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在“经济躯体”上的外衣

披在“经济躯体”上的外衣

英年早逝的经济学天才熊彼特在其经典著作《经济分析史》中，把经济思想史上的经济分析分为两派：一派称为“真实分析”派，另一派称为“货币分析”派。［3］

“真实分析”派的重要假设是，经济领域的所有重要现象都是由商品和服务的物物交换构成的，商品和服务的真实生产及其交换才是最重要的。货币仅仅是真实经济中的交换媒介，不会对真实经济的财富创造起到实质性的作用，或者说货币对真实经济体来说是中性的，是披在“经济生活躯体”上的外衣。虽然“真实分析”这一派也分析了货币，但这种分析可以说是“没有货币的货币分析”，熊彼特把这种货币论称为“商品货币论”（Commodity Theory）。

而“货币分析”派认为，真实经济中的就业和产出都是用货币来计量的，实际上不存在所谓的“真实分析”，“真实经济”传递给人的实在感实际上是幻觉，在货币化的经济体中，所谓“真实经济”是通过货币的换算和过滤之后传递给人的。而且非常重要的是，整个社会报酬结构的形成最终是依靠货币的收入和支出来实现的，货币、信用创造和金融资源的成本是整个经济运行的核心。我们通过货币来分析“真实经济”，才能真正抵达“真实经济”的“真实”，这成为“货币分析”派的主要论点。熊彼特把“货币分析”派的货币论称为“信用货币论”（Claim Theory）或法定货币论；我们也可以把“货币分析”派称为“只有货币是重要的”的货币分析或“没有真实经济的真实分析”。

熊彼特所做的区分意在指出，从亚当·斯密甚至更早的古典经济学家开始，几乎所有的主流经济理论都偏向于“真实分析”，而不是“货币分析”。那么古典经济学家是如何把历史上那种隐藏在道德意义下的古老货币观进一步复苏和系统化的呢？他们是如何看待“真实的物物交换”经济体下的货币的呢？

古典经济学家们是与欧洲资本主义一同成长起来的，关于货币和货币制度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从亚当·斯密、大卫·休谟等早期古典学家开始，就都认为是不重要的，或者“货币只是笼罩在实际经济运行上的一层面纱”，虽然它们有了这样或那样的变体。换句话说，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的观察与资本主义恰恰相反，认为资本主义实际上关心的并不是货币、资本或者赚钱，而是商品和服务的物物交换。

古典经济学家企图强调最终财富并非内含在金银当中，这一点我们可以理解。因为他们的目的是对重商主义的缺陷进行无情的批判，尤其是对重商主义所主张的“财富包括或者就是金、银，国家应该通过设立关税实现贸易顺差来积累金、银这些财富”进行批判，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肩负着更新重商主义货币论以开启自由贸易的历史使命，但这似乎又有些走过了头。

古典经济学派认为货币本身并无内在的价值，其本质是充当经济交换的媒介，其产生是为了降低“物物交换”的交易成本，或者说货币是“自发秩序”的一部分，是市场追求自我利益的副产品。他们认为货币只有交换价值，它通过调剂物物交换的时空差异，形成对商品和服务在这里或那里、现在或未来的购买能力。

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专门花了四章来探讨货币的起源和效用以及货币与商品价格的关系，他特别区分了商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以及商品的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他从劳动价值论出发，意在指出商品的真实价格来自劳动，而并非货币影射出来的货币价格。金属货币主要是作为交换工具，用于克服“物物交换”的困难，其价值由劳动量决定，而纸币只是贵金属的另外一种表征形式，本身没有实际意义。［4］

大卫·休谟是亚当·斯密的同代人，其《货币论》开篇就说：“严格地说，货币并不是一个商业方面的问题，而只是人们约定用以便利商品交换的一种工具。它不是贸易机器上的齿轮，而是一种使齿轮的转动更加平滑自如的润滑油。如果单就一个国家自身来考察，那么货币量的多寡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商品的价格总是与货币的数量成比例的，所以，哈里七世时代的一个克朗的作用，就和今天的一个英镑相等。”后面他又说道：“有一位名叫阿那查西斯的塞西亚人，在本国从未见过钱币，金银在他看来，除了在计数和算术方面有帮助之外，对希腊人似乎毫无用处。十分明显，货币只是一种劳动和商品的象征，一种评价和估计劳动和商品的方法。”［5］

80年后，约翰·穆勒在其巨著《政治经济学原理》里重新考察货币时这样写道：“然而，如下一点是明显的，即单纯采用一种特殊方法来相互交换各种商品——先以物品交换货币，再以货币交换其他某种物品，不会影响交易的根本性质。各种物品并不是真正用货币来购买的。没有一个人的所得（除了金银矿开采者的所得）来自贵金属……总之，在社会经济中，货币从本质上来说是最无意义的；它的意义只在于它具有节省时间和劳动的特性。它是一种使人办事迅速和方便的机械，没有它，要办的事仍可办到，只是较为缓慢，较为不便。它像其他许多机械一样，只是在发生故障时，才会产生它自己的显著而独特的影响。”［6］

约翰·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三篇“交换篇”中对货币、信用、价格等进行了极为详尽的考察，但是就其本质而言，我们仍可称为一种“真实分析”，或者叫“有货币的非货币分析”，他甚至认为货币的作用是表面的，它时常破坏经济过程真实的特征。

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的货币论述后来被人们统称为“货币数量论”。进入20世纪后，“货币数量论”又被耶鲁的第一个经济学博士欧文·费雪用一个精致的数学方程式“盖棺定论”。欧文·费雪是学数学出身的，他在耶鲁大学数学系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在1911年出版的《货币的购买力》［7］一书中详尽地推导出MV＝PY这个公式，这个公式基本上代表了“货币数量论”的数学化形式。

他的这本书和这个公式引起了很多争议，有人不认同这个公式（像凯恩斯），而认同“货币数量论的老收入方程式”或者“现金余额的剑桥方程式”；有人认为这个方程只是同义反复，无甚意义；还有很多人对这个公式如何解释有很多争论，认为公式中的四个变量每一个都值得仔细探讨，比如这个公式是应该从左边推到右边，还是应该从右边推到左边；等等。“货币数量论”和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一样，极其古老，但又极其现代，在现代主流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中仍能找到其痕迹，例如这一理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米尔顿·弗里德曼牵头的“货币主义学派”中又被复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