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期货市场研究

二、新中国期货市场研究

在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社会条件下，大陆学者对期货鲜有提及。20世纪80年代中期，陈宝英(1985)^[9]、司徒怀(1989)^[10]发表了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期货方面启蒙性的专著，内容主要以介绍国际期货市场、期货功能、规则及交易机制为主。

1990年，国务院批转商业部等八部门《关于试办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的报告》，同意试办郑州粮食批发市场。这一中国期货市场开始孕育的标志性事件之后，关于期货市场的著作逐渐增多。张延衡(1992)的《中国期货市场:起步、转换和发展》是在中国期货重生之时的一部有前瞻性的著作^[11]。1992年，中国商品期货正式开始交易，此前曾参与研究论证和建设期货市场的学者型官员陆续有著作问世，介绍期货市场，如田源(1993)^[12]、常清(1993)^[13]等就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世界期货市场、期货交易的一般理论及制度和国内的期货市场，蒋洪波(1993)介绍了东亚地区期货市场的概况^[14]，陈拔中等(1993)则介绍了期货交易的基本概念、历史与发展、国外期货市场^[15]，叶万春(1994)介绍了重生不久的期货市场的概况^[16]，董瑞华等(1995)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国际各期货市场的概况^[17]。这一时期关于期货市场的著作，主要以介绍期货市场为主，理论研究较少。章星、朱立南(1994)在介绍期货市场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回顾了期货市场发展的简短历史，提出了期货市场的问题，如法律缺乏、监管不统一等，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18]。

受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的种种特点所限制，中国期货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一度非常尴尬。首先，期货市场的金融行业特性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中国期货市场的恢复源于商品现货市场价格波动，商品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紧密相连，从一开始，中国期货市场的制度供给者——政府就没有把期货市场视为金融市场的一部分，如开展经纪业务的期货经纪公司被规定为按服务业纳税和管理。其次，虽然商品期货是相关行业套期保值的得力工具，但在当时的大宗商品价格尚未放开情况下，避险需求并不紧迫，且期货市场具有“零和游戏”的外部特点，使一些不能正确理解期货市场风险投资特点和避险功能的人未受其利，先蒙其弊。与为国有企业脱困融资的证券市场功能相比，期货市场避险功能的发挥尚缺乏必要的社会、法律、经济和组织环境，所以证券市场受到了制度需求者——国家的高度重视，在制度创新方面得到了国家积极推动，而期货市场则受到了政策抑制。

进入第一次规范整顿后，期货市场的研究受其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影响，有关期货介绍性的著作减少，但理论研究逐步增多，主要集中在社会功能的阐释、规则制度的讨论及市场风险的描述方面。在期货市场的研究中，除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的陶琲教授、中央财经大学的童宛生教授、北京工商大学的胡愈越教授等外，学界的研究并不持续和广泛。陶琲(1997)^[19]、童宛生教授(2004)^[20]指出，期货市场在中国的发展有客观经济基础，社会功能已初步发挥，但仍需完善功能发挥的外部条件，期货市场应严格控制市场操纵和违规违约行为。胡愈越(1999)针对期货市场的结构调整指出，交易所的精减合并使中国的期货市场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大品种死，小品种活”的现状堪忧，套期保值不足、过度投机的结构需要改善^[21]。期货市场业内人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某些品种市场功能发挥上，这些研究者有当初发起期货市场研究及在后来继续参与期货市场建设的原政府官员，如田源、常清等，主要是对相关政策、组织、事件、市场制度等进行探讨，与国外进行比较研究，以为中国的期货市场发展提供借鉴。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期货市场进入稳步发展阶段，期货市场研究有所活跃。常清(2001)从国际经济与国际竞争角度着眼，通过比较研究国内外期货市场的发展道路、管理与立法等诸方面，并提出了中国期货市场两步走的战略，以及相应的战略措施:体系化决策，认真借鉴国际惯例，按规范与发展并重的思路修订《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推出新品种，发展商品基金等^[22]。禇袂海(2001)侧重于期货市场本身的风险因素、风险控制和处理^[23]。侧重于理论分析的有上海财政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2005)、欧阳日辉(2005)等。上海财政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用现代产业组织理论研究了中国期货业及其产业组织，对期货业的历史进行了回顾，提出了期货市场兴起、治理和整顿、规范发展的阶段划分，对政府规制、交易所治理与市场结构、交易所行为绩效、期货经纪业市场结构及市场行为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政府规制改革、交易制度改革、建立期货业竞争政策、引导国有企业参与期货市场的政策建议^[24]。欧阳日辉用制度经济学方法分析了中国期货市场的兴起、发展进程、宏观效率和微观效率^[25]。还有一些学者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了国内期货市场的有效性，如李兴邦、李丕东(2005)通过对郑州小麦、大连大豆、上海铜等品种自相关系数的分析，拒绝了期货市场弱势有效的假设^[26]。而程淑芳(2006)则通过对沪铜和郑棉两个品种序列相关检验、游程检验和单位根检验，得出了与李兴邦不一样的结论，认为我国期货市场的弱有效性假设成立^[27]。韩冰等(2005)主要用方差比检验方法，证明了中国三个期货市场基本功能发挥不理想，只有部分品种能达到弱势有效^[28]。徐剑刚等(2006)通过对上海铜的分析，认为我国铜期货价格形成过程中，市场更多地利用离岸信息^[29]。

在2004年初《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九条)发布后，关于上市期货新品种的研究呈现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如王孝成等(2005)提出上市石油期货的必要性^[30]，朱振荣(2007)论证了我国已具备上市股指期货的条件^[31]，刘莹等(2007)^[32]、黄解宇等(2007)^[33]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期货市场和石油定价的关系以及开展石油期货的可能性。其他关于上市品种的研究还有段国栋(2007)^[34]、何蒲明(2007)^[35]、王锋(2007)^[36]、尹晨(2007)^[37]、余刚(2007)^[38]等，分别讨论了航运费、生猪、煤炭、天气、电力等品种期货(期权)交易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