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次薛的《各国战时财政政策》

二、蔡次薛的《各国战时财政政策》

蔡次薛(1908～2003年)，江西九江市人。1929年毕业于江西省立四中高中师范科。1930年考入上海光华大学，次年转入上海国立暨南大学经济系，1934年毕业。毕业后曾任暨南大学附中、南宁国民中学、国立十一中等校教员。1941年至1944年任湖南省立商业专科学校讲师、副教授。1944年至1946年任湖南国立商学院副教授。1946年国立商学院并入国立湖南大学，任副教授、教授。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任中南财经学院(今中南财政政法大学)教授，1988年退休。著有《各国战时财政政策》、《隋唐五代财政史》。

抗日战争时期，蔡次薛从财政经济角度，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进行口诛笔伐。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大量关于论述战时财政的文章。1942年，他在《中央日报》湖南版上发表长篇连载文章，题为《各国战时财政政策》，共十余万字，同年由中央日报湖南分社辑为单行本发行。

《各国战时财政政策》一书分五部分:“前言”;“前次大战时各国的财政经验”;“各国当前所采取的财政政策”;“中国战时财政政策”;“结论”。

在“前言”部分，蔡次薛主要介绍了“战时财政”的定义及西方各国有关战时财政问题的研究动向。蔡次薛引述德国财政学家考尔漠(Gerhard Colm)关于战时财政的定义为:“战时财政的任务，是使经济的战争能力发生最大的限度”。“这意思是说，现代战争所消耗的资源，应使其继续不断的供给，直至战争结束为止，至于如何筹措这庞大的资源，以供战争的需要，则为战争财政的使命”。^[20]两次世界大战前后，战时财政问题成为各国财政问题的焦点，“无论官文书的记载，政治家的报告或学者间的著述，没有不涉及战时财政的”。由于战时财政理论的发展，战时财政在西方各国大学中已经成为一门时髦的学科，“如英国著名的伦敦经济学院及一九二七年新设立的帝国国防专科学校均将‘战时财政’列为讲授科目之一，德国自一九三四年起，在各大学中均增设‘战时财政’一科，日本在各大学亦仿英德各国先例，相继增设‘战时经济财政’讲座”。^[21]

蔡次薛认为，“现代战争完全是国力的总决斗，各国在争取胜利的目标之下，是不计任何牺牲的，所以任何国家一经转入战争，必须立筹极充裕的财力为后盾，此为各国政府所一致遵守的原则”^[22]。为了筹得财力，各国均不惜采取种种措施以广辟战费来源，具体措施有七种:增税、募债、发钞、备战储金捐、爱国捐、变卖公产和征发。其中最重要、且为各国所通用的方法是增税、募债和发钞。他具体分析了德、英两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筹集战费上的经验和教训。他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筹集战费的策略，侧重于发行公债与通货膨胀，而未能充分利用加税手段，结果引起财政上的空前危机。而英国所采取的战费筹措方法“较为健全”，即注重于“租税政策”。“在上次大战开始的四年中，英税收总额合为三百八十万万马克，而同时德国之税收总额仅为一百一十万万马克，由两国税收数字的悬殊，即可想见英国运用租税政策的彻底”。^[23]

蔡次薛在分析英、德两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战费筹措的不同办法及其所导致的不同后果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战时财政应“先发公债以适应战费的紧急与巨额的需要，然后增加租税，以为偿还公债本息的基金，减轻通货膨胀的危险与战后财政上的困难”。^[24]

