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苗法与青苗法的区别

二、官营借贷——青苗钱⁽³⁵⁾和市易法

在农村，猖獗的高利贷活动既是促使一般农户破产的重要原因，又是促使豪强兼并客户的一条绳索。宋因旧制，设有常平仓、广惠仓，按规定，丰年各州县府应提高谷价，大量收购，增加储备;荒年则低于市价出售，以救荒赈灾;“户绝田”由政府募人耕种，救济老幼贫疾不能自给之人。就常平法本身而言，农户之苦，不啻是在灾荒年景，每年青黄不接之际都会使他们在高利贷的压榨和驱使下而走投无路。即便是平仓救济，得益者也往往是城市里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市井之徒。更何况在实施过程中，有的购买不便，羼假应数，价格极高;有的官员抽出籴本以营私;有的与富商大户相勾结，共同渔利;有的“厌籴粜之烦”，“不为急务”;有的官府挪作军用，“蓄藏已尽”。到11世纪30年代，宋政府为补充兵饷，挪用常平仓本钱以助军费，于是官设常平仓，调节粮价，救济农民的作用已渐消失，加之先天不足，本身的缺陷，对于常平仓、广惠仓作法的改造已是刻不容缓了。

王安石根据自己在浙江鄞“贷谷于民，出息以偿”(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一)的作法，并参照宋仁宗年间(1425)，陕西转运使李参在该路推行青苗钱(由当地百姓自己计算当年谷麦产量，向官府申借，谷熟后偿还)的成功经验，认定青苗法可以“一路之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于田作之时不患阙食，国可选官劝诱，令兴水土之利，则四方田事自加修”。就是说，一是可以扶助贫民下户在青黄不接，田作之时，不荒农事，不乏食用;二是贵发贱敛，平物价，广蓄积，新旧相因，邦物不腐耗，公私两便;三是在限制高利贷者、豪强兼并之家乘虚而入，对农业生产起破坏作用的同时，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出自“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裒(póu，取出)多益寡”的目的，熙宁二年(1069)九月四日由制置三司条例司制定颁布。国家利用各路常平、广惠仓的钱谷和广惠谷的部分钱谷约在一千五百万贯石以上为本，发放农业贷款，以扶助农民青黄不接或灾荒的困难。其具体做法是，夏秋两季未熟前，自愿请贷的农户将所贷粮食折成现钱贷付。贷放数额则按农户资产状况确定，分成五等，第一等户每次不得超过十五贯，第二等十贯，第三等六贯，第四等三贯，第五等一贯半，倘有多余时，三等以上户可多贷。利息三分或二分。五户或十户依贫富搭配，结为一保，三等以上有财力的可充任甲头。归还时，随税(夏秋分别于六、十一月)纳还。遇有灾荒时，推到下次收获后再还。青苗法初行于河北、京东和淮南三路。每路置提举官。在尚未取得成功经验的情况下，就向全国诸路推行。

时人评论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善，还为扰民”。前人分析，新法之速到十议，是由于神宗亟行新法，违背石安初意，加上用人不当，迫于无人，司马光等之不与合作，自己亦未荐一人。今人或则分析关键是未找到推行新法的合格人选，难免在推行中走样变形，失去本意。青苗法遭到最激烈的反对，就在于实际执行过程中的不同认识，不少州县以多散为功，强迫有钱而不愿借贷的人借青苗钱，以便多收取利息;而对于急需贷款的穷苦百姓，只怕日后还不上本息，反不予以借贷。有些州县将整数交给若干百姓，也不管他们是否愿意，就责成他们互为保证，秋后连本带利归还;更有甚者，未贷于民而无中生有地向他们索取本息。这些问题，不是出在青苗钱办法本身，而是出在执行者，在于吏治的问题。因而与唐代刘宴的两税法相类。事隔二十年，到了哲宗元祐六年(1091)，御史中丞赵锡君据实说了一段话，算是做出个客观而又明确的判断。“比岁以来，物力凋敝，甚于熙宁、元丰之间。至人复思青苗之法行而不可得，岂非诸路钱货在官者，大抵数千万贯，率常壅滞不发?旧法虽未尽善，逐年犹有钱货千百万贯流布民间，籴粜之法虽善而不行，则民间钱货无从而得，所以艰难困匮反甚于前，不足怪也。况谷贱而贵籴，谷贵则贱粜，丰年不至伤农，凶年不忧艰食，公可以实仓廪，私可以抑兼并，安国裕民，无以过此⁽³⁶⁾。”青苗钱虽然取息，但重在流通;钱币流通加速，则钱重货轻之患易于缓解。社会若总是滞留在自然经济的实物形态上，好似农村，农民与钱总是无缘，对于他们总像是一种灾难，这较之王安石的进化论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不可等量齐观。更何况王安石采取了相应措施，开钱禁，加大流通的自由，等，商品货币经济已经发展到宋代，按理而论，只能疏导、支持，不能扼杀、排斥，此一关系至大，后果完全不同。

在城市，拥有雄厚货币资本的大商人，一方面在交易活动中采取种种手段剥削、勒索普通居民和中小商人;另一方面为高利贷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促使高利贷和典当业滋长横行。鉴于西汉桑弘羊推行平准法，熙宁三年秦凤路(包括陕西、甘肃和青海各一部)经略司的王韶建议在本路设置市务司，“借官钱为本，稍笼商贾之利。即一岁之入，亦不下一二十万贯⁽³⁷⁾”。自称“草泽”的魏继宗建议设立常平市易司，从大商人手中夺回“开阖敛散之权”归官府;平抑物价;使官府分享部分商业利润，以增加财政收入。熙宁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在汴京设立市易务，从内藏库拨出100万贯、京东市87万贯，计187万贯作本钱。以后，京师市易务改为都市易司，总管全国市易务外，其边境和各地重要城市都相继设立了市易务。市易法12条，与官营借贷关系密切的有:“契书金银抵当”，“结余赊清”;市易务的个别监官勾当(主管)公事官由大商人出任，他们可以借到官钱，却须“以地产为抵”，年付20%的利息;投充行人者亦须申报产业，或借他人金银作抵，五人以上结为一保;一般行贩亦可结保向官府借钱。市易务根据各行铺抵押财产的数量来确定“均分赊清”，交给他们货物后，酌加利润出售，赊销时间限为半年或一年，偿还赊销货款时，半年须支付利息10%，1年则20%，逾期不还者每月加罚金2%。在实施过程中，索取的利息，除购货销物外，还有所谓“缓急”、“丧葬”，以至“抵当银捐，米麦”等名目，经营的财货范围大大超过了规定的界限。从熙宁五年至七年，市易务获得的息钱就有1043030多贯，市例钱(市利钱)近98000贯。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商人的投机活动，控制住物价，有利于商业繁荣;同时确实使官府除获得大量利息收入外，也大大增加了商税收入，给国家财政帮了一个大忙。

革新派与反对派展开的争论，第一轮围绕着青苗法进行，焦点问题有三个:一是官营借贷要不要收息，如要收息、标准如何掌握;二是官营借贷方式，是散俵(biào，分配)和抑配的是与非;三是青苗法可不可以取代常平法，即货币借贷能否取代实物借贷。第二轮的争论，本文从略。