控制的物价以更惊人的速度扶摇直上。11月中旬，米价从限价时的每石20元9角突破了2000元大关，上涨近100倍。其他各类物品价格也平均超过限价20多倍。到1949年4月，上海地区竟上涨6.3万倍。全国多个城市出现抢米风潮，上海抢米风潮一天内涉及27处。1949年1月，南京的大规模抢米风潮使政府不得不宣布首都戒严。

金圆券发行10个月的贬值速度，比法币发行14年的贬值速度快得多。金圆券贬值之速已经不是早晚市价不同，而是按钟点计算了。普通百姓拿到金圆券后马上就跑步去换成银元、美钞或黄金，稍有延迟即要蒙受贬值损失，人们见货就抢，连锡箔、棺材也在抢购之列。可买5斗米的钱第二天就只能买半斗米，到后来连一块肥皂都买不起。买手纸也要提上一面袋金圆券。

许多地区干脆拒用金圆券。各地军队及机关拒用金圆券，薪饷公费改发银元，人们在核算成本、利润时纷纷改用米、金、银、外汇等为单位，支付工资采用米、生活指数或者外汇，商品交易退化到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广东的造纸厂一次买进800箱票面100至2000元面值钞票充当造纸原料。

这场史无前例的币制改革短短10个月便彻底失败。它不仅没有挽救国民党失败的命运，而且给民众带来深重灾难，无数老百姓拿着一堆的废纸等死，加速了国民政府在大陆的消亡。其唯一的价值是为政府搜刮了2亿美元的金银外汇，作为偏安台湾的经济基础。

蒋介石在立法委员们面前发表了两句“名言”：“军事本来不会垮，被立法委员们闹垮了；金圆券本来不会垮，也被立法委员们闹垮了。”后来，蒋介石将在大陆统治的失败归于经济的崩溃，甚至直接归咎于金圆券。

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下野，代总统李宗仁只得靠不停地印制金圆券挣扎维持。国民政府逃往广州后停发金圆券，改发银元券。广州政府月支费用需4500万元，而各项收入仅2200万元，其余2300万元无法解决。行政院长阎锡山便打起了广东关税的主意，仅此一项就可月收1500万元。但这块蛋糕却掌握在中央系统的特务手上，无法节制。筹不到钱的广州政府重演故技，银元券很快走上金圆券贬值的老路，广州成为港币的天下。

从抗战算起，12年来中国经历了国民党的法币，日伪的联银券、储银券，然后是国民党的金圆券、银元券等几次大洗劫。这几次恶性通货膨胀挖空了全国人民的口袋，全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民党的一党专制政权由此走向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