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次通货膨胀的共同特征

八、我国历次通货膨胀的共同特征

纵观我国历次通货膨胀，有以下几个显著特征：

（一）固定资产投资过度膨胀是基本原因

投资扩张与膨胀是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一个“顽症”。我国前几次发生的通货膨胀几乎没有一次不是由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引起的。当投资规模超过一定限度时，便形成投资膨胀，投资膨胀必然会带来通货膨胀，这已被实践证明是一个“通货膨胀生成定律”。如1993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高达11829亿元，比1992年增长50．6%，是改革开放以来投资增长幅度最大的一年，对当年和次年的总需求膨胀和通货膨胀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92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上涨15．3%，1993年猛增为26．6%（这两年的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分别为5．4%和11．3%），成为我国转轨时期通货膨胀的领先指标，并成为其加速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

图7—11　1991～2004年一季度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21]

2003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26．7%，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24．5%，仅次于1992年和1993年经济过热时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29．1%和35．2%的水平。2003年，我国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也称作投资率）为42．7%，仅次于1993年45．3%的最高水平。占比之高，在国际上都属罕见。

事实上，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过程中都有一个依靠投资拉动GDP增长的过程。韩国的投资率在20世纪90年代初稳定在37%左右，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迅速下滑，目前的比例是25%左右。日本在50年代经济起飞，到70年代投资率基本稳定在30%左右。至于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投资率只有15%左右。和东亚邻国一样，中国经济也一直靠投资推动，投资率从80年代的30%左右，一路上升到2000年的40%。2000年之后，投资率加速提高，2003年达到了43%。这表明，增加单位GDP所需的投资越来越多，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资源投入而非技术进步基础上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一是加剧煤、电、油、运供求矛盾，造成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我国从2002年11月份开始，煤、电、油、运告急。2003年我国电增长15．5%，煤生产量达17亿吨，均达历史最高水平，但却满足不了生产的需要，2004年的煤炭供应缺口估计达1．2亿吨；电力供需形势比2003年更加严峻，最近商业部指出，电力短缺已经影响到21个省份，占中国所有省份的2／3。电力短缺在夏季到来的时候将更加严重。据估算，2004年总体电力缺口将增加到2000万千瓦。值得关注的还有货物运输能力的显著滞后，表现最突出的是铁路和海洋运输。各地向铁路部门申请车皮的数量由过去的日均16万辆一下子猛增到28万辆，但铁路实际运输能力只能满足近10万辆，满足率不到40%。实际上任何总体的过热，都不是所有行业和地区都过热，总是要从某些行业、某些地区率先表现出来。1992～1993年的过热主要表现在房地产和部分地区，这次过热主要表现在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根据经济学中的“木桶短板定律”，木桶的实际容量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其余高出的木板是无效的。由于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所以高消耗行业的迅速扩张必然导致重要原材料供求紧张，导致经济在不协调的状态下增长，制约总体效益的提高。二是增大了经济运行的潜在风险。投资过热常常伴随着信贷过热，过热之后往往是大量不良资产形成和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降。如果投资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则甚至可能酿成金融危机。2004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对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投融资情况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04年2月末，钢铁、水泥、电解铝三个行业的投资项目中，42%的资金来自银行贷款，其中30%直接来自银行贷款，另有12%通过企业自筹间接来自银行贷款。此外，这三个行业的资产负债率均在45%以上。

（二）农业生产对通货膨胀的基础性制约

1980年通货膨胀加速的导火线是1979年的农副产品提价形成的不利供给冲击，但其所受到的巨大通货膨胀压力则是由改革前10多年的供给严重短缺所逐步积聚起来的。而通胀率之所以保持在6%，没有趋向更严重，其实际约束力亦来自农业。众所周知，改革前数十年农产品的计划定价，事实上是以政府行政力量人为地长期使农产品的价格低于其价值。工农业产品数十年的剪刀差价，其正效应是为国家的工业化建设积累集中了可贵的资金。但其负效应却是一方面农业的发展长期失去了本应拥有的自我补偿能力；另一方面加工工业则长期靠低价农业原料支撑，养成了对商品等价交换的不适应性。以此观之，发生在我国农村经济改革成功之际的第一轮通货膨胀，乃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首先，国家合理调整农产品价格，既表示农产品作为商品其价格向价值的回归，同时也意味着经济体制转换中价格形成机制的合理化。而通货膨胀维持在轻度水平，则又是得益于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功，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换言之，一部分潜在的通胀因素被农业自身生产率的提高消化了。第二，从这一轮通货膨胀的实际内容可以明显看到农业的刚性制约。在农村改革成功地释放出巨大增产能量的同时，我国人口递增和耕地逐年减少，这两大因素又反作用于农业生产，我国人均耕地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32。由于土地的不当使用，近几年来，我国可耕地面积呈较快下降趋势，导致农业产品在产量增大的同时其成本亦逐步上升。1994年是本轮通货膨胀的高峰期，统计资料表明，食品在1994年全部消费品中价格上涨幅度最大，在21．7%的通胀率中约有15．9个百分点是由食品涨价所推动；在主要原材料、燃料、动力的价格指数中，农副产品类和纺织原料类价格上涨幅度大大高于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化工原料等；在工业品出厂价格中，生活资料上涨幅度大大高于生产资料。第三，2003年以来的经济过热，也与粮食和部分农产品价格上涨有关。从2003年10月中旬开始，中国主产区小麦价格突然强劲上涨，平均每吨涨幅在40～80元；与此同时，玉米价格出现反季节性上调，油菜籽和水稻收购价格也比上年同期上涨。2004年以来，这种形势仍未得到改观。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公布的160个农区物价信息网点县调查显示：一季度的主要农产品价格总体仍在高位运行，多数农产品价格高于去年同期，其中各原粮品种价格与上年同比继续保持上涨势头，稻子、小麦、玉米和大豆的涨幅均在20%甚至30%以上。值得重视的是：农业是提供食物的领域，“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的条件”^[22]，所以，由农业的原因所推动的物价上涨会更集中地在市场供求关系上表现出来。正如马克思所言，供求规律“在生活必需品领域内所起的作用，要强烈和有力得不可比拟。”^[23]

（三）金融调控与通货膨胀风险有直接联系

金融调控与通货膨胀风险的密切联系，在历次通货膨胀中得到如下反映：①尽管每次通货膨胀成因具有明显差异，但最终均是货币超经济发行诱发的结果。货币超经济发行有政府主动扩张的因素，但货币供应量更多地呈现出被动扩张的特征，“倒逼机制”处于不断强化的状态。②货币超经济发行更多的并不是在过热期，而是在经济启动时期。在实施金融紧缩，物价形势明显改善后，政府往往急于以注入资金的方式启动经济，改善企业“三角债”等支付性困难。虽然可能在短时间内缓解企业资金紧张等问题，但却使经济启动期出现货币过度发行，物价出现较快反弹。③金融紧缩是防范通货膨胀风险的有效措施。20世纪90年代（除1993年外）中，政府实施了单一从紧的货币政策，从而保证了经济高速、持续增长和物价水平的回落。政府在宏观调控中更多地运用了货币政策工具，且运用次数及效果均较为明显，特别是1993年下半年以来的金融紧缩，对控制物价水平起了极为明显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