在“各国当前所采取的财政政策”部分，蔡次薛分侵略国家的财政政策和反侵略国家的财政政策两个方面作了介绍。

在侵略国家财政政策方面，他介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德、日、意三个法西斯国家的财政政策。从德国方面来说，“德国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采取通货膨胀的失败，于是在此次大战中，对于通货政策的运用特别慎重”。德国强化了租税政策，租税收入“可敷德国现行战事所需半数以上的经费”。^[25]此外，德国特别重视货币政策，规定马克为被德国占领的欧洲各国的中心货币，建立以柏林为中心的集中清算制度。同时，德国在其占领的各国境内，利用原有中央银行继续营业，增发各该银行券，以吸收该国物资，将通货膨胀的掠夺政策输出到各占领国。在日本，一方面实行“通货防止”政策，以避免引发恶性通货膨胀;一方面实行增税政策，“为增加收入，抑制购买力起见，实行以间接税为中心的增税”，其增税政策力度之大，达到了“竭泽而渔之境”。^[26]此外，日本还通过发行公债、储蓄奖励等措施筹措战费。意大利弥补战时财政赤字的方法为增税和募集两种。在增税方面，战争开始后，增加了不动产资本税、临时公司资本税和个人企业资本税等三种资本税。

在反侵略国家的财政政策方面，他介绍了英、美、苏(联)三国的财政政策。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以增税为筹措战费的主要方式取得了成功，因此，此次世界大战，“仍继续上次大战的经验，以增税为其重要财政方针”^[27]。具体措施包括:加征所得税和过分利得税;提高遗产税税率;加课奢侈品税;开征购买税以限制人民消费。在公债政策的运用上，英国注意以低利率举债，以减轻战后的财政负担。美国在战时，一方面通过严格限制私人与公家的支出以紧缩开支，另一方面通过租税与公债政策扩充收入。由于美国国力强大，租税政策和公债政策运作空间都很大。苏联则一方面依赖英美军火器材的接济，另一方面注意本国丰富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关于中国的战时财政政策，蔡次薛认为应该遵循四大原则:“在不妨碍国民生产力之发展的限度内，尽量加税”;“视国民的储蓄力，增发公债吸收游资，而以租税为其担保”;“视财政急需的程度与社会需要的情形，作有限度的通货膨胀，以刺激社会生产并辅助政府财政收入”;“在不妨碍本国主权的总范围内，尽量利用外资举借外债”。^[28]他将中国战时财政政策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健全租税体制。我国战前租税制度偏重于间接税中之关税、盐税和统税三税。抗战爆发后，随着沿海及东部地区的沦陷，此三税收入锐减。抗战时期，中国开始建立以直接税为中心的租税体系。“直接税系以富于纳税力强的人为课税对象”，它“是一种不易转嫁的良税”。^[29]此外，我国在抗战时期对旧税进行整理，举办战时消费税;实行盐铁专卖制度;田赋改征实物。

第二，推进债务，奖励储蓄。具体包括:募集内债以吸收游资;举借外债以充实财力;积极推进储蓄。

第三，安定金融，平抑物价。具体措施有:收缩通货，提高币值;加强管理银行业务;控制物资平抑物价;树立自治财政基础。

蔡次薛通过对中外战时财政政策的分析得出几点总结性结论:第一，财政政策的好坏对战争的成败胜负发生决定性影响。各国对于各种战时财政政策的运用不尽相同，“是以各国处理战时财政所得的结果，亦不一致”。第二，在战争时期，国家财政为战时经济的核心，“战时财政政策必须与战时经济政策密切配合起来，才能发挥它伟大的力量”。第三，战时财政政策不仅仅是筹款，“其着重点还在全国人力与物资的动员”。反侵略各国的人力与物资“都不知比侵略国要大多少倍”，“如果尽量把它们动员起来，决非侵略国可以匹敌”。第四，抗战以来，我国政府“以远大的眼光，审时度势，采取了一种最称稳健而具实效的财政政策，以适应目前环境的需要，并为战后财政建立了良好的基础，较之列强处理财政的方法与手段，并无逊色”。“凡我国人民应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物出物’的原则之下，一致拥护政府的主张和政策，使抗建大业，早获成功”。^[30]

蔡次薛的《各国战时财政政策》发表在国民党中央所办的《中央日报》上，因此，它对国民党政府的战时财政政策的评价有许多溢美之词。但在中国抗战处于最艰苦的相持阶段，也有必要鼓舞士气、凝聚人心，因而该书对国民党政府战时财政政策溢美之评应置于当时特殊环境、特殊时代背景加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