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后期的政治经济与赋税特征

第一节　清后期的政治经济与赋税特征

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清自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丧权辱国条约的签立，中国社会逐步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演变。早在16世纪初，西方一些国家就开始到中国进行海盗式的掠夺。但直到18世纪以前，他们还处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还不具备大规模入侵中国的力量。18世纪中叶以后，英、法、德、美等国先后进行了产业革命，工业生产的飞跃发展，新式交通工具的使用，使他们输出商品的能力和欲望大大增加。英国资产阶级在巩固了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以后，变中国为殖民地的欲望更加迫切。

清朝政府为防御海盗式的掠夺，保护封建经济，实行了一条消极的闭关锁国的政策。而英国资产阶级即以极端罪恶的手段向华输出鸦片。在获取巨额利润的同时，毒害中国官民身心健康;又联合外国列强(侵略者)多次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迫使腐败的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从中取得在中国开商埠、辟租界、管理海关，开矿、设厂、造铁路、办银行以及在中国沿海和内河自由航运等特权。中国财政经济命脉逐渐为他们所控制，财政、经济等自主权亦随之逐渐丧失。

二、清代后期的社会经济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列强相继在中国设厂开矿，扩大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三管齐下，使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逐步解体。对此，近代改良主义者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一书中作过如下评述: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柏树皆弃为不材;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此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所以然者，外国用机制，中国用人工，华人生计，皆为外人所夺矣。外国侵略者在大量输入商品的同时，又控制了中国的农产品市场，大量掠夺农产品。农民在家庭手工业受到破坏后，不得不种植市场需要的茶、棉花、大豆、烟、桑等。据粗略统计，从1843年至1894年的五十多年时间里，外国列强在中国相继设立的企业就有一百九十一个，工业资本将近二千万元。清政府洋务派官僚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在“自强”的口号下，创办了军事工业，设立机器局，制造洋枪洋炮和轮船。19世纪70年代以后，洋务派在“求富”的口号下，兴办了一些民用工业和开矿事业。其经营形式有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三种，主要是官督商办。这些企业是“官”与“商”、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官督商办的企业享有某些特权，如拨借官款、免税、减税和专利垄断等。它们在生产和经营方面有民族资本工业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条件。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出现得晚，19世纪70年代才有部分商人和地主官僚投资于近代工业。这些企业一般规模狭小，投资不多，以轻工业为主。由于民族资产阶级自身力量薄弱，不能不依赖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政权，企业的机器和原料要向外国购买，技术人员要向外国聘请，有的企业还要向外国借资金，开办企业要取得政府和官僚的支持，否则就难以办成。因此，在帝国主义和封建政权的夹缝中生存，它既具有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斗争的一面，又有妥协的一面，带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色彩，但它毕竟代表着当时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

三、清后期赋税的特点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赋税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由独立自主的封建赋税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赋税。清后期的赋税具有以下特点:

(一)加重旧税开征新税

马克思曾对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繁重的赋税作过这样的论述:“1840年不幸的战争后所要付给英国的赔款，巨大非生产的消耗，鸦片贸易引起的金银外溢，外竞争对本地手工业制造业的破坏性的影响，国家行政的腐败状部——这一切，造成了两个结果:旧税更加繁重而难以担负，旧税之外又增加了新税。”加重旧税，开征新税是清后期赋税的主要特征。

旧税的加重显著地表现在田赋和盐税上。新税的开征以关税和厘金为最重要。清后期的关税，随着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的加剧，税额增长很快，成为清政府财政收入的大宗。厘金课及百货，见物就征，一物数征，是清后期的一种恶税。

(二)税收作为外债担保

由于赔款转为外债，按期偿付赔额和息款，被迫以税收作为担保品。从1858年中法《天津条约》规定，清政府对法赔款可用关税“会单”偿付开始，到“庚子赔款”时，常关税和盐税也充作担保品了。而且，还允许债权银行到海关去收税。这样，作外债抵押用的关税完全受外国“债权人”控制了。

(三)关税自主权丧失

外国侵略者通过与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先后夺得了中国海关行政管理权，关税的支配权和保管权。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彻底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